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何之争的经济学背景

　　郎顾也好，主流与非主流也好，似乎是经济学界的口水战，然而经济学界的论战涉及范围非常广，其中一部分也是在汽车界争论的问题，比如利用外资、自由贸易、全球化、民营与国企等等，而争论的历史背景都是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汽车界争论的是实践性的问题，而经济学界争论的是理论性问题，当然问题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也许听一听经济学家的讨论，对我们会有一些启示。

　　非主流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家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主流经济学家把非主流经济学家称为“新左派”，认为：“老左派失败了，又有新左派。”杨帆说：“有人喜欢戴这顶帽子，如崔之元、左大培、韩德强、张广天等，但是我不戴。我是实践派。”

　　90年代以前，占据主流的是一批主张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那时的争论就是姓“社”姓“资”，这批经济学家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基本丧失对宏观决策的影响力，一些人将这批人称为“老左派”，也有人戏称“原教旨主义者”。

　　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从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树立了“话语霸权”，杨帆认为：“自由主义在90年代的新动向，就是在理论概念上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整套搬取，这比在结论上批评马克思主义更加有害，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以经济学代替了信仰。”

　　左大培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主流派经济学的错误理论是：

　　“1．给不同意见和政府干预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

　　2．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

　　3．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反对政府任何的治理，主张自由放任，笼统地反官崇民，成为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4．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

　　5．腐败有理，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把腐败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桥梁。

　　6．采取一切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实行私有化。

　　7．不惜代价扩大外贸规模。

　　8．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以跨国公司整合中国产业，不讲民族产业概念和国家的主导权。

　　9．大力吹捧全球化，主张对外经济全面自由化。

　　10．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做到一切。”

　　左大培说：“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做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他们坚决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要求坚决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非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学者韩德强主张中国不加入WTO，“在我看来，WTO的公平竞争规则实际上是让泰森和幼儿园的小孩子同台竞争，将产生极不平等的结果，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没有任何理由接受WTO规则。”“中国加入WTO是个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这么有争议的事情能够通过，而且大家还山呼万岁呢？我觉得这里的要害就是自由贸易理论在起作用。”“是贸易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是国家从弱小到强大的不二法门，而自由贸易则是强国摧毁弱国发展潜力的战略武器。自由贸易等同于弱肉强食，贸易保护是弱者的自我保护。今天，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却流行着自由贸易理论，这正是中国的危险所在啊。”左大培也反对经济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逻辑、自由竞争对工人特别不利，让全世界的工人被迫在全球资本面前抢饭碗，群众斗群众；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不利，如果外资以撤资相威胁，中国经济的主权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外资占领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是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日益缩小，在地理瑞的市场上相互打价格战，更加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

　　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经济重建，第三世界国家建设民族经济的热情更是高涨。当时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有三种，一个是新发展经济学，一个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有一个是斯大林的高度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模式。按照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重工业是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工业化、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和争取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重工业可以使密集的资本、较高的就业系数、较多的附加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些理论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包括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实行赶超型、计划型、内向型、进口替代型的战略，试图加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50年代中期甚至曾经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但是20多年下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贫困化，高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相反，7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则显示了另一种发展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

　　这一反差引起了经济界的反思，1985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拉尔出版了《“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造成“市场失效”，国家对经济干预过渡、控制过严、计划管得过细，结果造成低效率和不公平。拉尔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

　　林毅夫等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一书中探讨了“赶超”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是运用国家力量主导推动资本相对密集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相对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期早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但是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特色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力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在生产过程中超前使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无疑是揠苗助长，必然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自主发展、自主盈利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包括降低税收、给予补贴等措施来保护，甚至动用国家行政的力量，强制性扭曲价格（高关税、高价格保护）。但是这样做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少数产业的赶超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受保护的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源供给，难以形成有效生产能力；国家财政负担沉重，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林毅夫导出的结论是要采取比较优势战略。

　　80年代，当中国决心要发展轿车工业时，资金和技术极为稀缺，因此不得不引进外资和技术，但是也内对于这样的决策从一开始就抱着复杂的心情，既想要外国人手里的资金和技术，又不希望外国人反客为主。当时最理想的想法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开发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然而谈何容易。

　　9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及大地改变了汽车的生产方式，这使中国想独立建立自己一套汽车工业体系的设想变得更加遥远，而且在这个变化面前，中国汽车工业现的迟疑、忧郁，缺乏果断的勇气，这从近两年的激烈论争中就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汽车业所争论的问题，几十年前在一些国家就出现过，经济学家早就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应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模式，而中国的汽车界仍然希望又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选择呢？

　　版权声明：系搜狐汽车独家稿件。版权为搜狐汽车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一经发现，必将追究。文章系作者本人观点，与搜狐汽车无关。

　　进入阅读全系列>>

(责任编辑：陈昊)

共找到 0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