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厂址确定后，经国务院业务组(行使国务院职权的班子)批准，由武汉军区直接主持的二汽建设1969年1月现场会，要求排除干扰，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从而打开新局面。

　　1月现场会议在郧阳军分区礼堂召开。参加会的有包建厂、勘测设计院所、国务院有关部委等106个单位305人。主席团22人，有孔庆德(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周子健(一机部副部长)、苗树森(建工部副部长)、宋养初(国家建委副主任)、李光烈(交通部副部长)、张永励(商业部副部长)、李纪章(物资部副部长)、赵修(湖北省副省长)、熊心乐(湖北省军区参谋长)、齐能尚(湖北省军区副政委)、刘守华(一汽厂长)、张世海、徐舟(一○二指挥部革委会主任)、刘景修、齐抗、杨健等。

　　齐能尚主持会议，周子健、宋养初、孔庆德讲话。

　　周子健讲建设二汽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意义。他说：“我国每年要拿30亿元进口汽车，这对我们一机部、对我们汽车工人是不大光彩的。我们现在有炮没车拉，国家和部队都需要汽车。毛主席、周总理极为重视二汽建设。”宋养初副主任讲：中央对二汽建设非常关怀，二汽已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孔副司令员讲：要准备打仗，要搞大批判，要用毛泽东思想建厂。他着重强调“要下放科室人员”，批评了知识分子和“厂址造反”。齐抗在会议上充当那个总是检讨的“当权派”的角色。他讲：打仗要求分散，生产要求集中，如何恰到好处地解决好两者的矛盾，是个新课题，自己掌握不好，需要好好学习。王进仁(一机部基建局副局长)作了建厂进度计划报告，确定建设顺序是技术后方厂、毛坯厂、主机厂、附配件厂、总装厂，要求1969年完成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70年为施工高峰，要求完成40万平方米；1971年上半年再完成22万平方米，基本结束二汽第一期建设工程。

　　孔庆德讲话并宣布二汽建设现场总指挥部成立，指挥长为熊心乐，副指挥长为周子健、苗树森、赵修、张效增(一机部政治部副主任)、徐斌洲、刘书智、于海荣、刘守华、冯伯华、刘景修、齐抗。成员有齐能尚、王春迁、张育才、贺德福、杨健、韩永昌、王子仪、王进仁等。

　　15日，大会闭幕。闭幕会上，指挥长熊心乐动员各单位紧急行动起来，为二汽上马做好准备，提出“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的方针(简称为“四边”方针)，以及“先生产、后生活，先建厂房、后建宿舍”(简称“两先两后”)的 建设方针。元月会议和老营会议一样，成为二汽建设的里程碑，把动荡了许久的二汽总体布置确定下来，把在“文革”中搞乱了的建设者的心又收拢起来。

　　经武汉军区“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决定，二汽对外称红卫厂，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对外称红卫厂总指挥部。4月1日，二汽革委会决定，二汽所属单位除对外称红卫厂外，并启用代号，如通用铸锻厂为5720，设备修造厂5721，化油器厂5762，仪表厂5763，轴瓦厂5764等。

　　红卫厂建设总指挥部成立后，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按军队建制，设指挥组、政治工作组、后勤组、办事组。为工作方便，在四大组下，又设若干小组，大组领导小组，小组为大组的参谋、办事机构。

　　红卫厂建设总指挥部下面成立五个分部：第一分部是十堰办事处，负责地材生产和供应；第二分部：承担二汽施工的单位；第三分部：即二汽；第四分部：东风轮胎厂；第五分部：负责公路、铁路建设。

　　3月20日决定创刊《红卫战报》。

　　现场会一结束，齐能尚、齐抗就到设备修造厂、冲模厂、设备制造厂、通用铸锻厂、刃量具厂、锻造厂审查设计纲领和四大指标以及总平面布置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后方厂第一版总平面图和有关系统的设计原则都确定下来。

　　4月9日，一机部军管会批准并转发二汽产品组提出的五吨民用车和两吨半军用越野车设计方案的初步意见。4月18日，第一辆两吨半军用越野车样车，经过二汽临时产品组设计人员的艰苦努力，在一汽的大力协助下试制出来。4月下旬，红卫5721厂为加速二汽的生产准备工作，在厂房未建成的情况下，首创芦席棚车间，进行临时生产。这种因陋就简、勇于奉献的精神，成为二汽职工学习的榜样。芦席棚车间成为二汽一面“红旗”。产品试制出来了，厂址也定了，制造产品的设备需要确定下来。

