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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大众汽车哈恩:世界级眼光

  除了推动大众汽车全球奔驰的世界级眼光,这位前大众汽车掌门令人更为感慨的是他的勤奋

  贾可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哈恩博士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而且他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完全像几年以前那么好。

”2007年12月8日,大众汽车中国公关部的叶文陪伴81岁的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卡尔·哈恩(Carl H Hahn)博士接受采访前如此说道。

  此次中国之行,哈恩名义上是来宣传他的自传《我在大众汽车40年》,但是更多意义在于为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奥运宣传战上添砖加瓦。这位1954年进入大众集团,1992年底退休(期间有9年时间服务于大陆轮胎公司)的前大众汽车集团CEO依然在为大众汽车事业奔波。

  在来中国之前,2007年11月29日,哈恩参加了大众在俄罗斯建厂的奠基仪式。这是他所乐见之事。

  大众汽车集团在他任上,开始了全球化运作,收购了南欧的西亚特(SEAT)公司、东欧的斯柯达(SKODA)公司,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合资工厂,这包括在中国组建的南北大众两家合资公司。同时,他还开启了奥迪豪华品牌的塑造之路。虽然他未尝胜果便因为不好看的财报和董事会的指责,而不得不挂冠而去,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前瞻性眼光。

  这位1959年赴美成功销售大众标志性车型甲壳虫的汽车人现在正看到大众沿着他所开启的全球化道路阔步前进。无论他的自传所述,还是他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专访所说,其传奇职业生涯中透露出来的远视令人印象深刻。

  陪同他接受采访的前大众汽车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文波博士对大众在中国的成功合资也是居功至伟。他回忆1989年非常时期哈恩的过人眼光时对《汽车商业评论》说:“当时,许多跨国公司都撤离北京,哈恩博士要求我们,即使你准备走,也不允许直接走,先要到机场来等着,看到不得不走的时候才走,否则我们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外国企业。”

  不过,在哈恩博士的世界级眼光外,令人更为感慨的是他的勤奋。他在对外重组合并中,为了准确把握信息,始终强调亲历亲为。即使现在以老迈之躯,他依然奔走世界各地,发挥他的余热。

  他说:“资本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也就是说竞争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你能赚很多的钱,也意味着你也会损失很多的钱。在市场经济当中,如果你不像魔鬼一样的工作,不像天使一样捕捉所有的信息,把鼻子埋到地里的话,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亏损的。”

  以下是访谈节录。

  《汽车商业评论》:如你书中所写,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成为开路先锋。而且,我也注意到,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你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国外企业家。是什么让你在那时就如此对中国有信心?

  哈恩:3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和中国开展合作的时候,当时中国经历了文革的破坏,百废待兴,整个国家处于一个贫穷的状态,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信心。它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行中一直是说所谓的“新长征”,我认为不是什么新长征,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加速跑”。

  大众之所以能够先和上海合作,后来又和长春合作,并不像其他西方汽车公司那样对中国缺乏信心,除了我刚才说的对中国的政策和前景的信心以外,我对中国之所以有信心还在于它有着5000年辉煌文明的历史,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相信,即使一开始我们不和中国合作,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中国人最终一定会发展起自己的汽车产业。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与他们共同推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我“六四”以后到中国访问,而且在“风波”以后我马上给中国政府写信。当时我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而且在信里面也说到了,如果不以中国政府当时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的后果不仅把中国带入灾难,以后中国的灾难一定也会把整个世界拖入灾难。所以我当时给中国政府写这封信就表示了我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而且大众会继续它在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

  我们知道当时做这样的事情是冒巨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欧美世界的业务比中国大得多。我们遇到了异口同声的反对,反对当时我们在中国实行的政策。

  《汽车商业评论》:你们和上汽组成的合资公司股比是50%对50%,为什么在一汽-大众中,大众的股比只有40%?

  哈恩:我们一开始希望40%是大众的,另外10%我们希望带台湾的资本进入。大家知道1980年代中期大众也开始和台湾合作了,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在台湾建立了非常好的商用车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开始在那里了商用车的生产。当时我们想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人,应该有很好的合作,特别是在管理人才方面。当时大众往中国派人很困难,台湾已经有很成熟的基础了,所以我们想带着他们。

  当然这也是大众被定义成外国企业的原因,因为当时大众对中国实际的情况也没有了解那么深入,我们想大家都是中国人可以这样谈,但是这个决定你可以想像当时中国政府是不能同意的。最后台湾入股这个方案被否决了,那个10%就是一汽接过去的。所以这40%是这样来的。

