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中央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讨论普遍实行精兵简政渡过难关，争取反攻之日及早到来等问题。10月末，毛泽东给晋绥分局发电，要求迅速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占地盘的具体方案。

　　根据地缩小，机构上进行精兵简政，党校就成汇聚、保存干部的蓄水池。从前方、各机关送来许多干部到党校培训，以便需要时走上新岗位。饶斌在这种情况下，被分配到晋绥党校任教育长。

　　党校在兴县黄河边的黑峪口镇，校长是分局委员龚逢春。整风运动开始后，又将分局秘书长肖扬调来任副校长。由于学员文化、政治水平不齐，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入理论班或文化班。理论班的学员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县、团级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居多。文化班的主要是工农干部，还有不少一二○师的军事干部，有的参加过长征。党校的理论教员多为马列学院毕业的，也有在职领导干部兼任。文化教员由学员中文化较高的兼任。分局和党校的领导也结合时局讲形势和任务问题。饶斌协助龚逢春校长全面地安排教学时间和内容，搞好生活后勤以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1943年3月，饶斌的妻子张矛在兴县县委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因妊娠反应强烈，也调到党校任教育干事。8月8日在神木县贺家川一二○师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家凑趣起名，叫宝宝和贝贝。由于母乳不足，公家给买了一只山羊，挤羊奶喂养。

　　晋绥分局于年初成立领导整顿“三风”运动的总学委，林枫任主任。总学委要求大家学习文件后，要对照检查思想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马列主义教育。党校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先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再对照思想言行进行检查，以便自觉地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修养。主要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主。因为党风、文风不正，多由于学风上不切合实际的主观主义造成。有的同志学马列主义不是用来武装头脑，解决革命中实际问题，而是用来武装嘴巴，夸夸其谈，炫耀自己水平高。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者，讲起问题来往往“言必称希腊”，讲外国如何如何，至于在中国该怎样，在根据地该怎样，却说不出道理。不克服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中国革命就没有前途。

　　革命队伍的战斗力，不仅来源于铁的纪律，主要来源于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和团结。当时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确实也有某些不够融洽的现象。在党校主要是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关系有些问题。知识分子干部认为工农干部都是土包子，文化低，没见过大世面，愚昧无知；工农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干部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既不会打仗，又不会做工、种地。学习中，大家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口号下，互相学习，关系融洽了。一个过去搞宣传的干部，写杂文《高粱杆与派克笔》，写一个知识分子在高粱杆上插个钢笔尖做蘸水笔写文章，而一个农民出身的武装干部，衣袋里插枝派克金笔装饰门面。经过整风后，这位有文化的干部认识到，派克金笔是军事干部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用它进行工作，学习文化，完全是正当的事，检查了过去思想上瞧不起工农干部的错误。认识到革命要靠笔杆子、枪杆子。用笔杆子争取人心，用枪杆子夺取地盘。但我们的文风有“党八股”倾向，往往是干巴巴地说教，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不能深入人心，达不到预想效果。经过学习使大家注意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恭恭敬敬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宣传工作才有感染力。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抢救”干部运动。由于搞“逼供信”，造成“反特”的扩大化。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审干中反对“逼供信”错误的九条方针。12月3日，晋绥分局、行署、抗联、党校及各直属机关召开关于“抢救运动”大会，开始了“抢救运动”。延安的《抢救简报》每期都寄来，牵涉一些晋绥干部。运动进行两个月，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变相的逼供很厉害，伤害很多同志。有的机关的“特务”竟占干部的20%～30%，还不罢休，直搞得机关不能工作才停止下来，然后把有“问题”的干部送到党校。

　　当时党校驻在黄河西边神木县胡家沟，环境比较稳定，没有敌人扫荡之虞。但是把机关“有问题”的都集中到党校，他们就超过半数，有的小组竟达到80%。当时“抢救运动”和审干受康生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会儿说某几个省的共产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是假共产党；一会儿又说几个省的民先队也是假的。这些省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也说不清楚，只好承认有问题。有些好的同志被“抢救”时，觉得会耽误“抢救”真正的特务，于心不忍，就含糊地承认自己有问题。有的被别人乱咬了，同志们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只好请组织长期审查。一些外来干部一般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不少人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们本来是满腔热情地从国民党统治区跋山涉水，不顾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但工农干部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了解，提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国民党不给你开路条，你怎么能来延安？来抗日根据地呢？”“既然你来了就是国民党给你开了路条，你就可能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在这种推理下，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在“特务如麻”的气氛中，甚至一些工农老红军干部也迷惑不解。一个老红军调到组织科搞甄别工作，他却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是否有政治问题”，他把他的一言一行都提到政治高度，对自己也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抢救”运动不得不立即停止，开始学习文件和搞大生产运动。对“抢救”过的同志，党校进行甄别审查，对没根据的怀疑，一律推翻，做出正确结论，使许多同志放下历史包袱，精神上得到解放。极少数同志问题一时难搞清，只得留个历史尾巴，肯定现实表现是要求革命的。真正搞出来的特务是极个别的。甄别工作完全是冷处理，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参加过三青团的干部，龚校长曾多次向他了解三青团在他们学校的活动，以及进步力量和顽固势力斗争的情况，甄别中被认定为历史问题。

　　1944年春天，党校学生一面认真学习22个整风文件，逐字逐句领会精神，认真对照思想作风，改造人生观与世界观；一面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男同学开荒种田、烧石灰；女同学纺纱、缝军衣；春耕秋收时女同志也下田，春耕秋收后男同志也纺纱。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愿落后。饶斌的妻子有一天做了六条半军裤，创出一项纪录。学校还养猪种菜、开粉坊、豆腐坊，生活大大改善，吃黑豆苦菜的日子成为过去。林枫检查工作时，还表扬党校大生产搞得好。大生产中也出过事故，原东北大学学生王正之在山上开荒时，不慎跌落山崖下，摔坏一条腿，因医疗条件太差，导致伤腿僵硬不能打弯，造成终生遗憾。党校还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搞歌咏、话剧、京剧、晋剧、蒲剧等，节目都有学生演出。特别是原“七月剧团”的团长裴世昌唱晋剧，扮演诸葛亮特别精彩，在晋绥、延安都很叫座。后来他到敌占区工作，见群众唱戏，戏瘾大发，客串义务演出，不幸被敌人发现捉去牺牲了。晋绥文联还开展征稿活动，党校不少人都投稿。张矛在兴县当区委书记时，积累了一些素材，写了改造二流子的故事，题为《酸黄菜》，曾在《晋绥日报》连载。

　　1944年晋绥“挤敌人”的活动取得明显效果，扩大村庄1400多个，增加人口26万。在生产建设上，粮棉都增产，纺织工业、军火工业增加43%～65%。形势好了，又从党校抽调一批对敌斗争有经验的干部出去工作，原七、八地委委员刘英，地委委员兼汾阳县委书记柳林，都调回八地委工作，他们都被“抢救”过。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问题。后来，刘英被捕牺牲了。

　　1945年后形势更好。党校不断调出干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一届在校生全部结业。由于我军准备解放太原，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组成太原工作队。组织上考虑到张矛在太原学生中有一定影响，调她到女干部队任副队长。后来中央组建东北工作队，饶斌和张矛夫妇二人都被分配到东北工作队。双胞胎儿子由保姆负责，暂留兴县，待条件可能时再送往东北。

　　党校结业后，许多男女同学情深谊厚，在分配工作前后，有的结成夫妻，有的确定恋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