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现代奇迹”赋予这个北京制造业的龙头项目：从谈判到签约6个月；从签约到公司成立5个月；第一年出产轿车5.5万辆；又一年，正力闯15万辆大关时，已跃升至中国轿车企业产销排名第五位。

　　生产力如此高速发展，就令人寻究其后面的经济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势必冲撞固有的观念、习俗乃至上层建筑。古顺义，汽车新城，与时焕发智慧、上下求索的共产党员们———

　　七一表彰———

　　一位韩国人走上领奖台

　　就在三天前的6月27日，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可以容纳千人就餐的员工食堂，被临时“改造”成“北京现代党委庆‘七一’总结表彰大会”的会场，主席台的幕景上，一枚硕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鲜亮亮地撞击着与会者的眼球；与之相映衬的另一则“符号”性标识（北京现代），曾在中国汽车界掀起一阵旋风。

　　在过去21个月里创造了“现代奇迹”的产业工人们，将热烈的掌声献给荣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党支部”称号的获奖者。

　　会场情绪因一位“特别嘉宾”的出席而愈显热烈，这位身材不高、每天清晨七点准时到达生产线巡视因而被员工们所熟识的人，正是“北京现代”总经理、韩国人卢载万，他从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手中接过一尊水晶奖杯，奖杯上镌刻着一行汉字：北京现代党群工作之友。

　　这是一份特殊的荣誉。

　　这也是“北京现代”党委屡有创新的党建活动中又一支新曲。

　　在这个热浪滚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的日子里，“北京现代”党委也将它所荣膺的一项项荣誉呈现到全体员工面前：

　　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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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可容纳千人就餐的员工食堂东去，过厂区人行横道，就是屡屡在各大媒体亮相的总装厂，这里每隔106秒钟便有一辆新车“下线”，日产轿车600余辆。厂门外，为如茵绿草环抱的“泊车场”赫然在目，成百上千辆于此集结“待命”的“索纳塔”、“伊兰特”轿车，予人一种现代大工业的震撼与气势。“索纳塔”外形简约、古典，“伊兰特”线条流畅、柔美，簇新亮洁的车身倒映着天光日色，天光日色亦饱览过这片热土上曾经有过的激情、奋争与求索。下一页>>

　　圆梦时分———

　　现代汽车带来党建“现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几代汽车人始终伴有一个“轿车梦”，特别是近年，当我们这个传统的“自行车王国”以出乎想象的速度向“轿车社会”过渡时，北京轿车生产的空白如不果断“填补”，那么北京的制造业将在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丧失一次巨大的历史机遇。

　　于是，2001年金秋时节，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与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郑梦九会长的握手言商，便被称作“揭开了北京汽车与韩国现代的合作序幕”。

　　注册资本27.1亿元、落户顺义林河工业区的“北京现代”，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第一个汽车生产领域的合资项目，因其如此，它便无可回避地要直面“第一”所带来的冲撞与挑战。

　　摆在“北京现代”党委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内，社会沿承多年的“党的绝对领导”因“股本各半”而不再“天经地义”，甚至关乎到党在企业中存在形式的问题。

　　从始至终参与了中韩双方合作谈判的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郭谦对此深有感受：“合作初期双方势必充满矛盾，注册资本各占50%；董事会六名成员双方各三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人家根本不会理你那一套。有意见分歧时，解释不充分都不行，四个要点你只解释了两点，根本通不过。工业制造业的合资企业可以弥补国有独资、外商独资的某些局限，但党组织没有当然的领导地位，这是个新课题。”

　　“北京现代”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认为合作初期韩方人员对共产党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误解，是党委面临的另一项挑战：“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共产党是‘匪党’，最初接触时甚至能感觉到他们中一些人的惧怕和抵触心理。”

　　常驻“北京现代”的韩方人员在60人左右，人力资源科金铉洙先生说：“来中国前我对共产党印象不太好，德国统一，大苏联解体，我的国家分成两半，一半是共产主义，一半是民主主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看法。”

　　徐和谊书记分析：“这是历史原因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我们还要给予理解，但是客观上给企业党的工作开展增加了阻力”。

