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地委在交城山区米家庄，饶斌任地委书记。宣传部长先是刘英，8月调张永清担任。组织部长先是李伯林，7月调范敏担任。武装部长李文林兼任游击支队队长，副队长王金荣，是一二○师来的长征干部，民运部长李伯林，社会部长陈郁发。

　　八分区专员公署，国民党派的原专员薛文教1940年1月12日率部400余人投降日本。我们当即召开500余人参加的军政民代表大会，推举顾永田为专员。2月11日在交城田家沟，顾永田与日军遭遇，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4岁。行署又任命康世恩为专员。

　　地委建立后，先抓四项动员工作，即动员青壮年参军，扩充部队；动员人民献金，解决财政困难；动员交粮，解决吃饭问题；动员妇女做军鞋，解决脱产人员穿鞋问题。

　　5月中旬，晋西北区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在反顽固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成绩，纠正某些“左”的倾向，讨论了中共中央对晋西工作的指示。饶斌汇报八分区在敌占区“对敌斗争”情况，得到广泛好评。晋西党校校长林枫同志，还请饶斌到党校作《对敌斗争》的专题报告。会上，除肯定在反顽固斗争中晋西取得胜利的重大战略意义外，还指出工作中（特别是四项动员中）有过火行为。会议指出：只有纠正这些过火行为，才能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要求在平川地区建立党组织。6月初日寇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会议立即结束，干部返回，领导反扫荡斗争。

　　饶斌开会期间，经林枫介绍，认识了党校教育干事张矛，她是原山西省同蒲铁路局局长张豫和的女儿，1936年参加民先队任友仁中学女生分队长。当时赵林与她有工作关系，对她的工作与思想进行指导。由于林枫、赵林两位领导的撮合，两人也一见倾心，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本来张矛是区党委拟进行培养的理论干部，准备送延安马列学院深造。由于照顾两人的关系，党校高级班毕业后，8月初，张矛即被派往八地委在宣传部任教育科长。两人于8月26日在交城东坡底结婚。

　　1940年晋西北大旱，严重缺粮。军队和机关普遍以黑豆、苦菜充饥，每天每人只供应八两黑豆。八分区有山区，又有平川，军队来八分区筹粮的较多，除八分区的驻军二纵队、工卫旅、地方游击队外，还有决死四纵队、一二○师供应部的特务团。当时的县、区政府主要设在山里，没法解决这么多的给养问题，部队就各行其是，各自派人到平川搞粮食、布匹、医药等。这种无政府状态必须改变。地委根据晋西区党委指示，召集各部队领导人开会，商定部队的供应问题。但会后还是各干各的，群众很不满意。

　　地委机关和地方游击支队同在一地，支队有一个警卫连，支队领导着以县为单位建立的四个游击大队，即汾阳第一游击大队、文水第二游击大队、交城第三游击大队、清太徐第四游击大队。各区还建立区干队，以利于配合党政民进行活动，保护人民，机动地打击敌人。

　　晋西事变后，重建了地方抗日政权，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共产党员、进步分子、抗日民主人士各占1/3。任命坚定有能力的人为各县县长，组成抗日民主政权。区村政权也进行改组，划小管理范围。特别在行政村里，进行民主选举和村政建设。村公所也注意吸收农、青、妇、工各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讨论村政大事。有些地方还选出女副村长。敌占区和部分游击区建立“两面”政权，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保证抗日工作的需要。革命政权对汉奸采取镇压和争取的两手政策。

　　地区的群众组织机构，在晋西事变后由牺盟中心区改为抗日中心区，摒弃阎锡山建立的牺盟会的名称。八分区的抗联主任是朱建书，下设工、农、青、妇四个救国会。工救会1940年已发展会员5000余人。工救会秘书是张旭初（现名赵尚朴，是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哥哥）；农救会秘书宋丕显；青救会秘书曾茄，不久由冯直担任；妇救会秘书先是杨华甫后是王恒芳。各会都有几名骨干，都是能力强、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八分区领导干部少，靠党政群干部互相协作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特别是中心工作，大家通力合作，真是“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如搞减租减息即结合征收救国公粮，既减轻农民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又合理地征了公粮，使发动群众与贯彻政策法令同时完成。在搞村政建设时，挑选群众中有觉悟、有能力、有文化、办事公道的人担任村干部，还破除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发动妇女参政议政。在西葫芦川的中庄村选举中，村妇救会秘书倪玉兰被群众选为副村长。

