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在“要准备打仗”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第二汽车厂决定在“三线”建立。受命于党中央、国务院，饶斌挑起建设二汽这副重担。在来自“左”的思潮影响和“文革”的双重夹击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胆识和勇气，创造性地提出“聚宝”“包建”的建厂方针和走专业化发展汽车工业道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多少次顶着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顶着造反派对他进行的精神与肉体的残酷折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适当引进以及边引进、边吸收的方法，终于成功地建起了令世人瞩目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时，也锤炼出一支敢于打硬仗、勇于创新的队伍，向党和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多次得到党中央的肯定。

　　1964年中国经济情况好转。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要求在中国南部再建个汽车制造厂。毛主席决断地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中央经过酝酿决定调饶斌筹办这件事，饶斌11月下旬回到北京。

　　饶斌深感兴奋，对自己又能有一次机会为国家再建一个大型汽车厂甚觉荣幸，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饶斌算二汽的人。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汽车工业公司内有个二汽筹备组，已工作一段时间，饶斌即和他们共同进行工作。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是孟少农同志，二汽筹备组就设在他的办公室。

　　早在1953年建设一汽初期，毛主席就表示同意一机部部长黄敬的意见，认为中国这样大，“要建设第二汽车厂”。7月，从四川调罗红任一汽副厂长，成立二汽筹备处。年末，中共中央决定二汽由湖北省包建，并调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负责筹建。筹备处还组织苏联专家同中国专家在武汉选厂址。1955年7月，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编制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工厂设计的初步文件确定，拟引进高尔基、莫洛托夫汽车厂产品，生产嘎斯51型轻型载货车、嘎斯63十轮牵引车、嘎斯69军用指挥车和伏尔加小轿车，年产指标为10万辆。中央为二汽调集的干部，有的到一汽担任实际职务，进行学习，有的调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和汽车学校学习。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两个班，分别学习工具制造、热处理、汽车制造三个专业。到长春实习和学习的共二百人左右。还有到其他机械制造厂培训学习的。后来有人从苏联传话说，有位苏联专家讲，武汉有座长江大桥，打起仗来，原子弹投偏一点，就投到汽车厂了。国内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意见，决定把二汽迁到四川成都一带。1956年“反冒进”，资金紧张，汽油也紧张，苏联方面不愿再背“中国包袱”，二汽就下马了。产品资料(嘎斯51型载货车)由汽车局交给南京汽车制造厂。南汽1958年大跃进时出了产品，这便是国内的“跃进”牌汽车。为建设二汽调集的干部，除少数留在一汽外，其余分配到中央机关及一些重点厂，洛阳拖拉机厂(约280人)、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约200人)分去的最多，近千人的队伍，瞬间分散了。

　　1959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有的领导又提出建设“二汽”的问题。因有的领导主张应该在毛主席的家乡建立一个“毛泽东汽车厂”，一机部决定由一汽先组织个筹备组，党委副书记方劼挂帅，到湖南勘察厂址。据说，1958年秋天，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在考虑部队安排时，毛主席曾说调一个师到江南去建“二汽”。因此，1959年孟少农、陈祖涛等同志都曾去湖南选厂址，但未找到合适的地点。1960年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日趋严重，“二汽”再次下马。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刘少奇同志曾倡导要建立托拉斯，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改革，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减少行政干预和官僚主义。经过充分酝酿，把1964年作为托拉斯的试办阶段。第一批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有烟草公司、医药公司、盐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上海船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和汽车工业公司。1964年8月，中央调一汽厂长郭力任汽车工业公司经理，不久又任命郭力为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公司经理。长春设长春汽车分公司，以一汽为主导厂，吸收东北十三个大、中型厂组成汽车工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营汽车配件厂中吸收42个，占全国配件产量的39%。第二汽车厂拟组建成长江汽车分公司。这种公司即是托拉斯。

　　1964年饶斌回京后，与郭力、孟少农、胡亮、陈祖涛等同志，在总结一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专业化、系列化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生产1～8吨的各种汽车，年产10万辆，将来还可翻一番，达到远景规划20万辆。方法是“聚”全机械行业和汽车行业之“宝”，用“老厂包建新厂”的方法进行设计和建设。他们在讨论二汽的建厂方针时，认为一汽单一品种的生产方针不可取，曾导致生产“红旗”轿车和越野车时，都需要另外建立生产阵地。他们也认为“成套引进”的办法，在1965年国内外的形势下不可能，但可参考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搞专业化生产，搞产品系列化生产，以利于提高汽车的数量和质量。总之，要立足于国内的先进经验，要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走出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二汽车制造厂建立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必须建在“三线”的那些偏僻荒凉的地区才可靠。但二汽是年产10万辆汽车的大企业(远景规划翻一番)，又必须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即使现在交通闭塞，但工厂建成后，必须有铁路、公路、水路，才便于产销活动。

