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矛担心夫妻二人在一个厂工作，难免会有不利于工作的揣测议论，甚至可能横生枝节，她提出可以到地区和市的党政机构工作，但人家对她并不了解，行政级别又较高，觉得不好安排。熊心乐指挥长决定，到三分部政工组任副组长。政工组已有四位正副组长，都是军队的政委，只她一人是不穿军衣的。让她分管组织组和教育组，让她和训练班主任张彩帆等举办连(科)级领导短期训练班，每期半月，100人左右，争取尽快地把这级干部轮训一遍。

　　由于“文革”对干部的严重冲击，“连”(车间)级干部普遍存在不想当干部的思想，有的任命了也不报到。有人说：当干部是“平日工作很操心，运动来了太伤心，家里跟着挺担心”。说自己是“豆饼”，上面压任务，下面提意见，“上挤下压，夹在中间很难受”。有人说，当干部是“四多四少”，即“开会多，休息少；干活多，粮食少；批评多，表扬少；管事多，工资少”。针对这些问题，2月至5月，办了五期连级干部学习班。由于建厂任务繁重，每期只两三个星期，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解决实际问题。学员入学后，先听两个报告，一是入学动员报告，一是忆苦思甜报告。之后，开展“三忆三比三查”活动，再进行些时事政策教育。五期共轮训干部687人，基本上解决了怕困难、怕受冲击、怕吃亏等思想。回单位后，不少人有了革命的志气，自我批评的勇气，搞生产建设的朝气。认识提高了，对问题的看法也变了。过去认为基层干部是“豆饼”干部，经过学习认识到，“上挤”，无非是上级对自己要求严点；“下压”，无非是群众意见多点，“上挤下压”可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使思想作风更加革命化。大家把学习班当做“检修站”、“加油站”，决心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改造思想，适应工作需要。

　　张矛出身于高级职员家庭，“文革”中颇为自卑。到二汽后领导让她搞政治工作，她有些出乎意料。她分管组织组和教育组，十分尽心竭力。

　　1月，中共湖北省革委会核心组决定：任命齐能尚为二汽革委会主任，饶斌、吴佩伦、李子政、刘奂为副主任。吴佩伦和刘奂是一机部下放的局级干部。这时齐抗因历史上五师中原突围被怀疑，调回江苏省另行分配，但由二汽审查其历史问题，故未转组织关系，只转行政关系，工资由江苏省发。因他未转党的组织关系，不好分配工作，拖了两年才被任命为江苏省计委副主任。

　　2月5日至8日，一机部、交通部、军委总后勤部、总参装备部在京召开“第二汽车制造厂产品座谈会”。二汽派饶斌、王汝湜等参加。会议对三吨半越野车和五吨载重车的设计、试制、试验工作进行小结。一致认为：三吨半越野车具有越野能力强、平顺性、机动灵活性能好和视野宽阔等特点，基本适合实战要求。五吨载重车具有动力性能较好、转向轻便、视野好、平顺性好等优点，基本符合使用要求。对两种车的问题，要求研究改进并商定，三吨半越野车和五吨载重车的设计、试制工作由一汽转回二汽。两厂也取得一致意见。

　　饶斌又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当时林彪、刘丰等借口战备需要，迫使正进行基建的二汽大量出车，纯属主观主义。懂生产的领导干部都很明白，在不具备出车的条件下要求出3000辆、5000辆，甚至8000辆车是不可能的，但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谁也无法向“林副统帅”疏通。经过饶斌向一机部、国家计委等熟识的主要领导请求，才把二汽出车的任务减至1200～2000辆，但计委在文件中加个备注，说明“第二汽车厂今年主要是把基本建设抓上去，充分做好人员的组织培训、产品的设计、工艺装备的制造等生产技术准备工作，调整好生产线，进行练兵，为明年确保高质量大批出车创造条件；为了练兵，今年安排1200辆～2000辆的生产任务。”就是说二汽本年度主要任务是把基本建设抓上去，下达出车任务，是为“练兵”。目的很明确。这就使担任二汽领导干部的军代表不会犯大错误。

