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自我--李峰环球旅行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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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多人来说，2004年5月18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对李峰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很多。因为就在这一天，他告别了家人，开始了他单人驾车的环球旅行。

　　2004年6月20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平凡的日子。不过这一天，我认识了李峰。

　　这是个星期天。久居捷克首都布拉格，在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里，节假日对我来说是最难打发的。但是，久而久之，却也寻找到了一些适合于自己的打发周末的法子，办法之一就是睡懒觉了。

　　这一天上午，迷迷糊糊睡到了10点50分。半睡半醒之时，我常常会在思考一些问题。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她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于是常常给我提供信息，就好像给记者提供新闻线索一样。我曾按她提供的信息，“采访”过一位偷渡客。

　　她告诉我，有一个叫李峰的，单人驾车环球旅行，昨天从波兰来到了布拉格。他把车停在了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最繁华的一条大街，然后去几个景点参观。两小时回来后，发现车的左后侧玻璃被人砸碎，后座上的两包东西也被盗走。当天傍晚去警察局报案，笔录作了三、四个小时，一直做到22点。由于车窗玻璃被砸，就将车停在我们的院子里。她建议我去看一看。

　　我赶紧忙着洗漱、吃“早餐”，11点半来到了停车场。只见一辆欧宝车停在那里，周围已经有几个人围在那里聊天。他们立刻把我介绍给了这位李峰。他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和此次驾车环球旅行的一些情况。我转到车的左侧，看了看被砸坏的车窗玻璃。玻璃已几乎成了碎片，但由于车窗内侧曾经贴过太阳膜，许多碎片还粘在太阳膜上。

　　捷克的社会治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算是最好的。我有几位常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朋友来到捷克，就感觉捷克的社会治安比俄罗斯强十倍。然而，虽然他途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的治安状况都不如捷克，而恰恰在捷克发生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破窗盗窃的事情，真有点令人费解。

　　简单一聊才知道，世界其实并不大，我曾在两个单位工作时的两位同事都是他的同学。他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将他与我拉得很近。很自然，我邀请他当天下午来我的住处做客，并为他做了一顿很普通的晚餐。我知道，即便是最普通的晚餐，对一个突然来到在异国他乡而又举目无亲的人来说，比国内的盛宴还要令人难忘。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了解到，他5年前就开始有了驾车环球旅行这一梦想。他曾试图寻找一些赞助，但很多人对他并不抱很大的希望，或者说不太感兴趣。他得到更多的是媒体报道，以及沿途一些免费修车这样小小的优惠。他那些好心的大学同学为他筹集了2万元人民币。就这样，他匆匆地上了路。

　　李峰来到捷克的事，很快传遍了我们这个小院。有不少国内来的同胞，以及不少捷克朋友，对李峰的这种壮举感到钦佩。然而，我知道，在国内，仍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反映颇为麻木，居然还有“吃饱了没事干”这样的话。

　　但是仔细一样，也没什么奇怪的。“冒险”一词在西方语言里是个褒义词，而在汉语里却是个贬义词。我们中国人有时太实际，干什么都要问一个能不能管饭吃。我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农业文明的影响，加上几千年来人口的压力，使得我们历来注重基本生活的保障，而无法去考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开拓、探索和冒险精神。而缺乏这样的精神，其根本原因还要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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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虽然濒临太平洋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但这四大海与地中海不同。地中海几乎可以说是内陆海（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地中海的名称是由“陆地”和“中间”两个词组成的，意为“陆间海”），四周被陆地环绕，只有西部有大约90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因此，地中海相对平静，适合于古人航行。而我们的四大海中，黄海、东海和南海实际上是太平洋的边缘海，常年波高浪大，夏季还经常遭受台风的袭击，因此，是古人无法征服的海洋。渤海虽是三面环陆，但首先它缺乏天然良港；其次，由于冬季时间较长，航行期较短；第三，他的周围是享有相同文化的居民，似无探险的必要。加上海面不大，完全可以乘马匹和马车绕到彼岸。于是，我们的远古先民很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内陆。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内陆文明，以别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海洋文明。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不约而同地呈现了这种内陆文明的特点。