　　5月15日，在张湾召开设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全国180多个单位的1400多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一机部沈鸿副部长到会指导。这次大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安排二汽所需新设备的试制和生产；二是审定各专业厂的工艺设计和总平面布置图，讨论工厂设计中有关原则。会议历时10天。

　　“5·15”会议后，专业厂和设计单位经过认真研究，30天就初步计算出各专业厂的设备、人员、面积、投资；还对运输、仓库、水、电、修建、民用建筑等设计原则进行讨论，调整总体布局，确定专业厂的总平面布置图。会议审定二汽总投资为12亿元。

　　自此，二汽建设走向新阶段，出现新局面，各部人员在总指挥部领导下积极工作。虽然交通不便，生活困难，但是每天从光化、丹江、邓湾码头，经公路、水路来的人员、设备、器材，川流不息，源源不断。来自各地的建设者从丹江下火车，乘船至邓湾，再乘汽车到达基地。张湾和红卫是二汽建设指挥中心，搭了许多芦席棚住人。华中勘察大队、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和其他设计单位的同志，住在河滩上的临时招待所里。还从大庆、包头、北京调来施工大军。初夏的鄂西北山区，碧水青山，在阳光照耀下，一派热气腾腾景象。千军万马进山沟，摊子大，战线长，二十几个专业厂基建同时上马，还要抓生产准备，抓生活安排，任务十分艰巨。一切施工、生产材料和生活物资都要从武汉、丹江、光化等地运进山里，运输量非常大。一机部给二汽调进几批解放牌汽车以及一批意大利进口的汽车，成立了二汽运输处，后改为第五分部，按军队建制成立运输团，下设连队，有三百多辆汽车，还成立汽车修理厂。

　　湖北省革委会学习班设在武汉市东湖八一小学内。当时，需要“解放”的干部要进这个学习班，一边学习，一边考虑自己的问题，认真自我检查，提高认识，以便取得群众谅解，重新进行工作。二汽还派工宣队员徐士典协助学习班工作。学员住在教室里，分上下铺，伙食标准为四菜一汤，很不错。

　　饶斌在这风景秀丽的东湖畔，深感长期处于紧张、疲惫和受尽折磨的身心得到休整，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到学习班第三天，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便来看望。张体学在学习班讲了话，主要内容是：要正确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大胆让解放的干部工作。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他的讲话像一股清新的风，吹到干部的心里。饶斌血压一直很高，但他坚持学习。当人们谈到造反派打人之惨时，他总是凄然地微笑不语。徐士典是希望饶斌快出来领导二汽建设的，饶斌也知道他的观点。他问饶斌：“你挨打没有?”饶斌不肯谈，在多次询问下，他才说：“唉!真不敢想啊，他们(指专案组)先让我低头、弯腰，都还挺得住，后来又让我跪着，一跪就是几个小时，起不来呀!我把棉花塞进膝盖处，有时找不到棉花，就把袜子垫在膝盖上……”他心情很沉重，不解地问：“有一个瘦瘦的小个子，打我真狠哪，用里边穿着钢丝的胶皮管打，真疼啊!他为什么那么仇恨我?”当谈及许多老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时，饶斌感叹地说：“许多人都是从九死一生、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怎样一下子变成走资派啦?”但当有二汽人谈到建设情景时，他那显得疲倦愁闷的脸，就会露出兴奋和喜悦的神色。他细心地听人叙述“三通”进展的情况、高压电线全线架通等，双眼闪着欣慰的光芒。

　　一天晚饭后，他和徐士典沿着东湖边的小路散步，边走边谈，从二汽建设的提出，到十四条建厂方针的设想，以及未来的发展。他越谈越有劲，不知不觉烟烧痛了手指，才从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中醒悟过来。他数着世界上几家大汽车厂，如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三菱、日野……年产多少，感叹我们的落后。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湖光山色，饶斌遥望晚霞映红的天空，情不自禁地吟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他对自己不能为祖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使劲而惋惜吧？

　　在学习班饶斌听到专业厂筹备组都进沟了，老乡腾出仓库、牛棚、房屋给他们住，他们与老乡换工互助，帮老乡干活，老乡也同职工一齐盖芦席棚、修路，把许多干涸河滩填平坑凹，去掉大石，变公路，开进汽车。他高兴地说：“二汽建设终于开始了!”