　　饶斌因反对要求大量出车，被少数人“围攻”。在要求出3000辆、5000辆、8000辆的幻想下，有人提出上半年把厂房统统完工，下半年成批出车。饶斌刚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不同意这种提法，但意见不被重视。二汽和总指挥部的军代表，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重压下，坚持要出车。总指挥部指挥长熊心乐找饶斌谈话，饶斌不同意。他说，在时机不成熟时，过早地提出出车，必然会损害基建、安装和生产准备，不可能达到出车的目的。他举了一汽出东风轿车的教训。东风样车出来后，他曾头脑发热，提出出车100辆，结果全体职工日夜加班，累死累活，也没能实现。这一教训很深刻。当时一汽出车条件好，而目前二汽则正在基建、安装，条件远不能与当时的一汽比。苗政委、齐能尚又找他谈，他耐心地反复讲述当前应集中精力加速工厂建设，如果出“政治车”，由于生产条件未成熟，会影响主要精力投向，出的车也无法保证质量。党委开会讨论，他还坚持己见，但与刘丰等人的指令大相径庭，会上无法通过。真是“军令如山倒”，谁也无法抗拒，只好答应“五一”出200辆车，“十一”出500辆车，全年出3000辆车。这与国家计委文件精神不全一致。国家计委明确提出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基建，出车的目的是练兵。孰先孰后，哪轻哪重是十分明确的。虽然还需做大量宣传工作，但有文件做依据，说话就有力量。到年末，只装配出汽车120辆。

　　5月20日，国家建委在京召开“设计革命”会议，饶斌是特邀代表，要他发言，介绍设计革命经验。饶斌在这一年“建厂路线大会战”中，曾和齐抗、李子政一同被迫作引火烧身的发言，虽不指名地受到批判，但对这样搞“设计革命”是不同意的。会上该讲什么呢?总不能胡言乱语吧，如违心乱讲，将贻害无穷。他苦闷至极。他与刘景修一道去参加会，到武汉时病倒了，医生量血压，吓一跳，血压计的毫米汞柱直达顶端300毫米处。经医生紧急处置，他在武汉办事处休息两天，血压降后才进京。当时刘景修恐怕他一人赴会无法对付，也力求饶斌病情好转同去。

　　饶斌到京立刻找国家建委负责人谷牧同志。谷牧是会议主持人，他们在国家经委曾一同工作两年多，可以倾心相谈。饶斌把“设计革命”在二汽的成绩和偏差谈了，说他担心由于介绍这些情况，在别处再引出和二汽同样的不良后果。他们仔细商量后，决定按毛主席的教导，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使人们从正反两方面接受经验教训。

　　饶斌作为会议主要介绍经验单位──二汽的代表，针对二汽“设计革命”的成绩和问题，着重讲搞“设计革命”时，必须划清的几个界限：要分清贪大和该大的界限、盲目求新和合理采用先进技术的界限、迷信洋技术和有选择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界限、反对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界限、对修改了的设计提改进意见和“复辟”“回潮”等界限，力求在“设计革命”运动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7月21日，建设总指挥部向一机部、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报送“设计革命”的“成果”。“设计革命”前工艺设备台数18900台，减为15718台，减少3182台。厂区工业建筑面积由119.87万平方米，减为95.6315万平方米，减少24.2389万平方米。总投资由11.5亿元减为9.7亿元，减1.8亿元。成绩似乎很大，但因违背了客观规律，未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由于不通铁路，公路质量差，运输能力有限，人员、物资要靠汉江水运，再转运进山，总指挥部叫运输团建船队。正好，1970年春由东海舰队、南海舰队来了一批转业军人，又从专业厂调些干过海军的复员军人，送到长航和汉航培训。同时，接两航一批驳船，又到上海接三艘千吨级拖船，决定1971年下半年组成近150人、拥有4艘拖船和10艘驳船的邓湾船队。还修建了邓湾码头。码头和船队共投资300万元。