  其实在决定跟一汽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大的阻力。我一些同事都认为在中国前景未明的情况下,在我们已经有不少麻烦的合资企业的情况下再搞第二个合资项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坚信中国市场的前景,坚信它未来的潜力,我们就必须要拿出更多的产品。特别是把我们的第二个品牌奥迪拿到中国来。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作为汽车企业的管理者我一直是支持多品牌战略的。1980年代我刚刚成功地使奥迪进入到了豪华品牌的行列。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市场的需求下,奥迪的需求量注定也不会很大。一汽当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卡车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一些同事都认为这一个卡车厂怎么能造得好轿车,特别是奥迪这样的高档车。

  一汽大众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等于在中国池塘放下了两个鱼钩,在这个池塘上,你的鱼钩放下来的越多,钓上来的就越多了。现在我们第三个鱼钩也已经放下去了,就是斯柯达品牌,我们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了大众、斯柯达、奥迪三个品牌了。

  实际上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欧美这样的比较成熟的汽车市场上应该是各个品牌都有,有几个主力品牌,同时又有一些小批量的能够满足特定需求的品牌,比如说宾利兰博基尼逐步补充进来,这样才能实现多品牌的战略,企业的利益才能最大。

  《汽车商业评论》:在你任上,德国大众通过兼并重组被打造成世界大众,这对于大众至关重要,它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公司。这些年来,世界汽车工业的兼并重组很多,失败居多,中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兼并重组,你是如何认识兼并重组的?你是如何让兼并重组成功的?

  哈恩:我告诉你,麦肯锡做过的一个统计,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界80%的并购和重组是失败的。在我领导大众期间做的一些合并重组项目都取得了成功,我认为这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任何企业行为,风险都是很大的。

  并购重组能否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市场的感觉和判断。而很多的大公司更愿意派出工作组、委员会,一把手或者是决策者总是根据书面材料来看问题,而不是直接到实地和那些人打交道,去了解当地的市场,取得第一手的感觉和印象。以这样的方式做出的判断难免会出现问题。

  比如我们和一汽在谈合作的时候,都是我亲自出马,而不像其他外国大公司只是派代表团或者是一些授权的代表来。我是亲自出马跟耿厂长他们谈,当时他们跟克莱斯勒的谈判进行到要签字引进他们的整车了。后来我和耿厂长见了面,耿厂长当机立断停止了和克莱斯勒的进一步合作,当然也很幸运,他们买的那款发动机本来就是克莱斯勒买的大众的技术,所以我们能够很快的使它的发动机匹配到我们的车型上。因为我跟耿厂长是直接交流合作的,所以彼此之间有更好的信任。

  当然,你即使是实事求是去了实地市场去考察和判断还要根据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感觉做出判断。比如说对汽车工业的感觉,15岁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假期到奥迪工厂打工了,我的这种感觉也是在这样的体验中获得的。

  《汽车商业评论》:你主导收购了斯柯达、西亚特等等很多的品牌,你对目前大众集团多品牌的战略是怎么看的?大众各个品牌之间是什么关系?

  哈恩:首先说大众品牌的定位,在各个级别里面,无论是POLO还是帕萨特还是高尔夫,大众都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同级别里的优秀产品。

  奥迪实际上继承了战前霍希品牌的精髓,它作为高档车的品牌出现,整体的品牌形象是要高于大众品牌的。但是在奥迪的品牌下它的产品也不能是单一的,在它的布局中也必须是从小型车豪华车跑车都要有的。

  我们在俄罗斯建厂后生产的第一款车型就是斯柯达,在价格上比大众还要再低一点,但是它的产品从小型车到中型车都有。特别是大众和斯柯达之间在产品研发零配件和系统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斯柯达现在发展也很快。它让大家有更多的激情,让大家有一种更青春的感觉。

  我刚才说的大众这四大主力,这四大主力品牌加在一起现在在西欧市场大约是20%的市场份额。比我们之后的第二名领先了8、9个百分点。四个品牌之间毕竟有一些产品可能会互相冲击,但是我加在一起所占有的市场仍然是远远超过其他竞争对手几个少数品牌和他们抗衡的实力。

  当然在实现多品牌策略的过程中,必须要使你的产品有明确的定位和特色。同样,通用也实行所谓的多品牌。但是他们多品牌的特点是越来越趋同,产品也越来越趋同,所以现在遇到了很大困难。

  《汽车商业评论》:1957年,你就去美国卖甲壳虫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中国不少自主品牌汽车公司纷纷开始了海外战略,您对他们有什么高见?