　　“飞架丹东线”是件令人震撼的奇闻。1969年2月22日，一支20来人的施工队进山，要架一条1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这条线从丹江引向二汽，长170华里，由270座铁塔组成。按常规这20人的队伍要干三年，但是他们依靠沿途300个生产队，从挖坑、备砂石到竖塔放线，全部由生产队包干，只10天，4640吨砂石料就备齐，270个铁塔基础坑就平卧在座座山头。铁塔最高的51米，重10多吨；中等的25米，5吨左右；最小的十几米，一吨左右。他们按当初武当山顶的金殿(铜制)好几万公斤重能上到山顶去的办法，一面人扛肩抬，一面用“地拱牛”的土办法，硬是把270座铁塔在17天内扛拉上山，59天就竖立起全部铁塔。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把 60吨重的变压器，从山外运到山内。安装工人日夜奋战，18天就安装好，建起丹江至二汽的高压电线路。4月29日，二汽变电控制室里传出捷报，丹东线通电胜利成功，11万伏强大高压电流输送到二汽，工地顿时灯火辉煌。

　　1月现场会后，二汽革委会抓紧时间，为最后一次整体布置的调整夜以继日地进行准备。一方面催促参加二汽建设的单位组织力量，参加即将召开的二汽现场会议；另方面组成以革委会副主任齐抗为首的总体布置调整组，对老营会议后历次调整方案进行认真分析，认为老营会议确定的按工艺分组，按地形分片的原则，既有利于备战，又有利于生产，但片间有一定距离，片内各厂应尽量靠近些；专业厂车间不应太散；考虑工厂布置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活福利、文化教育区的安排。大家认识统一后，又和专业厂同志一道，拿出三个总体布置方案。经革委会讨论，同意第一方案，就是在老营方案的基础上，将底盘片从土门前向东移，铸造二厂放在白浪大坪，车桥厂、减速器厂放在茅箭堂和陈罗二岗，锻造厂放在李家边，传动轴厂放在韩家沟口，后又改为杨家沟，其他基本不动。

　　饶斌6月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毕业，回到厂里。军代表要他在总指挥部当参谋，先在计划组当计划员。他虽然说不计较名誉地位，但见到群众却有点不好意思，有抬不起头的感觉。他斗私批修，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做官当老爷”的思想反映，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必须以普通人的姿态，生活在群众中。他到群众中后，感到群众对他非常热情，对他抱有极大希望，在听取他的意见上，并没有职务高低的界限，为此他深受感动。过了两三个月，他就担任指挥部副组长及下属的规划组组长。不论当计划员，还是组长，他感到广大群众和领导二汽建设的军代表对他均存有较高的期望，渐渐地对职位高低就不在乎了。

　　饶斌到总指挥部，立刻投入紧张的建设工作，给总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当参谋，使军代表有了主心骨。他深感在“文革”中除依靠军代表这支钢铁长城的神威外，任何人都无法调动这么多的力量，齐心协力地干一件事情。如果说“文革”真有净化灵魂的作用，那就是他对个人名利一点也不在乎了，只要能为革命尽力就行。看着二汽建设真正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他非常兴奋。

　　当他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为使二汽建设尽量少走弯路，不受损失，他还是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确意见。在红卫召开的一次后方厂设计审定会上，对于厂内是否要搞采暖设计工程展开激烈的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鄂西北虽属南方，但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及汽车生产工艺的特点，为保证日后正常生产，应设计采暖工程。有的同志认为南方地区不需要。饶斌倾向第一种意见，他积极引导大家面对实际情况，按照说真话、做实事、收实效的精神，展开讨论，尽可能求得统一。不料个别不同意搞采暖工程的同志，指着饶斌蛮横地说：“搞采暖是修正主义，指挥长支持我们，他说不该搞，你算老几!”饶斌没理会这刺人的话，仍然耐心地、不动声色地用充分的道理说服对方。搞采暖工程既不可能，为减少损失，他就提出：如实践证明确实需要采暖时，便于补上，请在工厂设计中，考虑补建的可能性。争论才算罢休。实践证明饶斌是对的。1971年12月下旬，油管、水管全冻了，许多机床停转或空运转一两个小时才能生产，只好补上采暖工程坚持生产。