　　为解决厂址问题，1964年10月下旬，一机部派基建局副局长关祉桃率领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勘测公司和汽车公司的几个同志，去湖南勘察厂址。当时川汉铁路已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就沿铁路可能经过的地方寻找，初步建议在沅陵、泸溪、辰溪一带。饶斌回京后，立即又随几个勘察过的同志历时半月重新察看。饶斌觉得不理想，认为要多看几个地方。从1965年2月下半月开始，饶斌又同吴庆时、姜季炎、韩云岭等到四川，50天内，看了成渝铁路、内江—宜宾铁路沿线，沿长江看了泸县纳溪，沿重庆—达县铁路看了达县一些地方，几乎把四川一些比较有可能建设大型工厂的地区都看了。勘察组还看了贵阳—遵义一线，但时间很短，饶斌未去。

　　选厂址期间，饶斌与这几位同志讨论选厂方针，他说，二汽产量大，运输量就大，占地多；既要贯彻“山、散、隐”的原则，又要便于生产，两个条件必须都具备才行。大家统一认识，认为最好选如手指状的山沟，沟里放工厂，有山作隐蔽，既分散，又不太远。山可以开凿，可以挖洞筑路，这样可缩短分厂之间距离。四川的有利条件是有粮有煤，但平地不多，平地大多是稻田，亩产千斤，在“以粮为纲”的形势下，占用大量农田建厂，很难做到，贵州也一样。饶斌在建厂方针上思考很多。他常讲，要定出几条，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工业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他和同志们讨论二汽建设的指导思想，计划写一纲领性文件。4月，回到北京，将踏勘厂址情况报告报送国务院有关部门。

　　1965年初，一机部在长春召开汽车工业技术政策和规划会议，决定将长春汽车研究所划归二汽领导；二汽产品规定按多品种系列化方针发展；进口美国“万国”、“道奇”两个系列作为参考样车。先仿“万国”S─162型试制三吨半民用载货车；以南京汽车制造厂为设计、试制、试验车型的中心，组织华东地区28家工厂进行试制。二汽的产品工作即从这次会议开始。

　　会议按照刘少奇同志组织托拉斯联合生产的精神，主张二汽应组成长江汽车工业公司，联合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汽车工业，组建成新的现代化汽车工业组织。3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在长春召开二汽产品试制工作会议，贯彻1月工业技术政策和规划会议精神，组织产品设计、试制方面的人员，以南京汽车厂为中心进行工作。3月底，王汝湜带领参加设计的部分人员开赴南京。6月，长春汽车研究所组成第七设计室，专司二汽产品设计工作。后改称三吨半载重车试制办公室，设于南京。国家决定二汽产品的顺序是：“以军为主，先军后民”。

　　1965年9月初，军用两吨越野车(亦称20Y)设计工作开始。为设计出适合部队需要的车型，设计人员按饶斌要求，深入部队调查，结合实际设计。9月7日，王汝湜等技术人员到汤山白水桥某部队进行方案设计。这是高炮部队，官兵对汽车制造原理不了解。部队除抽调最优秀的车管、修理干部参加设计讨论外，还专门组织一次实战大演习，包括火炮演习、进入阵地、撤离战场等，使参加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开眼界。承担两吨越野车的主任设计师王汝湜带领参加设计的工程师、设计人员在部队认真学习，认真思考，开阔了设计思路。一次夜间演习，为防敌人空袭，夜间行军时，拖炮的汽车不能开灯，本来视觉就模糊，加上前挡风玻璃阻隔，能见度大大降低，影响行车安全和速度。王汝湜得到启发，才有了军车前挡风玻璃可以翻上、翻下的设计。饶斌曾到部队看望他们。两个月后，完成初步设计，饶斌又要求他们实行第二个和实际相结合，带着图纸到工厂同工人一起造出样车。