  哈恩:中国发展的速度是以超常规的发展实现的。所以我相信中国汽车企业走向海外的速度、节奏和过程一定会比当初日本和韩国汽车企业走向世界的速度要快。中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海外市场,或者是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建厂,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趋势。

  你可以想象在过去几年里,之所以欧美在经济发展和消费这么快的情况下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的价格低廉的产品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它能够平抑整个市场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家用电器还是纺织品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世界市场竞争的趋势会越来越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走向海外的风险也是很大的。1959年我到美国上任的时候,我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厂商在美国都在销售他们的汽车。但是1992年我从大众退休的时候,欧洲企业基本上都在美国市场消失了,只有我们一家德国企业。

  在未来全球化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如果想取得一席之地是困难多了,因为它的边界条件完全改变了。因此,企业必须做到有创造性,这个创造性就意味着你有技术和质量;同时,你要有一个人才管理团队,这个人才管理团队要适应全球化的条件。

  像大众这样的企业努力在做到这一点。你经常会发现大众的管理人员是从这个国家派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为了安置他们,而是努力让它的管理人员尽量有海外的经验。他们在海外市场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在下一个海外市场的工作会很有帮助,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共性的。特别是产品的接受程度,如果不了解当地市场,尤其是像中国发展这么迅速的市场,如果不能被当地所接受,那是很灾难性的后果。

  在大众集团,经理们如果想升到一定级别必须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而且海外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世界已经开放了,你必须有这样的经验才能知道如何在国外工作。而不仅仅说你会了外语或者是参加过什么MBA就可以了。

  中国汽车企业进入海外要遇到的问题就跟外国企业当初进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你如何使用本土的人才,你如何派出自己的人才,你如何管理他们,说到底是一个管理和人才的问题。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国人绝对是有天赋的。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香港还是在新加坡,中国人到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够很快扎下根来和当地人融为一起。

  所以说到底,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才。你必须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布局,取得自己的地位。

  《汽车商业评论》:就中国目前汽车工业而言它在向未来发展时还缺什么?现在很多合资企业,比如说大众的厂家除了生产大众车标的汽车以外可能还要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特色的车。您怎么看?

  哈恩:中国汽车工业近年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扩张规模也特别大,实际上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就很难具体地指出有哪些问题。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很多汽车企业里面,都有在大众或者是其他合资企业里面工作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们这些人会把国际汽车企业的经验带到本土汽车企业中的,所以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一定会很快。

  至于缺什么,企业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企业最终取得的成果也正是克服了这些问题的过程。

  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且是很透明的,可以很快通过技术手段或者是和其他竞争对手的交流中发现到自己的问题,所以现在企业对自己风险的判断或者是对出现问题的感应应该是比以前更快了。

  中国企业自有品牌的发展在我看来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技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肯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品牌。这是很自然的。有朝一日中国汽车市场能够达到2000万辆的水平。对各个品牌和各个企业来说都会有机会。

  至于说最终能不能发展成让顾客接受的品牌,那是各个企业的事情。但是从市场的规模和企业内在的发展规律来看,自主品牌的出现是必然的事情。

  在中国成为最大的市场过程中,最终中国一定也会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就像手机等等其他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一样。一些厂家必然会把价格不断拉低,这样对企业的生产和管理都会提出巨大的挑战。

  资本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也就是说竞争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你能赚很多的钱,也意味着你也会损失很多的钱。在市场经济当中,如果你不像魔鬼一样的工作,不像天使一样捕捉所有的信息,把鼻子埋到地里的话,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亏损的。

  《汽车商业评论》:以您战略家的眼光,对中国市场未来有什么预期?

  哈恩: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是这么快,但是中国人均车辆的保有率仍然只是千人13辆的水平,远远不如俄罗斯,它那里汽车保有量千人是180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提高到俄罗斯三分之一的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那意味着中国现在的轿车年产量和年销量都要翻四倍,就是要达到2000万的水平,这是将来完全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可以想像,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背景下,我们当初多样化的布局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发展让我们都能够有充分的信心。我希望我能活到看到中国成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国的那天。

  《汽车商业评论》:当年奇瑞在上汽旗下的时候有过和大众旗下的知识产权的案子。能不能介绍一下?

  哈恩:当时我已经不在大众了。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相信它是一定要保护它的知识产权。我也很高兴地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更加重视对专利和创作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了。因为只有这样,你的经济才能取得公平的发展。这是自然而然会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很多的工业产品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而且有很多的创新成果。我相信中国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比如有一天印度人、俄罗斯人或者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复制你们的产品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汽车商业评论》:您业余时间主要干什么?

  哈恩:我正式退休有15年了。这15年里也是非常忙碌的。有8、9年的时间是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的顾问,那里离中国也很近。我在一些大学里面也担任客座教授。

  在很多西欧和美国大公司里担任独立董事,我很感兴趣的是美国一家信息产业的公司。这个信息产业的美国公司在印度有很大的投资,所以很幸运我现在对印度的情况也非常了解。这些独立董事的工作占据我很大的经历。

  除了教育方面,在文化方面的工作也是占据了我相当多的时间。比如大家都知道沃尔夫斯堡的艺术博物馆,我是这个监事会的主席。在东德统一以后,我参与了很多东德文物保护的重建工作,比如说四处做报告。

  我现在一周虽然不是有7天在工作,但是至少一周有6天都在工作。如果给你一个量化的数字,到现在为止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在世界各地旅行。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还有一些精力写成了一本回忆录。

(责任编辑: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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