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个梁锦松，离过一次婚，年往50奔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这位腰缠万贯的富豪，因娶中国奥运跳水冠军，20岁出头的伏明霞为新娘而一举闻名！稍后，他又因在香港汽车增税之前购车而下台，这大约合了好事都不能一个人占尽的社会法则。但是，梁锦松到底是不是故意想避税而巧妙地利用了占据港府决策信息之便呢？这只有梁锦松知道。

　　花自己的钱，在不当的时间，不当的位置和不当的地点买了私家车而下台，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因此，当王炜教授引用香港发展公共交通，不鼓励私家车发展之例来探讨中国大陆城市交通，就有点儿像探讨非洲狮在亚洲的行走路线问题，中国大陆的小型乘用车过去的消费主体一直为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经理人，私家车的兴起才是最近几年之事，国民舆论正向着鼓励私家车消费限制公务车消费方向挺进，此时，抛出一个鼓励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发展空间的议题，就有故意把公共与公务二公混淆之嫌，混淆了公共与公务，再制造出一个私家车概念，这私家车于是就成了公共与公务车的敌对方，那么，香港或西方国家倡导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的使用，就让夹塞的公务车蒙混过关，公务车也成为了受保护的公共交通了。

　　姓公的车，不是一律属于公共交通范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公共交通公民可乘，公务员可乘，任何人可乘。而小型乘用车，是个体驾乘，不属公共范畴，公务车也是个体驾乘，算不进公共交通，如果公务车要划入优先范畴，那么，我们只好废掉私家车这个概念，叫它公民车，如此这般，公民车前面有了一个公，也是姓公了，照例可以归入优先，大家优先，也就没有优先了。说白了，是一个城市的交通资源的使用最大化的问题，一辆小型乘用车，装一个人和装四个人又有不同。这里面，就涉及交通的细化管理问题，暂且不论。交通专家最好去讨论城市规划与道路建设，以及基于两方面的交通管理，而不要整天在公家车私家车上面兜圈子。

　　首先，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具有合法通行资格的乘用车，是一个通行准入的标准，尔后，可分成乘用与货用两大块。大型货运，已经是有共识，一般在夜间行驶，白天不出来凑热闹，这没有不同意见。分歧在于，小型乘用车中的公务用车与私人用车。在小型乘用车方面，公务优先在中国一直是含有政治正确性的，小官小车，大官大车，再大官则配警车开道。但是，公务车与私人用车要不要敌对化，要不要限制私人用车来保证公务车的通行？这一点是最值得讨论。

　　诚然，由公务车皆务公，需要通行方面的确保，私人用车皆务私，不必确保通行，或再进行一定的通行限制，这肯定不能成立。就拿公务员来说罢，同是处级公务员，一个处因经济资源充分，配置了公务车，一个处经济资源短缺，没有配置公务车，但是，该处长私人花钱买了一辆车，那么，公务车优先论的立论，就是要限制这位私人花钱买车的处长通行，而拿纳税人的钱买车的处长，就能一路畅通，这明显是鼓励方向错了，这里面含有交通学强奸社会学的问题。交通专业的考虑，应只涉及交通载体的合法性，就是这个车是否拥有通行资格，有了通行资格，那个驾乘者的身份，那辆车的所有人是私人还是政府、集体以及外国人，不是交通管辖的范围，交通专家应该明白这个基本常识。

　　在小型乘用车里面，严格意义的公共交通，出租车是，特种车如警用、救护车、消防指挥车、救援车、邮政车也是，特种车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优先通过权，这都没有异义。除此以外，再分离出公务车与私人用车，或援引香港与国外的私家车概念，制造不同车的身份以及不平等的路权，是背离当代民主法治观念，即使封建社会的官道，也只在官员驾临时要求公众回避让道，而没有规定官道民不能行。封建社会的官道，更多的是公共道路的概念，交通学者也应该明白这个历史。

　　讨论交通，尤其是讨论城市道路堵塞问题，它是一个严格的技术性问题，与公有制和私有制无关。减少车辆通行来疏堵，大约不要交通专家就能想得到，如果只以禁行和限行的方法疏堵，那我们还养那么多交通专家吃干饭啊！城市是人口集中地，现代化也就是一个城市化，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千人拥车率，私人购车会越来越多。在理论上，公务车（小型乘用车即轿车）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私人用车、骑摩托车和自行车的人养起的，否则，公务车就不存在。所以，当今中国84个城市限小，148个城市限摩及禁电动车，实在有欺侮公民经济收入低下支付结据之嫌，私人购买拼不过公务车的购买实力，设若在公务车消费方面只采购小排，而公民一律购买大排，限小之事的推动者就会换一个角色，那也就会限制大排了，像当前限小那样。

　　脑子积了水，思维也就不会畅通，思维不甚畅通的脑子规划的城市道路交通，谁能保证它能够畅通？在私人车主这方面，却是不用交通专家教导，道路堵得厉害，他们自个儿会选择乘坐地铁，我看到许多私车车主都是这样，然而，公务车的车主会否如此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吗？俺要打个问号。另外，大多数没有资格配公务车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等，他们私购的乘用车，是否也可以打入私家车行列而限制呢？

　　所以，交通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要拿到社会学的阶层分析法或所有制定义来进行道路资源配置。如果有公，就是公共交通与非公共交通，尤其不将公务车夹塞到公共交通里面，那的确是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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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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