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医科大学名为南满铁路局办的，实际是日本人办的。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中国学生常受日本人的欺侮。一次洗澡时，为争一个淋浴喷头，饶斌被日本学生打了耳光，他很气愤，相好的同学也愤愤不平，大家想找机会出气。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学校停课，同班的中国学生爱国热情很高，拒绝上课，表示决不当亡国奴，并议定集体离校。离校前的夜里，那个耀武扬威的日本学生独自在校园里走，饶斌等几个人把他的头蒙住，狠狠揍了一顿。次日，共同搭火车去大连，又从大连乘船到天津。即派代表与政府当局商量转学问题。政府决定：从满洲医大入关的学生，集体转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免除学费、宿费、杂费，生活费自理。饶斌由于经济困难常欠饭馆的饭钱，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个穷学生。他的生活费每月由他哥哥寄几元，接济不上时就借贷度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大学学生都把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饶斌1931年11月进同济大学医学院时，正值全上海的大学生在抗日救亡联合会的领导下，掀起反帝抗日高潮。大学生三次赴南京请愿，全国学生在南京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上海学生第一次赴京请愿是9月下旬，由26所大专院校选派52名大学生代表组成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26日上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接见学生代表，说些搪塞欺骗的话。消息传到上海，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请愿。9月28日，三千学生分别乘两列火车赴京请愿，同济大学去160名。29日凌晨到南京，下午，学生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军校内布满武装士兵，还有几架飞机在头上盘旋。蒋介石接见学生时，讲了一通“攘外必先安内”的歪理，要学生“专心读书”。当晚分两批把学生送回上海。这两次请愿饶斌未到校，故未参加。10月到校后，由于他是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很快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热潮中。入校后，结识进步同学王延春（此人1933年暑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人。

　　1931年11月，日本向辽西大虎山进逼，国民政府竟向“国际联合会”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而对浴血抗敌的马占山所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拒不支援。上海抗救会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赴京请愿团，发电文指责政府没有抗日的实际行动。11月24日，上海大学生七千余人赴南京敦促政府出兵。饶斌当时串连从满洲医大来的同学和逐渐熟识的进步同学十余人，参加这次请愿，同济大学共去77人。

　　这段历史据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1910—1949）》中第58页记载：

　　“同济医学院饶斌、张勘滋等一批刚从满洲医大转来的学生，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种种暴行，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盼望着政府立即出兵，打回老家去，他们经常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他们组织了为黑龙江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到吴淞、杨行、崇明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请愿学生汇集到北站后上了火车。当局说没有司机，不能开车。学生们找到司机，才将火车开到南京。当天傍晚，就列队上街游行。走到国民政府附近时，国民政府关上大铁门。游行队伍过去后，大铁门又打开了。学生们很生气，立刻返回，冲进国民政府大院。大家在大院内列队坐下，不断地呼喊口号：“出兵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惩办张学良，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学生，答复学生提出的要求。天渐黑，下小雨。南京的学生也来支援，又送水又送吃的。大家一齐喊口号。上海的学生很感动。坚持一阵，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出来，说他代表蒋介石答复学生的问题。大家不同意，不断地打断他的讲话，把他轰回去。学生们继续此起彼伏地喊口号。晚上，天气很冷，学生跳动取暖。饶斌与同伴始终坐在一起，轮流有人出去买点东西吃。午夜，一个胡子很长的人，不知是林森还是于右任，说代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讲话，大家还是不同意，他站在桌子上很久，又被轰回去。学生们斗志很坚，终于把蒋介石逼了出来。他带着许多武装卫士，讲了些骗人的话，说什么政府正积极准备抗日，但抗日御侮要有通盘规划……并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说学生回到上海不久，就会看到他的抗日命令，还写了手谕。学生们以为已达到目的，天也亮了，大家就喊着口号回到中央大学食宿，后返回上海。