　　1940年4月初，第八军分区在交城县东坡底村成立，分区设在决死二纵队，司令员为韩钧、副司令员侯俊岩，王逢原任政委。韩钧、王逢原均为地委委员。8月，晋西军区派罗贵波任总指挥，参与指挥百团大战。韩钧、侯俊岩参加指挥。地委组织地方干部积极参加支前活动。为打破敌人进攻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形势更有利地发展，趁青纱帐起和雨季，进行百团大战。我八路军、新军及地方游击队，以105个团的兵力，对正太、同蒲、平汉三条铁路干线大举破袭。晋西北22个团担任破袭同蒲铁路北段和汾离公路、阻敌增援和运输给养的任务。文交地区军民扒铁路，破坏敌人交通，缴获敌人枪支弹药，打死打伤敌伪军。工卫旅攻入文水敌据点开栅镇，缴获大炮一门，击毙文水司令官石墨，缴获一批布匹，解决了部队冬装被服。其间，捷报频传，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日寇威风。据全晋西北的统计，作战300余次，毙伤日伪军6800人，俘虏日军47人，俘虏伪军350人，缴获长短枪885支、大炮6门。10月初，百团大战结束。

　　11月，晋西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关于纠正统一战线中“左”的错误和政权工作财政经济建设问题，并布置了干部训练、除奸和加强对敌伪军的工作。还特别指出，一些同志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动摇现象，要求坚持统一战线，广泛团结群众；把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建设放到重要地位。饶斌回到交城，召集全地委的领导干部讨论贯彻上述精神的意见，深入各县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百团大战引起敌人对敌后的注意，调集25000兵力于1940年12月开始冬季大扫荡。我决死四纵队和一二○师714团被敌人包围在南安、南北白家庄、谢家寨一带，我军虽然猛烈反击得以转移，但伤亡较大。工卫旅和决死二纵队转移至平川，没有大的伤亡。

　　1941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继1939年发生的“平江惨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方进行第二次谈判，达成“友好合作”、“共同防共”的协议，并议定汾离公路以北地区由日方进剿。阎锡山和日方均了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加强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活动。1941年4月开始“强化治安”，对游击区和根据地加强扫荡，在游击区增加据点，对根据地实行“三光”和蚕食政策，企图缩小以至消灭根据地。中共中央指示：在敌占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近敌区实行秘密工作为主，公开工作和军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方针。在根据地，敌人扫荡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埋藏起来，人和牲畜隐蔽到山里。扫荡中日寇残杀无辜群众4000余人。冬季大扫荡后，日寇对平川实行“篦梳”扫荡，强化治安，对山区实行经济封锁，对平川人民实行肃正思想，训练青年，整顿保甲制度，建立伪自卫队。敌人对游击区实行蚕食，强迫建立维持会。八分区半年内遭敌人捕杀的干部达378人。敌占区工作环境异常艰难，干部一夜要换两三个地方，地委决定把不易隐蔽的干部调回山区。

　　为进行知识分子工作，地区特别注意加强教师队伍工作，通过他们对群众进行民族解放、抗日救亡思想等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有的县组织短期培训，使教员成为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干部的源泉。

　　为吸收平川的知识分子，地区办了永田中学（以壮烈牺牲的专员顾永田的名字命名），由康世恩兼校长，季涛任教务主任。根据行署的决定，1941年6月改名为第二中学，还附设一年制的简易师范，并设有三月班、短训班，为根据地培训干部。1942年4月，由于八分区环境恶化，不利教学工作的进行，二中就撤到行署所在地──兴县。

　　1941年3月，八分区文化界联合会成立，通过《开展敌占区文化工作议案》，选出理事会，地委宣传科长李琪和专署教育科长孙达可等当选为文联理事。晋西文联的刊物《晋西文艺》征稿，中心区妇救会宣传部长鲍枫写的中篇小说《无刺的花》，被选为获奖作品；地委宣传部张矛写的短篇小说《区长的客人》被刊载于《晋西文艺》创刊号上。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工作中积累的素材，描写敌占区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情况，以激发民族抗争的情感。

　　5月，武装部长李文林带领基干连在汾阳头道川活动时被敌人俘虏。李文林表现恶劣，向敌人供出许多情况，并接受敌人的派遣任务，伪称是脱逃回来的。当时八地委有规定，被俘逃回的干部，一时搞不清的，要送回兴县（区党委所在地，系巩固的根据地）审查。李文林在审查清楚问题后，1943年被枪毙。

