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诞生于一汽的我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当时并不叫“红旗”，叫“东风”，是“红旗”的前身，定牌为CA71。之所以取名“东风”，是因为毛主席当时对国际形势有个著名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直到1958年8月，由“东风”轿车改进而来的新型高级轿车问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全厂万人集会祝捷时，才正式给轿车命名为“红旗”。

　　对于“中国第一车”，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曾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与关怀，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曾三次提及“坐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6年4月25日，一汽解放卡车即将问世前夕，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时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自己开发的小轿车来开会就好了。”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吐露开发国产轿车的期望。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到一汽参观视察，看到工人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冲天干劲时，对陪同的当时一汽厂长饶斌说：“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能制造汽车很高兴”，并再一次和蔼可亲地问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

　　1958年5月21日，在中南海小花园，毛主席参观并乘坐了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老人家高兴地说“坐上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毛泽东主席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中是较晚才换上红旗车的。此前，毛泽东主席乘坐的是苏制的“吉斯”防弹车。可是，有谁能想到，毛主席这位泱泱大国的伟大领袖，乘坐的吉斯保险防弹车竟然没有空调。

　　毛主席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般。太热的时候，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降温，车内的冰盆伴随着老人家走过了十几年的炎炎夏日。

　　1965年9月，中南海警卫局给彭真同志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制造一批三排座防弹车给首长使用。

　　这一车型编号为CA772，一汽还成立了“772领导小组”，并精选了出身好、政治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这项任务刚开始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临了，但厂里负责772专项任务的同志始终没有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即使在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也基本上做到了“外面枪林弹雨，里面锤声不断”。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1969年4月，第一辆红旗防弹车终于制成了。9月，又制成了两辆，这三辆车送到中南海后，成了林彪、周恩来和朱德同志的专车。

　　直到1972年，毛主席才坐上送京的第7号防弹车，才端走了那盆冰块。毛主席习惯用痰罐吐痰，为此，红旗防弹车的后座扶手上，也装了个小小的痰罐。朱总司令说：“人老了，上下车不方便，能否上车时有个台阶？”于是，车身设计师们马上更改了防弹车的门槛结构，增加了一个上下车的台阶。

　　可以说，一汽生产的这批CA772，因质量可靠得到了中央警卫局的极大满意，也让毛主席的冰盆“下了岗”。

　　1969年，有关部门给周总理配备了一辆红旗防弹车。有人劝告周总理，红旗防弹车还处于研制阶段，各方面性能没有经受过考验，是不是等定型后再坐。周总理说：“没定型我才试坐嘛，才可以给他们提出改进意见嘛。”

　　周总理特别喜欢坐着红旗，参加党的大会、全国人代会、政协会，连接待外宾都用它。后来，国家进口了一批奔驰车，工作人员建议周总理换一辆，周总理严肃地说：“我不喜欢奔驰，就喜欢红旗。”

　　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总理指示：让把他1962年6月到一汽视察时乘坐的那辆“红旗”运到北京，接待锡兰客人。

　　在中南海，周总理从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了送车人员，并仔细查看了这辆“红旗”。总理试了前座又试后座，试了“红旗”又试他坐的那辆“吉斯115”，边试边说：“就是红旗车敞亮嘛！好，明天就用这辆车接待客人。”

　　12月31日，锡兰总理就是乘坐这辆“红旗”从机场到市内，又换乘“红旗”检阅车检阅了几十万夹道欢迎群众的，并荣幸地成为中国朋友用自己制造的轿车接待的第一位外宾。就这样，在周总理亲自倡导下，“红旗”轿车开始参加接待外宾的礼仪活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黑格将军作为先遣组到达北京后提出：尼克松总统在中国访问活动期间，要乘坐他自己带来的防弹车。

　　周总理指示：“我们有汽车。”同时对内指示：美方访华团500人的接待用车全部使用国产车，主要是红旗轿车，“交通上大小事故不能出！”

　　红旗轿车圆满完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接待任务，红旗轿车也随着中美建交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外交事件而名扬全世界。