　　12月初，上海的学生听说从北京到南京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12月9日，北京大学生代表到上海，向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介绍情况。北京大学生的行动使上海当局十分惊惶，上海当局绑架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又殴伤中国大学的代表，激起上海各校的无比愤怒。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各校组成两千余人的赴京示威团，13日开赴南京。标语口号为：“对日宣战！”“反对卖国投降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抗日的民众运动！……”这次同济大学去300余人，医学院前去的学生有饶斌等36名。蒋介石看见各地赴京请愿示威的学生络绎不绝，为了逃避不抵抗的罪责，12月15日宣布下野。17日，同济赴南京请愿团参加示威游行，冲击国民政府，砸了污蔑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社，遭到军警镇压。上海一批学生被打伤，一个同学被打死。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晚上学生睡觉时组织纠察队，轮流放哨。次日黎明，发现军队包围了中央大学，并且进入院内。这就惊动了示威的学生们，大家都起床了。不久，一个军官让大家在院子里集合。军队越来越多，上海学生住的体育馆也被包围起来。学生出来后，即被包围。一个骑马的军官（后来听说是宋希濂）宣布说：奉国民政府命令，武装护送你们回上海。那个被打死的学生的同学提出要求，要把死者带回去，骑马的军官不答应，大家就齐声高呼：“不让带我们就不走！”军官答应可以把死者抬出来让大家告别。死者被抬到各校学生队前走一圈。有人提出有的学校有被捕失踪的学生，必须全部找到才能走。斗争一阵后，那个军官答应：上海的学生到车站，就把被捕的学生送到车站。达成口头协议后，学生开始向火车站行进。沿街路口均有军队，一直到火车站。大家上了车，但被捕的学生没来，有的学生主张卧轨，争取释放被捕同学。反动军队强迫司机开车。学生受骗，非常气愤，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

　　饶斌是学运积极分子，在参加请愿示威中，看破国民党的伪装，认清他们投降卖国的本质，于是他和思想进步的同学更接近了。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的十九路军，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学生和民众又走向街头宣传，唤起民众抗日，为十九路军募集慰问品和军衣。饶斌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不久，淞沪抗战被蒋介石以投降妥协的《淞沪协定》葬送了。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1984年9月出版的《上海三十年代共青团回忆汇编》第一辑第46页中薛承缇回忆：

　　“1932年我考入同济大学，当时因为吴淞区没有党组织……我发展几个同学……。同济大学的团组织是直接由江苏省委巡视员小石领导的。我和小石曾研究发展李昌和饶斌入团，但因我……离开同济大学，没有同李昌、饶斌直接见面。”

　　1933年下半年，饶斌由德文补习班转入医科大学部。由于中学时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他要求入党，并表示接受和完成进步同学梁成广给他的一切任务。主要是到火车站写标语，到大街上贴传单，一般都在夜间。从梁成广给他任务的情况看，饶斌认准他是共产党。8月的一个晚上，他对梁说：国民党打内战，不抗日，误国害民。要抗日救国就要靠共产党，靠工农劳苦大众，我希望参加共产党。时隔不久，梁约饶斌到他的宿舍内，在座的还有一个人，据介绍记得是大夏大学的，记不清姓什么，看起来是梁的上级。梁对饶斌说：你要求参加革命的精神很好，组织上同意吸收你参加C.Y。梁成广和那个人还说，本应举行宣誓仪式，但条件不允许，要记住两句话：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并要他今后就从这位同志手里接受文件。饶斌与那位同志拉拉手，简单谈了几句话。

　　1933年9月开过一次小组会，有梁成广、李昌、饶斌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围剿苏区失败，又要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情况。研究布置写标语的任务。他们并不常开会，主要是个别联系。有时吸收进步同学开讨论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人就多些。有一次有五六个人，有朝鲜族的李应来，一个山东籍姓蓝的（在一个大人物家当过家庭教师）。座谈讨论的是关于抗日救国的认识问题。还有一次饶斌、梁成广、李昌正在开会，会没开完，就要饶斌去校外接文件。他按时到指定地点，正下雨，等好久也没见人来。还有一次，他们三人研究应该注意校中国民党分子的动向，分析情况，认为学生会的头头尧继唐可能是蓝衣社的，四年级的李继三可能是国民党。一次李继三与饶斌偶然相遇，李继三说：“你也是南开中学的，我们可以组织个校友会。”梁成广等认为李继三、姓吴的与尧继唐很接近，表示对他们要警惕。校友会未组织起来。到底同济大学有无国民党组织，他们也不清楚，只知同济大学所在地的吴淞区有个国民党的区分部，挂着大牌子。

　　共青团支部努力团结进步同学，搞些宣传活动。特别是饶斌利用流亡学生身份，宣传抗日，反对内战，他还参加戏剧队演剧。一同转学来的张勘滋曾批评他公开活动太多，容易暴露。张勘滋原籍山东，会日语，有人告诉饶说，张是吴淞区委的，可能由他领导梁成广。饶斌受批评后，就不再演戏。以后注意多做个别人的工作，如冯兰溪、李应来、汪毓琪等，还对东北来的同学保持联系，组织参加业余活动如篮球队等，并从思想上给以影响。