　　建厂，要有产品。饶斌首先抓产品设计队伍和设计试制工作，并请陈祖涛在长春为二汽的建设开展从一汽移植工装标准、设计资料、图册等收集的基础工作。

　　建厂，要有队伍，要组织领导班子。1965年初，经过一机部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努力，半年抽调近百人到二汽工作。但需要更多干部，而且必须是成套的，特别需要建立领导班子。为救燃眉之急，中央调来江苏省机械厅长齐抗做饶斌助手，开始二汽筹备工作的“二人转”阶段。饶斌在南汽工作时，常与齐抗接触，知道齐抗是第一次筹建二汽时的干部。二汽下马后，齐抗被分配到南京汽车厂任厂长，后调到省机械厅，他对汽车工业很有感情。饶斌回北京奉命筹建二汽后，曾向段君毅部长和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推荐齐抗参加二汽的领导班子。经过中央组织部与江苏省委协商，齐抗调二汽筹备组工作。7月份，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二汽选址提出要求，主张在湖南方面再下点功夫。二汽筹备组决定由齐抗率领，7月和9月两下湖南，在辰溪、泸溪等地做方案。似乎要把厂址定在湖南，工作做得比较深。设计院去不少同志，地方政府管吃管住，十分热心。

　　为解决队伍问题，饶斌又去长春一汽。

　　当时全国正进行“四清”运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都到基层单位搞“四清”。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在一汽蹲点。饶斌认为：建二汽需要得到汽车行业老大哥的大力支持，抽调足够力量筹备二汽，这必须和部长取得一致意见，再做一汽领导同志的工作。5月，得到部长的支持，并由部长向一汽领导干部做工作。饶斌与一汽厂长刘守华、党委书记赵学义再三磋商，一机部领导最后确定逐步抽调一汽1/3干部支援二汽建设；并把部属汽车研究所和工厂设计处划归二汽领导，在此基础上，建成二汽的领导班子。经一机部任命的五人领导小组，除饶斌、齐抗外，有原一汽副厂长李子政、汽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庆梓和工厂设计处处长陈祖涛。饶斌任组长。

　　饶斌原是一汽的老厂长。在长春期间，他找许多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征询对建设二汽的意见，集思广益，对他的启发和帮助不小。这些同志也向他打听二汽筹建情况。他说：“二汽迫于形势，必须走自力更生道路，是个自己设计，自己装备，规划年产10万辆中型卡车的厂。”听的人很振奋，因为一汽年设计能力是3万辆，1958年想翻一番，搞了很长时间未能达到。同志们问饶斌：用什么办法可以搞这么大的厂呢?他说：“我考虑好久，想用‘聚宝’的方法，把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在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方面的‘宝’，都聚到二汽来，再吸收一些国外的新技术。最近我到大连机床厂，请他们设计制造一种生产连杆的自动线，要求自动化程度高，能年产10万辆份的能力，要具有国内外的先进水平。大连机床厂的干部和工人都很支持。他们说：这既可满足二汽建厂的需要，又可以提高机床厂的技术水平。”他加重语气地说：“如果全国的机械行业都能这样，那汽车工业对提高机械工业的水平，推动机械工业的发展，也算做出了贡献。”在自力更生建厂方面，小厂包大厂(上海一些专业小厂搞得很好，可为二汽包建比自身大得多的专业厂)，几厂包一厂。所谓“包”即实行“四包”：包设计(工艺设计、工厂设计)、包生产设备、包人员培训、包生产调试。这是他对自力更生建厂的具体设想。他经常宣传说：“汽车工业必须打翻身仗，中国汽车工业太落后了!这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汽车产量在世界排第二十五位，还赶不上印度，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大国实在不相称!一定要改变这个状况!”他这些朴实的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他们均表示愿意为祖国汽车工业打翻身仗出力献策，许多人争先恐后报名。

　　当时一汽干部总数为4664名，根据干部管理部门意见，按1/3算，拟调1539名，但一汽生活条件安适，也有许多人不愿去。确定的干部，7月份到10月份，报到的约500名左右，包括30名处级干部。其中有俞积芳、俞云焕、王汝湜、支德瑜、何方、乔守恩、迟文波、孙儒、李延鹏、支少眉、王友章、黄祥旦、刘朝宪等。饶斌在一汽74栋召集处长开会，把建设二汽的总方针和蓝图告诉大家，要求立刻开始工作。同志们听了报告深受鼓舞。又给到会人员分配工作，除工厂设计、工艺产品设计、基地筹备等几项工作外，还成立各专业厂筹备组并指定负责人，大家立刻投入战斗。