　　由于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而缩小，很多干部集中到交城山区。为加强交城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交城一分为二，成立交东和交西两县。交东县委书记是刘光，县长是郝振乙，抗联主任是华国锋，下辖六个行政区。交西县委书记是赵琦，县长是张英，抗联主任由赵琦兼，下辖四个行政区。

　　为粉碎敌人的蚕食，应付日益险峻的形势，必须加强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反蚕食、缩小敌占区的活动。为此，整顿了抗战初期建立的抗日自卫队，挑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担任武装自卫队队长，武装自卫队改称民兵，发给枪支（以前只有红缨枪），进行训练，提高作战能力。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打击进犯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东葫芦村的段兴玉就是自告奋勇当队长的。他干得很好，后来成为晋绥民兵英雄的头名状元。西葫芦川中庄的韩风珠是猎人中的神枪手，在对敌斗争中立功、入党，也成为边区级的民兵英雄。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中不少民兵英雄的原型（如崔三娃等），就出在与敌人尖锐斗争的前哨地区──八分区。

　　1941年8月，为加强平川敌占区的工作，将地委分为七、八两个地委。八地委辖文水、汾阳、交东、交西四个县，七地委辖祁北、榆（次）太（谷）、清（源）徐（沟）、太原四县。调八地委宣传部长张永清任七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英任组织部长，萧靖任武装部长，朱绍田（一二○师派来的手枪队长）任敌工部长。行政上七分区不设专署，只设八专署平原办事处，李晓村任办事处主任。其他人员没大变化。

　　7月下旬，敌人开始对八分区进行大规模的夏季扫荡。饶斌、康世恩等党政干部本来随决死二纵队进行活动，由于目标太大，被敌人冲散，他俩仍一起活动。忽然，敌人漫山遍野地压过来。他们在树林、草丛的掩护下，找到一个为灌木丛遮掩的山洞躲起来。洞离山顶不远，能听到伪军喊话和日本人叽里咕噜的说话声。两人将手枪顶上子弹，商定，如敌人冲进山洞就杀死敌人然后自杀。漫长的一天一夜中，饶斌还写了四句述志诗，决心以身报国。然而敌人竟没发现他们。他们没吃没喝，不得已把尿也喝了。这次扫荡，搞得饶斌很狼狈，马也丢了，有一封晋西区党委给北方局写的报告也遗失了。他深知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生怕这会给党造成严重危害。他对妻子张矛说：“丢失文件是对革命的犯罪啊！”说话时他眼里满含着泪水。

　　8月26日至9月3日，中共晋西北党委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坚持长期战争，建立根据地和开展自力更生大生产运动等问题。饶斌汇报八地委工作情况和丢失文件的事，区党委按保密条例规定，给予地委组织以警告处分。

　　七、八地委分开后，曾有清源伪警备队200余人携全副武装投诚。11月24日，我八分区军队袭击徐沟机场击毁敌机一架，但更引起敌人警惕，敌人也更加疯狂地进行报复。他们在交城山区的会立、岔口等地建立据点八处。在平川及公路两侧增设许多据点。为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日寇与阎锡山勾结。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到汾阳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与日方会晤，双方签署《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书》。日军频繁袭击我党政军群机关。8月，在三道川十三寺后山，包围残杀我后勤人员和伤病员五六十人。9月，七地委与专署办事处在交西县小晏峰被敌人包围，由清太徐四大队掩护撤退。在战斗中，办事处主任李晓村、武装部长萧靖、四大队政委马真受伤，七地委书记张永清将死人压在身上，才死里逃生。四大队伤亡很大。10月，日军与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又制定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日寇在平川分期实行“强化治安”活动，开展围捕诱捕我区、村干部。11月在汾阳仁岩，敌人以召开会议为名，诱捕汾阳五区村干部、教员142人，押解至县城严刑逼供，有53人被折磨致死和杀害，其余的人各交罚款伪币100元，讨保释放。交城南沟村被敌人用机枪扫射，48人遇难。12月敌人袭击我八地委机关（一部），地委秘书钱斋、组织干事刘锋、教育科长邢坚被捕后牺牲。平川不少干部被捕被杀。如榆太县委组织部长王子录被捕后被杀，原地委科长李文在游击活动中中弹身亡，地委科长李琪被捕后，说服了看押伪军，携枪逃跑，藏身于墓穴才保住性命。地委书记张永清的妻子李岚被捕后，村干部用银洋买通伪军才被解救回来。在严峻的形势下，部队的伤亡也大。决死二纵队四团长王何全不幸牺牲，工卫旅21团团长彭凯叛变投敌，八分区刘德明副司令员在日军袭击我第八军分区司令部时，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人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缩小16%，人口由150万减少到100万。我在平川能活动的村庄由79个减少到37个。七地委的同志认为：党政群的活动，没有游击支队的掩护不成，游击队没有可靠的后方不成，他们提出建立七地委是否适宜值得怀疑。后经晋绥分局批准，七地委1942年10月撤销，所辖地区仍归八地委领导。

