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制造业与全球经济的结合，使国与国、先进技术与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距离越来越缩短。邓小平从提高综合国力出发，在二次“南巡”前就讲过：“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的时候，提到自己和汽车工业的渊源，他说20世纪20年代初曾经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1925年11月6日，是年21岁的邓希贤（邓小平）到比杨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作为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学习钳工，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一法郎五十生丁。

　　邓小平批准汽车业中外资“结婚”

　　1978年10月，李岚清受命参与领导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

　　李岚清同志回忆说：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们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向我们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等。

　　这位经理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中方一方面感到新鲜有趣，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特别是他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尽管这样，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每次谈判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把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同志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得知这个消息，大家十分的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问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1979年3月21日，由副部长饶斌同志带队，第一机械工业部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的谈判。但意外的是，当时该公司的决策机构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与中国搞合资经营的意向，使谈判未能继续进行。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却对与我国搞合资经营很感兴趣，捷足先登，率先在汽车工业领域与我国办成了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