　　1969年7月，处在大规模施工前夕，计划五个后方厂和四个模具厂及车间年底建成。一天，饶斌主持动力厂电修车间开工，还有两位生产组的同志同去。当时车很少，他们拦住通用铸锻厂拉煤的卡车，但车只到通用铸锻厂，司机不肯再送他们，只好走去。电修车间由建工部“一○二”施工公司一团二营负责施工。饶斌在会上号召他们争分夺秒，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由于开会时间长，他回到指挥部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开饭时间，只好买点冷饭、咸菜充饥。

　　7月，一机部在北京召开计划工作会议，除要求熊心乐总指挥长和刘景修副主任参加外，还指定饶斌参加。刘景修体贴饶斌离家一年多，家人一定很惦念。当时他爱人张矛已随商业部干部下放辽宁省盘锦商业部五七干校。刘景修给张矛打电报，要她回京和饶斌商量儿子们中学毕业后的安置问题，干校给她10天假。

　　这对患难夫妻又见面了。两人在分离一年多期间，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张矛本来历史很清楚，“解放”干部时检查很认真，很快被任命为商业部教育局的领导组长。后来，驻部军代表还让她搞“部长专案”。可有位军代表认为，她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根据是：她查阅一位“有问题”的部长档案后说：“他一贯表现好，看不出什么问题。”于是把她调出专案组。又借口组织调整，把“领导组长”也撤了。有人以不实的情况向军代表密报她，造反派对她就不那么客气了。但她引以自豪的是，在她当领导组长期间，抵制某军代表的极“左”思想的冲击，保护了两位同志没被打成“反革命”。饶斌也讲在长春的情况，那些违反政策的人，把他打得伤势很重。一次一连打九个钟头。到基地后，这些人都参加学习班，有的人还向他认错。他的被“结合”正在酝酿中。开会填写的是“总指挥部成员”。大儿子饶达，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由于思想保守及因父亲被关押所牵连，曾在北汽群众大会上陪斗当权派，被“架飞机”，每天还要写一份检查，干最累的活，女朋友也吹了。二儿子饶凯在农机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系毕业后，分配到沈阳拖拉机制造厂炼铁炉前劳动，“接受再教育”。他们厂正准备接收一所中学，他正在研究中学教育的改革问题。三儿子饶钢本已被军事艺术学院录取，但“文革”期间，又宣布撤销1966年新生的录取。他曾和同学们排戏，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后到河北农村插队，因农村武斗又回北京。学校说下乡下厂均可，只要工厂开证明，他们给转关系。四儿子饶延风，在山西太原黄陵公社插队，他想请爸爸想办法让他去参军。小五饶强初中刚毕业，希望到二汽当工人。两位军代表说：“我们自己职工的子女，总是可以安置的。工厂暂不收，你的儿子去当兵也可以。”会后饶斌把饶钢、饶强带走。中央文件也有“父母在‘三线’，携带子女，予以支持”的规定。儿子进山后，恰逢海军征兵，饶钢12月入伍，上了驱逐舰。四儿饶延风也在军代表帮助下，12月底到河南一军一师一团当兵。五儿饶强年末被招收为二汽冲模厂徒工。

　　3月2日，中苏在边境发生冲突，苏联军队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侵入我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我边防军被迫自卫反击。“战备”活动更加紧迫，中央要求加速二汽建设。

　　这次一机部召开的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二汽的问题。会后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报告说：二汽是一个多品种大量生产的工厂，产品、工艺设备、工艺装备……需要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几百个企业承担设计与制造任务……同时，除第二汽车厂本身的建设外，还需要建设相应的配套厂，涉及十几个部门，需要有关部门和省市进行规划和建设，进度要与二汽相适应。有些项目需要动员沿海企业进行包建和技术支援。二汽所需职工，拟从老企业中抽调做骨干，招收的新工人，委托有关省市和部门进行培训。

　　二汽准备生产的两吨半军用越野车的定型会议，8月21日～28日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装备部、总后运输部、炮兵司令部、科研部和北京、武汉军区等部队同志，以及长春、上海、南京、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包建厂、协作厂和兄弟厂的老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共40多个单位150多名代表。经过使用、设计、生产三方面的反复讨论，认为两吨半越野车充分考虑了军队实战的需要。通过试验、使用，表明该车越野性能好，牵引力大，行驶平稳，机动灵活，视野好，爬坡能力强，可以通过泥泞沙地、乡村道路等复杂地形，深受部队欢迎。一些部件改进后，即可投入生产准备。会议提出轮胎中央充气机构可靠性差、变速箱易乱挡、分动箱跑挡、发动机油耗高、刹车制动不灵敏、整车漏油严重等100多个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