　　据当时参与设计生产的史汝楫同志回忆，第一辆红旗完全是大跃进产物和群众运动的成果。1958年6月，一汽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了一辆1955年的克莱斯勒作为样车。后来，周总理又送来一辆RenaultDaphine，朱总司令送来一辆Skoda440。厂里把克莱斯勒拆了，动员全厂试制，发动机和底盘各总成分解到车间设计，工艺人员配合仿制，车身则按“东风”设计程序设计，只有外形设计、车身结构仍以原车为蓝本。

　　为了使车型更充分体现出民族风格，水箱面罩采用中国扇子形状，保险杠防撞块为云纹形，车头两侧为毛主席手书“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汉字，后尾采取宫灯形尾灯，车标为红旗，尾标图案中标有毛主席书体的“红旗”二字。内饰也更加华贵，整车内外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较东风轿车高了一个档次，车名定为“红旗高级轿车”。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领导来一汽视察。

　　小平同志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

　　饶斌说：“比伏尔加高级。”“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

　　邓小平同志喜形于色，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可以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总书记幽默的话语给予汽车工人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20多年后的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庆典。

　　亿万中国人记住了电视直播画面的这一历史镜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乘坐的就是红旗检阅车！红旗车又一次占尽荣耀，大振国威。

　　赶制红旗CA72,献礼国庆10周年

　　1958年10月，红旗轿车重新设计，定为CA72，整体设计强调了庄严大方，整车长、宽、高取最大尺寸。发动机结合一汽生产情况自行设计，车身设计在结构方面吸取了克莱斯勒、林肯、凯迪拉克三种美国大型轿车的优点，较东风仿制阶段又前进了一步。

　　红旗CA72轿车送到北京以后，先给汽车局的领导看，第三天请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看。汽车直接开到薄老的家里，当时，他的秘书、警卫、司机及夫人和儿子都出来看车，都非常高兴。

　　薄老看车很细致，车里车外，他全神贯注地看个遍。薄老问：“车门框上的油漆是什么漆？花纹很好看。”“这是福建的大漆。”看完之后，薄老又说：“车子不错，搞得很好，可以生产。”并指示：“国庆节生产出一批车，送北京向国庆10周年献礼。”

　　红旗CA72轿车回厂后，一汽总厂决定，自1959年起，开始正式安排红旗轿车的生产。1959年9月中旬，首批20辆红旗CA72型轿车送往北京，北京市公安局车辆科领导为红旗车大开绿灯，特许不必检查，可以在国庆节参加庆典。

　　9月29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20辆“红旗”整齐地排列两旁等待着新的主人。下午5时左右，按照事先安排给中央领导换车的时间到了。换车的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吕正操、林枫、杨勇、章汉夫等。这些首长第一批坐着“红旗”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其他庆祝活动。

　　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国庆10周年庆典上，彩旗招展，人群沸腾。

　　10辆红旗轿车，一起参加了群众游行。红旗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礼炮声中，两辆红旗检阅车载着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检阅了陆、海、空三军。

　　此次庆典中，红旗车也受到了各国外宾称赞，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1964年，新中国诞生15周年。中央指示：一汽生产40辆红旗轿车参加国庆15周年庆典。

　　现在来看，堂堂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0辆轿车还不是小儿科？但在当时，这个产量却让一汽人忐忑不安———我们的轿车生产刚刚起步，自1958年算起，才有短短6年时间。况且，国家刚刚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一汽在三年困难时期仅仅生产了18辆车，其中，1961年生产1辆；1962年生产7辆；1963生产10辆。但是，对于国家交给的任务，一汽责无旁贷，一汽人决心变压力为动力，向中央表态：“一定完成任务。”

　　1964年6月，一汽综合性轿车厂正式建立，将设计试验部门划归轿车厂领导。为进一步提高轿车质量，又成立了轿车设计科，并列出42项质量攻关课题。一汽人昼夜攻关，不到半年时间，42项质量攻关课题逐一解决，使轿车质量大大提高。

　　国庆节前，一批崭新的红旗轿车聚集到北京，这是一汽专为国庆用车准备的。虽然这些车已经通过了为期10天的各种性能测试，但是，国家有关部门还要对红旗轿车进行最后一次决定性试车：与吉斯进行比试，如果国产红旗车性能不行，那还要继续沿用前苏联吉斯车。