　　此外，人们习以为常的党组织生活、党委系统工作渠道等，也因“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而遭遇“分割和阻断”。据说，建厂之初，就有韩方人员对党组织活动后未及收起的标语发出微词：“上班时间搞什么？谁发给你们工资？！”<<下一页>>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没有成功的范式可以模仿，甚至找不到相关的“理论指导”———1848年出自伦敦瓦伦街那家不大的印刷所、却影响了中国命运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没能涉及两个主义的“合资”问题；1921年嘉兴南湖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对新中国满怀憧憬时，决然想象不到80年后为了人民大众的轿车事业，一个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北京现代”党委、“北京现代”的共产党员们，站在现代化的门槛前思考———党建的现代化课题。

　　公开“亮相”———

　　“合资企业党组织不是地下党”

　　屋里没有暖气，会议桌也是由职工培训的小课桌拼摆而成，中韩双方的高层领导身着厚棉衣相向而坐。室温虽不冷，但也分明少了些热度。

　　这是2002年11月28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北京现代”党委也经上级批准正式成立，于是党委成员与韩方高层领导举行了“非常郑重、正式的见面仪式”。

　　徐和谊书记将最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送与韩方领导每人一册。

　　尽管此前徐和谊与卢载万已相识半年多，为了协商、解决一些问题，董事长与总经理甚至“朝夕相处”，但此时他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与之面谈。据说他执意这次“见面”，“就是为了大大方方地挑明这层身份”。

　　手捧中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韩方领导人的蹙眉、不解也就在所难免，听过关于“十六大”的情况介绍后，有人发话提问了：

　　“共产党员在企业中有什么特殊利益吗？”

　　“在我们这个企业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相反，他们应该是各岗位上的优秀员工。这一点，时间可以证明。”徐和谊书记的这番回答，后来被厂里许多人称为“掷地有声”。

　　就在这次公开见面会之后，党组织的又一项公开活

　　动是：全体共产党员“名单张榜上墙”。

　　韩方金铉洙先生说：“公司党委的一些文件，我们这边也能看到。”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杰回忆“公开亮相”时的一些细节：“老徐凭的是一种自觉的党性，上级并没有安排这样做，当他提出向韩方领导赠送《党章》时，我还顾虑了一下：是不是有点儿生硬？有点儿操之过急？”<<下一页>>

　　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郭谦用“正面出击”评价“和谊同志”对党建的积极态度：“没有人拿枪逼着他这样做，这出于他对党建的高度认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党组织就将阵地、工作系统建立起来，也体现出了‘现代速度’。”

　　身高1米80,体态壮硕的“徐总”，讲话却声不粗嗓不大，一板一眼，他说“公开亮相”并不是拍拍脑瓜的一时之兴，这其中有“来龙去脉”，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受命筹建“北京现代”时，时任市委书记贾庆林曾与他专门谈话：“贾书记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出好车，二是培养一支队伍，第三要把‘北京现代’办成合资企业的样板。”

　　“搞合资企业，我们要了解人家，还要让人家了解我们，正所谓知己知彼。”

　　于是他“精读”了两本书：“韩国现代”创始人、现任会长郑梦九之父《郑周永传》；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眼中的中国———《腾飞的龙》。

　　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技术员出身，曾在首钢担任高层领导，后调任市委工业工委副书记、市经委副主任，“徐总”认为这样的工作经历使他“由点到面地了解企业党建的情况，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合资企业党建工作大多处于低调、被动状态，党委工作不能公开化，有的像地下党。”

　　“同韩方高层领导见面，我就是要告诉对方，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特别是合资企业里的党组织是干什么的，形成工作态势。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在今年6月中旬，他向前来“北京现代”调研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杜德印汇报开展党建工作的体会和思考，阐释了“三理”原则：理直气壮，公开亮相；通情达理，平等交流；有所作为，理所应当。

　　杜副书记以“自觉、创新、有效”六个字对“北京现代”党建工作给以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并提出“亮相”与“相亮”之间的关系：“亮相”是形式，关键在于“相”，要通过创新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以科学的发展观去实现、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并组织大家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这条路子你们走对了。

　　大义在前———

　　“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面旗帜”

　　百十号工人“围堵”着总装车间大门，远远看去“乌泱泱一片”，有干部前去劝阻：“不要闹！越闹越没戏！”没想到适得其反，倒触怒了工人们。就在这时，董事长徐和谊向车间走去，有人拦他：“您别去啦，万一工人不理智……”“不，我得去！都是自己兄弟，我想听听他们的想法。”<<下一页>>