　　9月23日，第一辆EQl40民用载重车在一汽试制出来。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一汽试制出来。这是二汽产品组在一汽的大力支持下的成果。

　　从1月现场会议建立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后，经过八个月紧张工作，9月底开始，二汽建设现场进行大规模施工。除北京建筑三公司外，在内蒙的中建八局，在大庆的建筑五团，都奉命来建设二汽。加上安装队伍，共编十个建筑工程团。

　　施工任务十分紧张。1969年10月，许多建筑材料堆在邓湾码头，而工地停工待料的报告不断送到总指挥部。经军代表同意，饶斌果断号召：“机关干部和施工队伍到邓湾码头抢运钢材。”这个号召得到机关干部和工人的拥护，不到两小时，成百部板车立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从六堰到邓湾的路上。饶斌身先士卒，带着两个儿子和同志们一起淹没在人声鼎沸、歌声高扬的人流中。路边还有家属与群众敲锣打鼓地欢送，像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那种壮观场面。从张湾到邓湾往返120里，他们下午5时左右出发，午夜12点左右，运输大军从邓湾返回。2000多人的队伍汇成人流，威武雄壮，长达二里多。指挥组的四辆板车组成一个战斗组，每辆车装载约500公斤钢材，五六人一部车，上坡拉得满头大汗，十分吃力。除脚、腿、肩疼痛发胀外，肚子也咕咕叫，确实很累。饶斌给大家讲了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绳索套在肩上火辣辣的痛，脚上打泡，踩在地上像走在针毡上一般。大家在听故事中，分散了苦痛感觉，又鼓起劲，伏下身子，躬着背拉车。离山垭越近道路坡度越大，拉的难度也越大，就把拉两台车的人合并拉一台车，一台上去，再拉另一台车。下坡时，控制不好有倾斜的危险，他们注意减弱下滑力。天亮才到东风轮胎厂(当时叫四分部)地段，有很多人来接力，饶斌才坐上黎明副政委派来的汽车，返回张湾。这次运回50多吨钢材，解救了施工现场浇灌混凝土的燃眉之急。

　　饶斌在总指挥部生产准备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如动力厂1800平方米的气体车间，1969年盛夏开始设备安装。由建委102工程局安装一团承担，由于设备质量不好、运输中又受损、职工经验不足等，安装出现种种问题。这时，饶斌召集车间和安装团的同志两次开专门会议。一次从晚上七时直到凌晨一时，帮助解决各种问题。1970年元月10日氧气终于生产出来，纯度为99.2%，投产后，每小时生产氧气150立方米。第一次正式生产氧气时，饶斌和其他几位领导到车间，听取设备运行、产量等情况的汇报，勉励职工为二汽建设多生产优质氧气，多作贡献。氧气站又安装第二套设备，每小时能生产300立方米氧气、1200立方米氮气，并能生产氩气等稀有气体。

　　10月14日～11月8日，一机部生产指挥组在京召开二汽工厂设计审定会议。参加的有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包建厂和设计单位代表90余人；国家计委、建委、建工部有关同志应邀参加。会议对设计做了调整：(1)基建总投资控制在11.5亿元，比原设计节约5000万元。(2)厂区建筑面积由137万平方米调整为123万平方米，职工生活设施(包括宿舍、学校、医院等)建筑面积为100万平方米。(3)工艺设备控制在21000台内。(4)职工总数初步控制在5.5万人左右。生产初期按70%配备。饶斌、齐抗都参加了会议。

　　开会期间，齐抗又以饶斌调十堰工作，需张矛回去帮助整理衣物、文件、书籍，以便发往“三线”为由，以二汽革委会名义给盘锦商业部五七干校革委会发电报，为张矛请假。11月24日张矛回京，饶斌早已回基地了。12月5日齐抗去看张矛，问她对工作有何打算?张矛说：“文革”之前，为避公私不分之嫌，夫妻二人尽量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经过“文革”的颠簸，觉得夫妻二人还是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好。只要是我能做的事，分配什么干什么，当工人也可以。张矛把饶斌急需的东西包装好，发往十堰，就回干校了。年末她当选为“五好”战士，希望组织上调她去二汽，但干校革委会命她带百余人到盘锦地区任“工宣队”队长，她只好上任。队员分配在盘锦地区的农场和工厂协助工作。