　　为搞好繁重的基本建设工作，总指挥部将生产准备交三分部抓，他们用领导部队的方法抓基建，就像指挥队伍操练一样，要求整齐一致，叫做分阶段打歼灭战。打地基时都打地基，叫做“穿鞋”；立柱子时全立柱子；建围墙，叫“穿裤衩”；上屋顶叫“戴帽子”；上门窗叫“穿衣裳”。结果，施工面越铺越大，各厂房都留下不少小项目，不能收尾。这样做行动虽然统一，但由于没有交叉作业，需要的器材量就大。立柱子时，需要成千上万立米的木材做模板制造混凝土构件，但木材奇缺。建筑工人提出“不能等、看、喊”，“要争、创、干”。第二工程团试验成功用“土模”生产复杂的屋架、吊车梁等构件。第五工程团在锻造厂施工中，计划用打深基础的办法，最少得三个月，而锻造厂打基础只允许干一个月。于是他们采用“爆扩桩”办法，通过钻孔、爆扩、浇灌混凝土，在地下制成一个个蒜头状的钢筋混凝土桩，对建筑物起承重作用。他们经过仔细测算，要打七米深，但钻机只能钻五米，就用推土机铲掉两米。经过精密施工，这种承重承震力都有很大的基础，原估计生产后下沉十厘米，经过试生产，只均匀下沉两厘米，而且节约了时间和水泥。

　　为搞好二汽建设需要的地材供应，郧阳地区和十堰市办起两个制砖厂，供应二汽部分建筑用砖；二汽有的分厂自己烧砖。襄渝铁路通车后，逐步解决了二汽运输和物资供应不足的困难。

　　由于要生产1200辆军车，总后勤部派驻二汽产品验收军代表小组，成为二汽的常设机构。

　　6月10日，第一条汽车装配线在总装车间开始安装，21日装配线安装成功，正式在线上装车。按一机部通知，“练兵阶段，两吨半越野车每辆暂按二万五千元执行”。

　　七八月份，饶斌为抓好生产准备工作，到发动机厂蹲点。从总指挥部和三分部抽调夏治涛、俞云焕、陈纫秋等组成工作组，住在简易招待所里。当时毛德犹(以后的发动机厂长)由于一段“历史问题”，还没进入分厂革委会，只任综合组长，负责生产准备。饶斌召开班组以上干部会，讲生产准备和调试的关系，调试为生产能力的形成准备条件，调试与生产必须按计划抓好，因此要求各级干部扎实地工作，心中有数。饶斌为此特向毛德犹提几个问题，毛德犹均准确地回答了。

　　饶斌问：“发动机厂两吨半越野车有多少零部件?”

　　毛答：“218件。”

　　“发动机厂生产25Y共需多少台设备?”

　　“2170台。”

　　“已到多少台设备?”

　　“813台。”

　　“25Y已安装多少台设备?”

　　“709台。”

　　“调试出多少台设备?”

　　“150台。”

　　饶斌很欣赏毛德犹这种认真细致的精神，心想：这样精确，这样心中有数，他大声说：“100分!”他要求车间、班组领导心中都要有数。为了实现心中有数的管理方法，工作组建议公布各种数据，及时反映设备、零部件调试生产的情况。这种管理方法是科学的管理方法，过去在一汽是以报表形式体现；但发动机厂军代表不同意贴在办公室里，他怕“突出生产”，违反“政治第一”的精神。

　　7月份，发动机厂装出25台发动机。饶斌立即召开调试与生产的座谈会，专业厂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由毛德犹介绍做法：