　　从中国远古先民所处的整体地理环境来看，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东面和东南面是不可逾越的大海，西面、西北和西南是高山峻岭，因此，这种地理环境在总体上有着封闭性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远古先民的对外扩张。但是，在这种总体封闭性的环境下，中国远古先民的活动空间并没有受到局限，他们的活动范围又相对比较开阔，因此中国文化从很早开始就显露出统一的特色，生活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的远古先民在心理上又有着趋同的特点。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但又非常广阔的的空间和舞台，足以让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融合，使得中国远古先民没有向外扩张的必要。因此，中国古代文化从很早开始就显露出内倾的特点，向内扩充和发展。

　　然而，古代的希腊半岛，土地贫瘠，丘陵遍布，不适合于农业生产，且活动范围狭小，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从事贸易，将注意力转向海外。加上希腊地处地中海沿岸，天然良港密布，海面相对平静，使得海外贸易和海上扩张成为可能。因此，古希腊文化一开始就展示了外向的特点，古希腊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从事海外贸易、进行海外扩张的文化。亚历山大的远征，将外倾、扩张的古希腊文化发展到了极点。

　　所以我们说，地理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决定和影响了一种文化的发展走势，决定了一种文化在其形成的初期是朝着对外扩张的方向，还是朝着自我满足、封闭保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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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因素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有时是间接的。地理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而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走势和行为方式。

　　由于地理的原因，几十万年的西北风将众多的细土吹落到我国、尤其是我们北方辽阔的大地上，使那里形成了厚厚而又松软的土壤。加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方的气候普遍比现在高2至3摄氏度，因此，早在约1万年前，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就开始产生了农业文明。中国远古的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

　　农业生产的发展，意味着大规模人力的投入。尤其是是远古先民感到头疼的治水，更需要某一地区或某一部落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和集中定居。此外，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对谷物等进行长时间的照料，对土地进行长时间的耕耘，中国的远古先民很早便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定居的生活比择水而居、择草而牧的游牧生活更为先进。

　　然而，正是这种过早发达的农业文明和过早开始的定居生活，对中国华民族的性格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社会结构。

　　首先，过早的农业生活决定了中国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使得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偏重于自然。农业生产对气候、天气等自然现象的依赖性较大，而这种自然现象是远古先民所无法控制的。中国远古先民认为，“天”在控制着地上的一切生活和自然现象，因此，人们要顺从“天”的意志，听命于自然的安排。于是，就产生了天命的观念，产生了被动地依赖于自然现象的传统，产生了人要顺从于自然、与“天”的意志保持一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文化传统，从而削弱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斗志。

　　其次，过早的农业生产导致了过早的定居生活，而过早的定居生活又将远古先民拴在了他们所依赖的土地上，使他们对任何新的生活方式不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安土重迁”、“安于现状”的传统，也产生了独特的“乡土意识”，从而对新的未知世界缺乏探索的精神。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安于现状”的传统和“乡土意识”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农业经济。精耕细作后的农田，往往是几代人辛苦劳累的结果，人们不愿意离开几代人经营的农田，去边远地区开垦新的土地。于是就造成了中原地区众民寡土、边陲地区土地荒芜的反差现象。我们的祖先把去边陲地区开垦农田当作是一种惩罚。这与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欧洲人最大限度地向海外扩张、在北美大陆努力开辟西部地区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后来的中国，这种安土重迁的民族特性逐渐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了他们维护专制政权、对全国百姓实施控制的工具。

　　再有，由过早的农业生产所导致的过早的定居生活和过早的人口增长，使得同一地区的资源出现了过早的贫乏和不足。为了解决因人口激增所引发的矛盾，为了解决因大量人口集中定居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远古先民不得不从道德上去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一是通过道德的宣传，鼓励人们以克己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欲望，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要求。这种力求通过道德教化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成了以后儒家道德学说的基础。然而，从人的本性来说，这种道德的教化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因此，出现了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即通过“礼”的方式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这就是自西周开始的“礼制”所产生的基础。而由于这种礼制是根据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规范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使得人们不能逾越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进行创新和探索的行为。