　　12月1日，湖北省决定撤销“郧阳十堰办事处”，成立十堰市，为县级单位，归郧阳地委领导。十堰市革委会主任刘庆祥，副主任陈明、崔毓璠、李化伦、旋敏、孟令珍。

　　10月12日，红卫地区建设总指挥部接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打来电话，命令二汽在不具备出车的条件下出车，并要求1970年“五一”开100辆，“十一”开500辆，到武汉参加游行。还明确指出，这是“林副统帅交下来的政治任务”，因此人们称之为“政治车”。这种要求明显地不切实际，厂房才开始建，设备尚未安装，如何能出车?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军代表直接受到刘丰的压力，刘丰拿着“林副统帅”的尚方宝剑，军人又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渐渐地，军代表和饶斌、齐抗等人的意见就不一致了。但要装出车来，不依靠工厂干部还不行，于是今天指挥长找饶斌谈话，明天政委又找谈话，后来又开会做饶斌的工作。饶斌用他在一汽时试制“东风”、“红旗”轿车时情况说明，当时由于急于求成，指标定高了，日夜加班只出二三十辆。但制造“东风”、“红旗”时，还有制造“解放”车的厂房和设备；而现在二汽有什么条件出车呢?如果用修理汽车的办法，向兄弟厂要些零部件组装一下，那又怎么能叫出车呢?而且要上百辆，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军令如山倒，只好用零部件组装。原工厂中的几位领导干部说服不了军代表，只好抽出人力、财力完成出“政治车”的任务。这是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看起来是提前出车，实际是推迟出车。他们无可奈何地说，这是要军代表为学会制造汽车交的“学费”啊，只有将来让事实来说话。

　　4月份，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前，党员还“在游泳中学游泳”，党组织活动尚未恢复，代表都由各级革委会和军代表根据“文革”中表现积极、“革命斗争性强”──也就是“从阶级斗争观念强”的人中选择。二汽是个重要的大厂，决定出一名代表，而且要得很急，就按条件，挑选上海来的老工人刘×× 。选举刘×× 当代表时，饶斌还在武汉学习班学习。九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中，许多功勋卓著的老党员、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江青、林彪集团的一批打手纷纷进入中央委员会。

　　“九大”后，全国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9月17日，整党小组会通过饶斌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并作出鼓励的评语。饶斌很兴奋，决心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使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真正拥护的好干部”。他觉得按照这个标准，自己还相差很远，需要不断地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地斗私批修。

　　军代表为了出车问题，召开老工人会议，可能是预先做好一些老工人的工作，要他们表态发言，要饶斌参加会议。会上，铸造一厂的谭师傅说：希望饶斌同志警惕不要用过去的老框框看问题，并说自己也有旧框框。他说：你还敢说话，但有些问题你不敢说，你不要怕，我们支持你。有捣蛋的人，我们教育他。饶斌觉得这位老师傅看穿他了的心态，对他所表示的予以支持，他很感谢。但内心十分矛盾、苦涩。他想起“大跃进”时期，曾带头破一些苏联的旧框框，如“一长制”等，搞民主管理、“三结合”的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试制成“东风”、“红旗”轿车等；但也有缺点，搞过高指标，受过“好大喜功”、“浮夸”等批评。他接受这些批评，因而思想上常常警惕“不要冒进”。他是不是有旧框框？肯定有，但反对出“政治车”是旧框框吗？他想不通。

　　在施工中，他发现按正常秩序施工建设和“四边建厂”有些矛盾。为早日建成二汽，按正常秩序建设不可能，但如何减少交叉过大，防止因为改变设计引起报废(如汽车质量问题引起产品设计的更改和建筑设计的变化等)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掌握得当，还是可以避免的。回忆 1953年建一汽时，产品是按1947年的标准定的。建设中，产品、工艺、设备、工装、工厂设计和土建设计都在变动中，因为总的设计1953年已有方案，变动是在总的框架允许的范围内的，对生产不会有大影响。而目前这种搞法会不会变化太大，影响建厂速度呢?他在考虑：“四边”建厂的方针，有没有阶段性，怎样划分阶段，怎样处理好矛盾？他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质量上的一些问题，如柱子歪倒、基础混凝土强度不够等，认为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要求施工单位重视。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价大跌，二汽总指挥部年末在襄北建立一所劳动学校，把未结合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进校学习，需要时陆续调出工作。因为这个学校前身是劳改农场，入校的同志心情都不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