　　1965年7月，一机部在长春召开二汽设备技术交底会，饶斌讲了话。他说：建设第一汽车厂全靠苏联提供设备。建设第二汽车厂要靠自力更生，由国内提供设备，要提供当代最先进的装备，提供“简易、高效、专用、组合” 的四新设备；要把国内大专院校、科研所、工厂组织起来，把各行各业，特别是军工部门所有的先进工艺、先进设备移植到二汽，建成一个先进的、一流的汽车厂。

　　在长春，为使干部明确建厂目标，饶斌请段君毅部长出席调到二汽的500余人的动员大会，段部长作动员报告，他要求大家按毛主席指示建成一个革命化的工厂。

　　饶斌讲话说：究竟要新建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化的汽车工业基地?近一年来，我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初步设想四个方面：

　　第一，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队伍，用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建成大庆式的、解放军式的建设队伍、生产队伍。

　　第二，要建设一个生产力很活跃的汽车工业基地，把大搞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结合起来，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生产力，要创建世界第一流的汽车工业基地。

　　第三，要生产出世界第一流的汽车产品，而且是系列化多品种的，要不断发展，不断革新，精益求精，永不停滞。

　　第四，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区域，在这个新区域中，要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实行亦工亦农、半工半读、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结合，厂社结合，劳武结合。二汽建设的规模是10万辆，并有发展到20万辆的可能。

　　饶斌对建厂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

　　1.厂址的选择，贯彻中央“靠山、分散、隐蔽”、“立足于战争”的方针。为此，他跑了五个省四十多个县几百个点，整理好多份材料，供中央决定厂址时参考。

　　2.汽车生产走专业化协作道路。这是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改变使工厂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的“大而全”的生产方式，像汽车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实行专业化和协作生产。

　　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按专业划分和按总成划分的原则，大体规划23个专业厂。这些厂实行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大厂两三千人，面积三万平方米；中小厂几百人至千余人。有人设想建上百个专业厂。经过反复比较，才定下方案。专业厂以生产总成为主，要有小配套，既是生产基地，又是设计、试制、实验基地，还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它可以不断发展技术，直接为用户服务，直接对整车负责。

　　3.走产品系列化多品种的道路。这是对从苏联搬来的单一品种的重大改革。如不改变就会经常处于落后状态。要解决大量生产和多品种的矛盾，汽车的各种总成，每一种结构和工艺方法基本上相同，只是大小规格要求不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驾驶室、车桥、发动机都要有几个品种，装出多种车。

　　4.基地建设立足于战争。首先要满足军用和国防需要，军用、民用发生矛盾时，服从军用需要。争取在1969年国庆20周年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兄弟厂联合出一批车。队伍要劳武结合。

　　5.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厂。一汽的生活水平与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同志们到一个新开辟的地方去，生活不习惯，有许多困难。我们要学习大庆人，生产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立足工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6.产品设计革命：第一条，设计人员下楼出院与专业厂结合，吸收工人参加设计，如3.5吨汽车的试制，只用五个月就试制出来。第二条，全行业大协作，28个专业厂组成强大的设计网、试制网、试验网。第三条，制定了新的道路试验法，为试车创出新道路。如何加速试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讲到工作方法，饶斌说：任何工作首先要有良好的开端，要创典型，树样板。包建工作一开始就选定上海南汇通用机械厂做样板，包建二汽的传动轴厂。南汇厂只两三百人，二百多台设备，其中国家的标准设备仅六台，其他都是自己造的专用设备。二汽传动轴厂的产品设计、工厂设计、工艺设计和设备设计都集中在那里。（饶斌想在那个厂找一条走自己路、小厂包建大厂的经验）。现在传动轴系列产品设计基本上搞了出来，正在做一条叉子自动线。他们去大连机床厂学习，大连给一汽搞的叉子自动线，设计、制造、调整要三年，他们用“三结合”设计法，准备次年上半年就搞出来。他们还准备用两年把制造传动轴的大部分设备造出来。

　　工艺试验方面，饶斌抓了稀土镁球墨铸铁曲轴，正与南汽合作进行大量生产的工艺试验；准备成功后，移植到二汽。二汽的设备制造在全国机械系统组织设备战役，由郭力副部长挂帅。所以，建二汽要发挥全行业的积极性，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道路。工厂设计处去上海南汇的同志，汽车研究所到货车厂设计驾驶室的同志，都和那里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得很好。在工作上还要学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像包建工作、工厂设计、产品工作都要在统筹安排而又有重点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对于二汽建设的进度，设想1966年搞建厂准备工作，1967年大上基建施工，开始组织中间生产，考验产品、工艺和设备。1968年是基建高潮，内外基地新老产品形成系列；1969年要进行生产调整和部分基建，内外基地结合出车；1970年达到5万辆配套能力，争取1972年建成10万辆的水平。希望能建成一支思想红、本领硬、作风好的革命化的汽车工业队伍，希望同志们为建设二汽立功!