　　此外，由于过早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使得人们在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未能及时解体就全然进入了农业社会。起初，中国的远古先民按一定的血缘关系定居在某一地区，从事着农业生产。这种氏族的血缘关系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后来出现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也是以这种家族关系为基础而发展的。但是，与西方所不同的是，在远古中国，氏族血缘关系未经解体，部落联盟就发展到了国家的形式。因此，国家就带有了家庭和家族的特色。换句话说，家庭、家族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国家又是家庭、家族的延续。同家庭和家族里的家长和族长一样，国王享有着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君臣关系实际上就是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由此，源自家长制的专制政体得以产生，而专制政体从根本上控制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也极早地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农业生产所表现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远古先民探索外部世界、进行竞争冒险的欲望和积极性，将他们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使得中国古代文化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内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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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早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不仅使得我们远古先民不能对新的未知世界进行探索，走出家门去从事冒险的生活，还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打上了知足常乐、求静保稳和实用保守的烙印，而这些民族性格中的特点与我们的远古先民缺乏冒险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并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

　　知足常乐。易于满足现状是农业生活给我们远古先民的性格所带来的一大特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古诗道出了我们的远古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的生活的艰辛。然而，无论生活和劳动有多么艰苦，由于农业经济使得人们与土地拴在一起，加上迫于人口过剩的压力，我们的祖先便养成了一种特别能忍耐的性格。而统治阶级和富人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善于忍耐的性格，来欺辱和压榨普通百姓。与这种忍耐能力相关的是对贫穷生活知足常乐的态度。只要不离开土地，就总有收获的可能。其实，不知足才是进取的动力。恰恰是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阻碍着人们向往更高的生活标准，探索远离自己的未知世界，追求更具挑战性的生活。

　　求静保稳。由于农业生活对气候等自然现象的依赖，我们的远古先民逐渐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人依附于自然环境，寻求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的方法。因此，他们在运动与静止的两极中选择了求静。后来，儒家提倡修身养性，静心寡欲，注重道德修养，并以此实现与外界事物的平衡和一致，作为为国出力的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自然的逻辑顺序。道家也主张“心斋”，即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达到与周边事物的和谐。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达到心性的平和及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求静的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与自然协调一致。这与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征服和改造自然、主张向自然索取的向外扩张型文化，有着天壤之别。

　　实用保守。中国远古的农业生活还来我们的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注重实用的印迹。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许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我们的远古祖先的知识往往是前人所传下来的，是经验积累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于是，他们逐渐养成了重实际而轻玄想、重直觉而轻推论的习惯，凡事按经验办事，不能轻易相信未经经验证明了的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具有注重经验，讲究实用，关注现实，不思变革的特点。孔子的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是这种务实传统的体现。相反，由于古希腊土地贫瘠，古希腊人很少进行农业生产，而更多地进行海外贸易，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注重扩散型的逻辑推理。古希腊的知识虽起先也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这些知识经过古希腊人逻辑思维的发展，往往超出了实际经验之外。因此，古希腊人往往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注重探求实际生活中没有的或未被经验证明的知识，并且认为，即使是被经验和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和知识，也是可能变化的，值得人们的不断探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注重实用的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稳健踏实的优良品质，但与此同时，这一传统长期以经验为基础，不仅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使我们的祖先忽视精神的作用，还具有较强的保守性，使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性，束缚了其勇于探索的精神，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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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相对封闭但又范围广阔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过早的农业生产，使得我们的远古先民养成了听天由命、安于现状、注重实用、知足保守的性格，过分注重内部关系的协调，长于内部纷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受到多次入侵；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我们的祖先郑和在远洋途中未曾考虑过如何征服那一片片异国土地；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我们的近代成了一段让人郁闷、使人窝心的历史；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我们更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自己，并思考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唾弃。

　　李峰单人驾车环球旅行，表面上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却是代表着一大批觉醒了的年轻人。他们在向自我挑战，向传统观念挑战，向形成了几千年的民族性格挑战。令人值得庆贺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行动，已经越来越多。面对他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勇于探索、敢于冒险的壮举，我们难道会无动于衷吗？想想他们，在看看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本文作者是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吴玉璋上校，现在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任副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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