　　他走到人群中央：“哥儿几个，什么事？”后来他解释如此称呼，是因为不想在工人面前“摆官架”。

　　“大伙儿别在生产线闹，别激动，有什么话，挨着个儿说。”这是2002年年底的一天，围堵车间的是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人。“北京现代”筹建选址时即按市里要求“盘活存量资产”，于是以顺义林河半停产的“北轻汽”为基础改扩建，同时吸纳了厂里部分技术工人，而“集中反映问题”的正是未被吸纳者。

　　“噢，我听明白了，原来大伙儿是想来‘北京现代’上班，这是好事呀！”他大声告诉工人们：“大家放心，只要你是有技能、有追求的工人，就可以进入‘北京现代’，我们会考虑适当放宽招收条件。但是有谁是通过送礼进入‘北京现代’的，或者我们企业里有人收礼拉关系，查出来一撸到底！”

　　刚刚还满面怒色的工人们，此时竟叫着好儿地给他“呱唧呱唧”鼓起掌来。

　　随后，“北京现代”党委专门开会研究此事，加大“北轻汽”职工进入的力度与速度，举行三次面向“北轻汽”职工的招聘专场。

　　“徐和谊真是条汉子！”工会副主席张之雄从外厂调来，他说：“我就是愿意跟着他干！”

　　龙武军也是“北轻汽”老职工，提起当年那档事，他笑谈：“这对徐总来说，小菜儿一碟。他当首钢副总时领导十万大军，有驾驭大事的能力。”

　　徐总自己则认为：“这里面有个怎样看待这批产业工人的认识问题。”他的价值判断是：“这些人

　　是最宝贵的财富。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里，对这些人进行思想教育、业务技术培训等等，国家也是付出了成本和代价的。他们懂得企业生产的规矩，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我就不相信，咱们只靠韩国的技术一‘忽悠’，就能把轿车‘忽悠’出来？！我也不相信去大马路上招工就能干出一流的轿车来？！在当时状况下，外国老板来了，老企业的工人兄弟把饭碗丢了，他们心里自然没着落。我当时就说这是自己的兄弟，这话不是虚的，我在首钢工作过，理解工人，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

　　其实，最难得的是，他走过一遭“官场”，还持守着这一份本真的东西———像人一样去理解人。

　　他说，在“北京现代”上马的艰苦日子里，他自己也被许多事情感动着，“国旗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下一页>>

　　那是2002年9月29日，天刚蒙蒙亮，徐总就赶往首都机场为第一批赴韩培训员工送行。党委副书记张杰想他每天都忙到后半夜才休息，劝阻道：“我代表得啦！”徐总不同意：“我得去，这些人将来都是生产骨干，企业需要他们做贡献。你给他一分，他会回报你十分。”

　　在机场，培训团临时党支部成立，培训团团长宋顺生任书记。徐总嘱咐大家：“一定要把技术学回来！不能做有失国格、让人家看不起的事！”

　　24名员工在“韩国现代”牙山厂刻苦学习，每天跟班上岗，晚上先个人总结，然后小组交流，过半军事化生活。抵达第三天，恰逢国庆节，下班后大家集中到支书宋顺生住处，准备搞个小联欢。邻近日杂店的韩国老板得知中国国庆，热情地送来鱼片、虾条等小食品。作为联欢的第一项内容，老宋将一面五星红旗高悬于墙壁，众人聚拢过来面向国旗庄严宣誓：“听从指挥，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三周实习期很快过去，24名员工以组装五辆“索纳塔”、可以独立操作的优异成绩回国。

　　还是首都机场，手捧一束鲜花的徐总迎上前来，虽然才隔三周时间，他却发现每个人都“精瘦精瘦”的，老宋从包里取出那面写有宣誓词、签有24人姓名的五星红旗：“董事长，送您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一向能“驾驭大事”的董事长激动了，手捧国旗他大声说道：“这面旗帜要成为‘北京现代’的历史，要把它永远保存好。”

　　在“北京现代”，还有一个个“经典故事”：

　　为了公司成立、“挂牌”仪式的顺利进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杰带着一班人连续苦战，“三天两夜没合眼”的故事；

