|  |
 | | 汽车召回制度是否不合国情 |
中国消费者正在从接二连三的“汽车召回”中受益，国际汽车巨头带来的召回概念成了新闻热点，然而，一则报道《汽车召回不适合中国》给消费者泼了一头冷水。
９月５日北京《财经时报》的这一报道说，作为国家汽车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机械局汽车处有关人士称，“等到国家发现国产汽车的问题以后再要求生产企业召回，损失太大，企业和国家都承受不起”，“如果在中国搞召回制度，就好像男同志穿裙子，不伦不类”。
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当事人、国家机械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汽车行业管理处调研员杜芳慈。他匆匆看了记者带去的这篇报道说：“最后这段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无论中国是否建立汽车召回制度，杜芳慈说，中国企业的汽车卖到美国，就得遵守美国法律规定的召回制度。他并且同意这个预言————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实行汽车召回。（以下问答双方简称记、杜）
记：您是否认为，“汽车召回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宜实行”？杜：我不说这件事，我只说我们中国应该实施形式认证制度，而召回不是形式认证制度的组成部分。世界上有两种认证制度：自我认证制度和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形式认证制度。二者都能保证问题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国形式认证制度很不完善，对消费者利益的保障都还存在问题，需要尽快完善制度，加强政府管理。
记：很多国外汽车企业在中国搞召回，对中外消费者一视同仁，我国政府是否认为它们不应该这么做？杜：企业的自愿召回我们一直是支持的，形式认证制度并不排斥企业自动召回。中国的企业早就做召回了：６０年代，我们的２１２吉普车出现过轮胎螺丝用错了材料，轱辘有可能飞出去，出安全事故，北京吉普汽车公司就把所有卖出去的车都找到，把轮胎螺丝换了。
记：当消费者买了车普遍发现共同问题，在我国形式认证制度下怎么解决？杜：只能（由企业在出新产品时）尽快改进产品。一定要明确回收的范围，只有涉及安全、污染控制、节能、防盗，在设计中没有预料到的这４方面问题才属于政府回收范畴。
记：当企业发现已售出的汽车有缺陷，不肯召回修理，政府部门管不管？杜：现在没有完整的信息渠道来证明这件事。如果有这方面问题，我就可以撤销它的认证；出现很危险的问题，我也可以要求它解决。
记：形式认证制度包括哪些组成部分？中国消费者有哪些售后保障？杜：首先，生产厂家投放一个车型时要向政府申请，政府要拿它的产品做实验，符合了安全、污染控制、节能、防盗的要求以后，就发批准证书，然后对它的生产一次性进行监督，如果出现问题，就要求改正，如果出现致命的问题，要求它对已经卖出的车采取适当措施。形式认证制度只是１９９４年在产业政策里规定要实施，但到现在也没真正实行，我们承认对消费者利益保护力度不足，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没有跟上。
记：您是否认为如果实行汽车召回制度，中国企业在经济上承受不起？杜：建立召回制度，需要全面的配套改革：销售体制……统计工作……故障反馈体制。还需要企业、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企业的规模。企业一旦召回，就有可能破产，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不起来，你企业破产了，几万人你怎么弄啊？
记：本报记者曾采访上海大众和神龙富康为什么不实行召回，它们并没有提经济原因，而是首先说国家没有规定召回，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环境中，一旦召回，担心被竞争对手利用，不敢公布也就无法通知老用户。您认为政府有没有责任推动召回制度，使大企业在负责任的时候减少障碍？杜：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因为没有召回制度，各种改革都不配套，即使建立了召回制度，它实施不了啊。
记：业内人士预测，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中国汽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不得不实行汽车召回。如果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完全是企业行为，政府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作为政府部门会不会很尴尬？杜：不尴尬。我觉得如果我们形式认证体系能够认真做好，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
记：无论采用哪种认证方式，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发现设计有缺陷的汽车落在消费者手里，应该把缺陷消除。杜：对。现在我们遇到的大量问题有两种，有企业对用户不负责任的，还有一种，在用户的维修保养方面，国外有一套完善的维修检查制度，我国目前没有，很多本来不成为隐患的东西都成隐患了，所以我们的恶性事故也比国外多得多。
记：可是汽车召回是另外一个概念，并不是指保养维修，而是设计或制造上就有缺陷。您也说了，发现缺陷应该消除，而现在没有实行汽车召回制度的障碍是种种体系还不健全，那么健全的时候，也就应该实行、必须实行汽车召回制度，是这样吗？杜：必须把有问题的缺陷解决掉，但并不代表只有召回制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召回制度？完全可以由企业自愿召回。我们国家今后可能做得更好的是，完善形式认证制度，加强企业的自愿召回。无论汽车厂家“召回”与否，牢记“消法”第１８条、第４５条，一样可以争取车主的权益。本报记者寿蓓蓓
南方日报 | | 相关文章 | | 从汽车官司看“召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