　　1942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辟从晋西北到晋东南的地下交通线。任务是护送全国和延安的来往干部，转送中央文件，经常保持党中央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以及华北、华中等敌后根据地的联系。平介县委和文水、汾阳县委组建县委武装交通队（对外称武工队），同时设立政治交通员，在许多村庄建立地下交通站。经过艰苦工作，建立从文水边山到平遥边山，从汾阳边山到介休边山两条地下交通线。平介县委属晋西南工委领导，晋西南工委和其游击支队主要驻地在八分区的文、汾、交边山。这个交通线先后护送过两三千名人员过境，其中有刘少奇、薄一波、罗瑞卿、陈赓、蔡畅、安子文、何长工等领导同志。刘少奇同志经八地委时会见交西的负责同志，他说：“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就‘挤’不好。”

　　敌人在山区设据点，经常突袭我党政机关。1941年末，专署贸易局被敌人包围，除局长孙新人因到兴县开会未回外，人员几乎全部被俘，其中有两名刚从延安分配来的女同志。1942年初交西县政府驻地薛东沟被偷袭，我军民20余人被杀，县长被俘。山区白墙灰瓦的房屋几乎被烧光，人们搬入深山挖个小窑居住。吃饭三顿改为两顿，干饭改成稀饭，有时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为解决吃饭问题，鼓励群众多种高产作物──山药蛋，甚至还种一些其他经济作物用以到敌占区换取物资。

　　面临严峻的局面，区党委指示撤退部分老弱干部和大部分女同志到巩固根据地──兴县。在韩钧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郝德清的护送下，100余名干部和第二中学全体日夜行军140里，通过方山封锁线到兴县。

　　1942年四五月，八地委召开整风会议，检查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会议认为：在平川的工作方针有问题，没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只顾解决眼前需要而脱离群众。如部队各自为政，不经政府即向人民征粮筹款，损害群众的利益等。会议决定在敌占区实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以待时局好转。会后在交城山区举办五期训练班，培训做秘密工作干部并派回平川工作，把刚分配到文水任宣传部长的张钊（现名洛风）派到清太徐任秘密县委书记。

　　晋西区党委决定，以反蚕食斗争为中心任务。从部队调武装干部和枪械，与地方一些党政群干部，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瓦解伪军，保护、团结人民群众。

　　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底，日军采取“扫荡”与“蚕食”相结合的方法，向晋西北根据地进攻。在原根据地内设据点250个，使游击区变为敌占区，部分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根据地面积比百团大战时缩小1/3，人口减少2/3。八分区原辖六个县共60万人口，只剩32个村子6万人左右。晋西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受到威胁。一二○师必须着眼于保卫边区又兼顾晋西北。1942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蚕食是目前敌人进攻根据地的主要手段，由于我方给敌人有效打击不够，造成严重退缩局势。因此，必须立即展开坚决的系统的全民的反蚕食斗争，将政治攻势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晋西北区党委和一二○师政治部也指出：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的对敌斗争，统一党政军民力量，实行一元化领导。过去我们在敌人进攻面前，缺乏具体的实际对策，造成工作被动，干部遭受牺牲。

　　1942年8月，中共晋绥分局成立，分局书记是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林枫任副书记。关1941年秋去延安疗养，由林枫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张稼夫（于年底被任为副书记）兼城工部长，龚建春任社会部长，肖扬任秘书长。对各地县委干部也有所调整。为加强八地委工作，决定调罗贵波任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和政委，调回饶斌、韩钧至兴县，另行分配工作。罗贵波同志任晋西区党委委员、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他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调到这个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必然对工作的开展有益。

　　饶斌在八地委工作两年八个月，他谦虚谨慎，能团结同志，竭尽全力想把工作搞好。他曾兼管过交城县委工作和东西葫芦川的区委工作，想多接触实际，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但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加上在敌人蚕食面前，上级也无明确政策，所以，他离开八地委时形势很困难，他觉得辜负了领导和群众的期望，心情有些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