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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郎咸平枪口对准的并非仅仅是顾雏军
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郎咸平一个人打败了一大群经济学家，有人认为，顾雏军倒了不等于郎咸平正确。 然而，不可抹煞的事实是，郎咸平是会计，他首先从顾雏军的财务报表上看出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家“挺顾”却从政治上攻击郎咸平，回避了顾雏军的财务问题。正如《中国力量》的作者在后记中说的：“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在内地有‘民企杀手’称号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再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郎咸平的‘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郎咸平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郎咸平和左大培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2005年10月1日，郎咸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说：“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啊，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国内最反对什么，我最反对他们什么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我比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要更左倾，你们要说我左倾嘛还差不多错了，你以为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可以救得了中国吗？你大错特错了。什么叫产权改革，这么多年来，那就是我所谓的保姆理论。我们家今天很脏啊，请一个人来清洁我们家，这就是保姆，清理干净以后呢，家就变成他的了。这就是我们产权改革。国企老总就是保姆。”
何谓“主流经济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主流经济学家”恰恰是郎咸平所批判的“主导中国产权改革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是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是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非主流派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
非主流派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极端的哈耶克自由主义，最坚决否定历史上一切革命，否定毛泽东。反毛，亲美；在经济战略和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腐败有理，由于大部分是经济学家，他们自己也获得巨大利益，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新的买办资本资本集团有自己的“海龟”经济学家，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肆意贬低民族利益，破坏国家安全，并且以海外关系和政府特殊重用的优势，进行公关，影响政策，甚至企图在中国夺权，所谓“海龟与土鳖之争”，反映的却是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之争。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面临分化，民族资本的代表成为非主流派。
外界一般把中国经济学界的
“非主流”和“主流”的以“左右”称之，“挺郎”的一些“非主流”人士也自认是左派。可是，骂郎咸平骂得最狠的是一个最“左”的网站“兴华网”，这个网站由何新挂帅，标榜毛派，语言风格十分“文革”化的网站连续推出系列骂郎文章。这些文章根据郎咸平的台湾出身、“西学”背景，骂他受美帝国主义指使，“瞄准中国的高端产业，打击中国的品牌”，图谋搞垮中国的“民族产业”。而且还企图与党和政府“争夺(国企)保卫者的桂冠”，想通过诽谤“共产党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动摇民心”，“取而代之”，“实施新演变”！
何新说：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我一直是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
何新把主流派的人也攻击一番。他说，张五常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福邦国”者。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何新也反对股票交易，他说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部分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
持不同观点的老经济学家都感到忧虑
2005年7月15日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先生对外界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他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
这位82岁的老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是不是强调市场经济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
关于“主流经济学”，他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
另一个老一代经济学家谈到刘国光的观点时说：“对于他的讲话，要全面地理解。比如，他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讲少了，市场经济讲多了。这是一个偏差，怎么办呢？以后多讲社会主义、少讲市场经济行不行？我说不行。为什么？第一，我们的市场经济本身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中央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完善呢？因为改革没到位，需要不断地完善，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断提高市场化程度，你少讲行吗？少讲就不能贯彻中央的决定了；第三，我们要求其它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少讲一点，人家更不承认了。这个不行。”
刘国光对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西化”倾向显得非常忧心如焚，他说“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早在3年之前，非主流经济学家左大培先生就发给中央电视台一封“警告龙永图”的信，认为中央电视台对龙永图的访谈“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对龙永图“能不能在和这些外国人打交道时维护我和我们中国人民的利益”表示了怀疑。有关媒体近期对龙永图的批评，观点无出其右。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改革的大方向出了问题，有人主张从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甚至不惜将改革创造出的增量也要带回到过去的体制。
学术争论也被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层面。有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搞和平演变。
否定改革将会有灾难性后果
9月2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当前，有人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对改革形成了干扰。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那么，我们把小平同志放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改革是由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新自由主义吗？”
今年2月25日，两会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邀请包括高尚全在内的9位专家学者座谈，听取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当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各副总理、国务委员、各有关部委办的负责人。会上，高尚全提了六点意见，其中一条是：排除干扰，坚持改革。他当时就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应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用主义扣帽子。”
如果采用“文革”的大批判方式来讨论现在的经济问题，其后果将非常严重。现在的问题不是还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进行下去。事实上，经济问题的解决，往往没有十全十美的最优方案，任何一项措施也不是绝对地好和绝对地坏，往往都是双刃剑，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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