　　这是非同一般的历史性选择。

　　9月28日，首都机场，空气凝重。40辆红旗和一批吉斯、吉姆分列两排，整装待发。

　　试车的路线是：从机场到钓鱼台国宾馆。

　　“游戏”规则是：从机场按正式接待外宾的路线到建国门，正常速度行驶；从建国门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慢慢开到天安门广场；绕天安门一周后，再从天安门以低速每小时510公里的速度行驶到钓鱼台国宾馆。

　　所有的司机都为“红旗”捏了一把汗，对红旗车能否通过这次考验心里着实没有底。

　　清晨6时，比试开始，而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40辆红旗全部顺利地开到钓鱼台国宾馆，而一辆苏联的“吉斯”因为车速过低，水箱开锅而趴了窝。

　　“红旗”无可争议地成为接待外宾的礼宾用车。自1964年10月1日起，“红旗”正式被定为国车。

　　来参加庆典的前苏联代表团看到用红旗接送他们，提出不坐红旗，坐吉斯，国家有关人员回答：“红旗车不能换！”1965年，红旗轿车正式作为“国车”开始接待外宾后，很快便感觉到CA72型轿车的档次不够：一是没有隔音玻璃；二是因为车体空间太小，没地方设置翻译人员或者警卫人员的坐位。所以，必须生产档次更高的红旗轿车。

　　经过反复研究和探讨，CA770大三排红旗轿车的方案设计出来，并迅速制作出油泥模型。

　　1965年9月12日，第一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19日送到北京。一汽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实现了“红旗”的第一次换型。

　　20日晚上8点多，在北京市委大楼，北京市市长彭真对车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

　　当他看到红旗轿车三面红旗的侧标时，沉思了一会，提出还是改为象征毛泽东思想的一面红旗好。这一建议从此决定了红旗轿车的形象标志。但没想到，十年动乱中，这一建议竟成了造反派批斗彭真“砍掉三面红旗”的一条罪状。

　　后来，这辆车真的就成了彭真市长的“坐骑”。他高兴地说：“我给你们试车，也帮你们宣传。”当时的中央领导，正部长坐吉姆，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乘坐吉斯，惟有彭真市长坐“大红旗”，只要他把红旗轿车开出去，所经之处，交通岗一律绿灯，让“红旗”先行。

　　此后，每当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彭真市长的这辆三排座“红旗”分外抢眼，引得另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分外“眼红”，都急于想得到一辆。一汽也就立即开始大规模生产三排座红旗轿车了。

　　直到1966年5月，一汽经过4个多月的生产，二十几辆三排座“大红旗”才相继配给中央主要领导乘坐。按照内部编排的车号：贺龙（4号）、邓小平（5号）、陈伯达（6号）、薄一波（8号）、康生（12号）、陈毅（13号）、朱德（14号）、谭震林（16号）、李富春（18号）、陶铸（19号）、李先念（20号）。

　　一汽又在此车的基础上，陆续开发出两排座、小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供中央部委、省军级领导使用。

　　转眼到了1991年，红旗也已经改型至90型。做出样车后，一汽人兴致勃勃地进京试车。

　　5月29日，阳光明媚。突然有通知说：“江泽民总书记下午4点在中南海看车。”

　　90型样车按规定的时间和路线顺利地通过西华门门岗，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停好，打开四门。

　　不久，江总书记满面笑容地向“红旗”走来，见到一汽人格外亲切、随和，像唠家常一样，一边看车，一边问了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当送车的同志说到“红旗”是民族工业的象征，大家对她很有感情时，江总书记说：“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感。当年在一汽时，我也干过‘红旗’，对‘红旗’我也很有感情。”

　　在沿着中南海湖边试车时，江总书记向其他同志介绍隔音玻璃、移动座椅自动门窗等设施，并且拍拍肚子说：“像我这样的体型，坐红旗车最合适。”总书记的亲切风趣使大家都笑了。

　　试车结束后，江总书记立即表示：“我赞成恢复红旗生产，不但要恢复生产，还要给红旗恢复形象。红旗车为国争光，我是支持的。”在与大家合影后，江泽民总书记亲切地同大家握手告别，还特地嘱咐：“回去向一汽的同志们问好！”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我们回顾峥嵘岁月，“红旗”分外耀眼夺目：一行自强不息的闪光足迹，一颗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一个令中国人自豪的东方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