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背景”的存在，还不是“非偶然”的主导性因素，真正的主导性因素在于市场开放度日增，逼着国内制造商转变观念。就以汽车市场为例，制造商若继续漠视消费者权利，等于愣生生把生意推给外国车商去做。

　　还有个主导性因素更重要，专指有关部门的“官念”转变。前推几年，每每面临中国也该实施“召回”制度的集中呼请，有关部门总是以“国情不同”或“条件尚未成熟”挡驾。这中间固然有既得利益团体的不断游说起着相当的作用，也包括一味依赖行政手段保护汽车工业发展的“官念”实在落伍。

　　所指“官念”转变，就我们的认知所及，还当有更深的内涵。这里着重指出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对行业效益的“总体”与消费者权利的“个体”，其分量谁轻谁重，有关部门开始选择后者，是为正确“大局观”和本真的“生产目的”的理性回归。再一层意思则指，消费者使用产品的财产损失补偿和人身安全保障，首次被提升到对公民产权保护和人权保障的认识高度。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已经结束，保护产权与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并获高票通过。保护产权与保障人权，修宪固然关键，落实更为迫切。修宪使国内保护产权与保障人权的“天空”豁然开朗，从今往后，我们更须像建立“召回”制度试点一样，把国家保护产权与保障人权的宪法逐项落实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出于上述认知，我们把“召回”制度与产权和人权相联系，并非生拉硬扯。（作者：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