　　1.为缩短战线，设备抓必保的。如轴齿车间原认为要形成日产40辆份的能力，必保设备要147台，经过细致工作仅需84台。

　　2.明确重点设备和工装后，派得力人员到承制厂蹲点催。

　　3.按同类型的机床组织调试队伍，充分发挥老师傅的作用。解决老师傅按台调试力量不足的问题(饶斌称为“按机群调试”)。

　　4.为减少生产中万能设备的加工量，只要专用设备到货，做些简易工装，就能把它的某些能力调出来，比万能设备上生产快很多，大家称为“部分调试”。这些经验都是饶斌蹲点期间肯定的。

　　饶斌说：发动机厂的经验起了促能力、促建设、促进度、促练兵的作用。一定要抓好调试，明确目标，早日形成生产能力。

　　蹲点期间，饶斌因工作多，每天来一次，白天若没工夫就晚上来。他到厂后总要下车间。道路坑坑洼洼，又没路灯，很不好走，人们要扶他，他说：“不要扶我，去扶老夏（夏治涛），他有白内障，看不清!”当时饶斌58岁，而老夏48岁。生活很苦，食堂的伙食不好，常吃白水煮冬瓜。偶尔吃肉，也需凭票买。一次食堂卖肉菜，没给工作组发票。刚吃过饭，饶斌和秘书刘颂亮来迟，厂里送来两份饭，两小碗红烧肉。饶斌就问其他人吃过没有，都说饭吃过了，但没肉。他边吃边听汇报，又一起研究工作。他走后，工作组发现一碗红烧肉原封未动。晚饭时，他们也尝到了肉滋味。同志们感到他对下级很关心，而他却觉得他所以有些领导能力，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给他以智慧，吸收了他们的宝贵意见、经验教训和创造性，才变得聪明，才有了主意，才敢于下决心，才能领导大家向着目标前进。他认为这是在贯彻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这年，在张春桥、迟群等人的策划下，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极“左”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否定17年来的教育工作路线的正确性。8月15日至9月20日，湖北省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十堰市派革委会副主任沈毓珂(“文革”前任朱德委员长秘书15年)，二汽派政工组张矛参加会议。与会同志不同意文件所说的教育战线执行了错误路线的提法，大家思想不通，回去很难贯彻会议精神。由于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会议才草草结束。

　　当时，二汽正在筹建小学和中学，缺乏教员、教室和物质基础，小学校在“干打垒”房、“芦席棚”里办，用木板钉桌椅，有的桌椅也用“干打垒”。还有些教室就在大树下、山坡上，有的利用牲畜棚圈等。各厂安排基建时，都把小学、中学纳入规划。职工教育方面，也开展政治、文化、技术学习。借鉴一汽生产和教育相结合的好经验，他们通过行政领导，加强职工教育，使大家懂得“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人要不断提高素质，才能提高生产力”的道理。当时，工业企业都在学习上海机床厂建立业余大学的经验。二汽教育处在有条件的分厂，先建“业大”分校。经党委批准，从襄北“五七”劳动学校，抽调当过大学教师的季峻、奚振华等同志筹备办学。

　　早在1965年，饶斌就从一汽调王友章负责二汽教育口的筹备工作，开始筹划建立中技校，并决定在长春、北京、武汉依托包建单位，办三所中技校。因“文革”干扰，办学工作中断。1966年11月，首批进山教师到达十堰。1967年4月1日，他们开始劳动建校，到1968年建起 4栋二层楼房、一栋平房，一栋办公楼(二层)。1969年末，40多名教师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直到1972年决定重建技校时，这批教师才回十堰。

　　1971年12月，教育处与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系商定合办业余大学，由教育处出场地，组织学员；华工负责课程、教材、教员等。经张矛和教育处同志与专业厂协商，先办设备制造厂、设备修造厂、发动机厂三个厂的业余大学(当时叫“七·二一”大学)。其余各厂办“业大”分校。总厂原“业大”筹备组办总校，并挑选12人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