　　总装车间一对新婚夫妇，为投产前的员工培训，未休一天婚假的“一对半的故事”；

　　就是由于这些可观可感的一件件具体事例，韩方人

　　员对共产党组织原有的一些偏见，一些疏远、冷漠，一步步发生转变，进而产生新的认知。

　　“镜子”效应———

　　“我哥们儿都是共产党员”

　　胖乎乎的脸上一副眼镜，半生的中国话常常招来一片笑声，工程管理科长赵宰逸是与生产现场接触最多的韩方员工，看着照片上的宋顺生、陈磊，他的汉话流利不

　　磕巴：“我哥们儿！”<< 下一页>>

　　他解释：“我对‘哥们儿’这个词的意思很了解，只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才称‘哥们儿’”。即使这样，他也能扳着手指说出一串名字：“我哥们儿都是共产党员。”

　　他又解释：“不是因为共产党员才成哥们儿的，而是在接触过程中，感觉到他们人都非常好、很优秀，回过头一想，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2002年9月来到“北京现代”，他说：“公司每个部门的主心骨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他们必须是优秀员工。”

　　赵科长眼里的共产党员：聪明、诚实、勤奋，因此部门人员招聘时，他一看表格上写着共产党员，就“全收了”，他笑着说：“我们部门共产党员的比例可能是全公司最高的。”

　　“你们是怎样成为哥们儿的？”———同一问题分别问了他和他的哥们儿。

　　赵科长说：“建厂初期，条件艰苦，一个冬天没有暖气，从韩国运来的设备卸在雪地上。如果在韩国一定是机器装卸，可这里条件不允许，我们就一起人工拆卸，一起熬夜。”除此，有时还和哥们儿“一起喝京酒”，他算了算，在“酒星”中能排“第二”。

　　轿车厂厂长陈磊说他同赵科长的工作关系属“上下工序”，协调不好会“干仗”。2002年冬生产上马，他们两人在雪地里东奔西走，经常忙到后半夜。因为“都看到对方的长处，相互吸引，半英、半汉、半韩的语言交流，竟没有隔阂的感觉”。误了饭点，两人就去附近的小饭馆“互相请”，陈厂长忍不住笑意：“一来二去的就成酒肉朋友了”。

　　2003年11月，赵科长的双胞胎儿子一周岁生日，他办了一个中式的生日会，现场工人、班组长以上干部都去了，“哥们儿”宋顺生做司仪，陈磊祝词，中韩两种笑语在席间跳跃，和谐又热闹。当时赵科长的父母也从韩国赶来，看到儿子在中国过得这么好，“非常高兴地回去了”。

　　性格潇洒、幽默的“老赵”也同“哥们儿”讨论过“我这样的能不能成为党员？”几个“哥们儿”很“内行”地告诉他：“你不行！你不是中国人。《党章》规定，中国人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老赵喃喃：“我要是中国人，一定是优秀党员！”

　　生产管理部长朴汉圭，曾被韩国现代总部派驻北美、欧洲十多年，到“北京现代”后，与共产党员直接接触，他说：“很多想法都改变了。感受最深的是，共产党员做好事帮助别人，不宣扬，他们为党工作，也是为了中国工作。”朴先生说韩方60多名员工，虽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敬佩共产党员，“但是可以说没有对共产党员反感的，因为没有反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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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三天前的6月27日，手捧“北京现代党群工作之友”奖杯的卢载万总经理，将一番肺腑之言讲给与会者：“到北京现代赴任初期，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对共产党组织有生疏的感觉。另外，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对公司内党组织有过片面（戒备）的想法也是事实。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杞人忧天。自北京现代成立那天起，以党组织、团组织、工会为核心组成的精锐团队为公司的发展起到了模范作用，让我很受感动。这样的情形我想在国外是看不到的。‘北京现代’发展到今天，党组织一直是2000多名员工的核心，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相信今后会继续起到带头兵的作用。我希望我们的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为‘北京现代’发展持续不断地努力。”

　　“合资企业外方对党组织的评价，是党建的一面镜子。”———这是“北京现代”党委一班人的共识。

　　正是这样一面镜子的存在，迫使“北京现代”的共产党员们，时时自警着一种“亮相”意识，正衣冠，善其身，整体的“形象工程”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夺人心魄”；正是这样一面镜子的存在，迫使他们走上“制度创新”的路途，以全新的作为，在合资企业中赢得尊重，树立起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也使他们在党的83岁生日之际，献上新歌一曲。（李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