　　这是饶斌第一次较全面地阐述建设二汽的设想。他一心只想赶快生产出汽车，对困难估计不足，特别是没有料到发生“文化大革命”。他的一切设想由于“文革”的冲击，都未能按期实现。

　　一汽建设是由苏联设计的，宿舍内有暖气、热水、淋浴、卫生间等，职工生活条件比较舒适，如果调他们去“三线”的山乡荒野建二汽，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必须树立吃大苦、耐大劳，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精神。当时，正值中央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饶斌决定：从一汽调出的干部，在9、10两个月，分两批去大庆油田学习，学习大庆人艰苦创业，勇敢拼搏的精神，贯彻在建设二汽中。赴大庆学习的干部，由王友章、李振北、俞积芳带队，共500多人，从大庆回来后，就分配到包建单位和二汽基地工作。一汽对二汽支援的干部，到1969年末，共1273名，其中处级37人，科级203人，技术干部549人，一般干部484人。

　　为搞好工厂设计，一机部将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和汽车研究所划归二汽领导。同时，仿照一汽由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包建的经验，决定二汽应走包建道路建厂。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发动机、车身、车架、车桥、铸锻、冲压以及各后方厂，以一汽为主包建；以汽车附配件为主的传动轴厂、水箱厂、仪表厂、标准件厂、钢板弹簧厂由上海的专业厂包建；化油器厂由北京汽车厂包建，球墨曲轴设备由南京汽车厂包建，轴瓦厂由武汉汽配厂包建。组织筹建小组，将工厂设计和产品设计人员分配到包建厂，组成包建厂、筹建组和工厂设计单位的三结合队伍。为使二汽的水平高于各包建厂，决定大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简称“四新”) ；并派数百名设计人员在一汽、上海、北京、南京进行一系列试验工作，采用“聚宝”方法，包括把国外的新技术先在这些厂试验，成功后，再移植到二汽。

　　当时，齐抗等在湖南勘探厂址。然而9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后，突然传来川汉铁路不经湖南而经湖北的消息。这是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定的。于是又转移阵地，11月初，齐抗同志率领一班人，花一个月踏勘襄樊到安康的地段。这一地段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做过铁路设计计划，有经武当山南麓和北麓两个方案。他们沿两条路线都看了一圈，觉得从地势上看，北线铁路工程量比南线要小，工厂可利用的土地也多，还可利用汉水的航运条件。因为国家建设重点工程和铁路走向基本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决定，所以1966年2月下旬，齐抗、姜季炎又陪国家建委张学儒局长一同踏勘武当山南北两个方案的路线。他们编写四个设置厂址方案，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这个方案倾向于在湖北谷城石花街一带建厂。

　　自从3月底在南汽开始仿制万国牌S—162型三吨半载货车以来，经过五个月奋战，试制出样车。在南京汤山成立二汽试车队。9月开始，对WD35型载货车进行第一轮行驶试验。试验要通过一万公里石块路和一万公里山路的强化试验，才算合乎质量要求。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这个要求到1972年被国家确定为部颁整车道路可靠性试验规范标准。

　　参加工厂设计和基地建设的同志，确定到鄂西北郧阳一带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生产、生活、习俗等情况。有的还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还组织郧阳部分大队、公社干部到一汽参观。通过参观，公社干部受到一次大工厂的直观教育。

　　二汽的领导班子，12月21日正式宣布，由饶斌、齐抗、李子政、张庆梓、陈祖涛五人组成领导小组，饶斌、齐抗负责全面工作。正式宣布前，领导小组事实上已经形成，李子政是一汽的副厂长，张庆梓是汽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陈祖涛是工厂设计处的处长，都是二汽筹建中的领导干部。五人领导小组当时的分工是：齐抗带领徐家宽、何方、迟文波等到鄂西北打前站，到基地安营扎寨，为后来人做好进驻准备；张庆梓(曾任南汽厂长)率王汝湜等到南汽抓产品试制工作；李子政和陈祖涛负责工厂设计、工厂包建、试生产基地、工装设计准备工作；饶斌负责全面工作。小组决定将《建厂纲要》的写作和修改交周曙、高庆岚负责，要求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充实改进。到1966年11月，定稿为《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方针十四条》，随厂址方案一同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并经有关领导机关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