　　1933年12月初，共青团与同济大学团组织联系的交通员被捕叛变，团支部书记梁成广被警察局抓走。一天下午三四点钟，门卫老鲍（思想进步的工友）把老梁的帽子和围巾送到饶斌屋里说：“梁先生到上海去了。”饶斌很奇怪，他和梁朝夕相处，梁并没说过要到上海的打算，天气这样冷，为什么反把帽子围巾送回来？为何自己不回来而让老鲍来送？正反复考虑时，学校秘书长周尚推门进来，见只饶斌一人，又关门走了。情况非同寻常，秘书长从来没来过他们宿舍，怎么没讲话又走了呢？联想起前些日子梁成广对他说：现在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咱们绝对不能暴露。如被敌人抓去，是不得了的。饶斌赶紧把进步书刊和宣传品拿到进步同学王恒耀屋里，赶快找李昌，将梁的情况讲给他。两人研究后，认为梁肯定被捕了，两人需要暂时借故离校躲避，以观敌人动静。事不宜迟，当晚就走。饶斌去找接近较多、感情较好的同学李应来、冯兰溪，他们是他准备吸收加入组织的对象。饶斌把情况向他们讲后，他们也同意饶、李都到上海避避。饶又把宣传品和书取出来，交两人负责处理。饶只说到了去处，给他们来信。饶斌清理东西，把一部分留在王恒耀处，故意说：现在抗日有罪，我真怕受牵连。王说：你去吧，我给你保密。又找东北来的同学高有炳，嘱托他：万一我因抗日受牵连，希望适当照顾老母。当晚，饶斌、李昌乘末班车，从吴淞到上海。下车时，饶斌告诉李昌，准备到松江姨父家住几天。他当时想的是只要老梁不出问题，过些日子还可以回来上学，所以两人也没研究如何联系的问题。

　　第二天到松江县，饶斌的三姨父郑述坚在县政府当师爷，相当于科长，负责整理文书，三姨何福臻当家庭主妇。饶斌借口身体不好来休息几天。每天看看医学书籍，拉拉提琴，看看书报。过十来天，他给李应来、王恒耀去信，打听情况。二十多天后陆续收到回信，都说他和李昌离校后第三天，学校开除了他们；李应来告诉他不要回来。

　　得到消息后，饶斌十分苦闷，今后的路子怎么走？他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直到过完新年才离开。

　　从松江到上海，本想写信让同学把他的一些东西送来，但因为想回校继续上学心切，即又回校了解情况。傍晚到车站，天黑才到吴淞。街上行人很少，他走进学校，冯兰溪、李应来不在宿舍，高有炳处人很多，又到王恒耀屋里，只见到王一个人。他说，饶斌走的那天晚上，他也很紧张，把饶斌的东西清理一下，有些书籍、信件烧掉了。他们收拾好东西，王恒耀帮他提着箱子送出校门。快到校门口时，离校长翁之龙的家很近。饶斌突然有一种冲动，想问校长，能不能再回校读书。王说可以试试，我在外面等你。于是他闯进去，自称是东北同学的代表，来问校长，饶斌因病去亲戚家，为何被开除？我代表东北同学请求校长让他回校。并且说了些请校长体谅东北流亡学生读书的困难、希望他把事情处理好的话。翁之龙校长说，不是他不体谅，回来后如被抓走，书还是念不成，他也没办法。饶斌知道事情无法挽回，即说：同学们有意见，希望校长再仔细考虑。他将情况告诉王恒耀（这个人毕业后为饭碗计，为国民党做事了），就去车站了。仔细想有些后怕，留恋学校的心情，从此被迫打消了。

　　离上海后，饶斌坐船到天津。他家原住在河北区，因欠房租，被房主把全部东西拍卖了。家里境况很不好，现住在车站附近一间房子里。他再入校读书，根本不可能，只有找工作，但找工作必须有门路。当时他指望的门路有两个：一是四姨父毛羽鸿，是北宁铁路医院院长，但当时四姨正为被骗当姨太太而终日伤心落泪，他也很痛恨毛羽鸿，这个门路不能走；再一个是在青岛海军工厂的高厂长，即同学高有炳的父亲，曾帮助饶鸿焘在海军工厂找了会计工作，或许可以帮忙。于是，就来到青岛找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