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时捷也穿出租车“马夹”

　　在德国看到出租车穿统一的“马夹”，想到的是被标准和服务的外化，就连保时捷也不例外，也穿“马夹”。所不同的是满足分层需求，以价格调节市场，但功能不变，不允许混淆“出租车”概念，相较于国内则是鱼龙混杂，难以辩色，正在走向灰色。

保时捷也穿出租车“马夹”

撰文/颜光明

　　在去慕尼黑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惊奇地发现一辆保时捷出租车。在车流如织的下班高峰，这辆车始终在快车道上疾驶。我问当地人，怎么在这里竟然有保时捷出租车？熟悉当地人文和时事的“德国通”告诉我，这不奇怪，这种车辆很少，在慕尼黑数得过来。这是为什么？问答我的是：“有需求。”紧接着解释道，“当然此车的出租车价格要比坐奔驰宝马要贵得多。”

　　我留意了一下慕尼黑的出租车。主要是以奔驰E级车构成，其次还有宝马，再是丰田的普利斯。车身颜色统一是米黄色，车身还有五花八门的广告贴纸。我在市区中央火车站出租车集散地看到，生意清淡，等候的车辆挤满了停车场。由于是同一颜色，米黄色也就成了德国出租车很显眼的标色，被固化为出租车的概念。

　　奔驰做出租车在德国很正常，而且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事。实际上这并没有降低奔驰品牌的尊贵度。在斯图加特，开奔驰车就像国内开普通中级车没区别。宝马在慕尼黑如同普通的家用车一样，也没有什么稀奇。我在去基姆湖的路上，穿行于郊外的乡村小道和崎岖山路上，都能看到普通人家的门口和院子里停放着宝马，甚至在田埂道上也有宝马。这些印象给我的提示是：车对于德国而言（我去过其它城市），就是驾乘的交通工具，带有私密性的同时也有文化共识的标志性。关键是，都在去社会属性的符号化。

　　那么当地人对于豪华车做出租车又是怎么看的？

　　对于这个问题，当地人给我的回答尽管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说法，听下来主要还是对乘坐舒适性有很高的要求。原因很简单，在汽车普及的社会环境中，出门叫车一般都是有事或去办事，随身携带东西，尤其在车站码头，还有行李等，对出租车的要求就不会低。当然，出租车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所以，国人在德国出差轻易不会叫出租车。一个费用贵就排出了你想享用的念头。当地人也是一样，不会轻易坐出租车，都宁可坐地铁。比如在慕尼黑，如果要去市里或机场，当地人总会建议你去坐地铁，而不会推荐你坐出租车。

　　“但重要的是还是提升城市的形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刚开始心里还有疑问。但很快就被揭接受。在出租车贵的印象中促进市民出行选择共交或快捷的地铁，这几乎是城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二选择。同时也是减少城市拥堵的措施之一。我留心过，在上下班高峰时，慕尼黑主要交通要道上很少看到出租车。从城市管理的角度，采用高端轿车做出租车确实关乎城市形象，这与私家车出行有很大的区别。这与国内动辄“考虑民生”的思维有所不同，想到的是管理和功能。当然对出租车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乘客的尊重。

　　这就使我想起上海也采用过奔驰做出租车，用价格杠杆来改善乘客需求的新闻。当然，司机感觉很好，但生意清谈，入不敷出，营运单位难以收回成本。出了一会儿风头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这种失败被舆论诟病为，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不适合国情。由此想到，上海当年推桑塔纳做出租车也遇到过“太贵”的风波，生意做不过“小夏利”的事实。即便是今天，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和老北京还在怀念“夏利出租车”和“黄面的”。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出租车就是便捷的交通工具，与“面子消费”无关，对采用中高端车做出租车还是持有值不值得观点。尽管有人提出分层（车型）收费，但仍旧停留在看轻出租车或贬低出租车的思维还大有人在。

　　“轿车一旦沦为出租车品牌就掉份了。”不少厂商都这样认为。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出租车就是皮实，好用，价格便宜的车型。比如杭州一度采用帕萨特做出租车，就引起厂商担心，认为有损品牌形象，就连上海选择桑车坐出租车也曾深陷“排外”的谴责。回顾三十余年中国出租车的演变史，也是非常有趣的“城市风景”。以上海为例，先是三轮“乌龟车”，而后是“面的”和“夏利”，再是“普桑”和“途安”。如果到有汽车产地的城市转一圈，就会发现地产出租车就成了当地的活广告，显示出“诸侯经济”的特征。由此，城市出租车大战也就成了厂商暗自角力的隐秘市场，竞争从来没有消停过，也一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成了观察中国政商经济的一个窗口。

　　在德国，豪车做出租车，统一标色被固化为一种出租车的“马夹”，并对其有清晰的认知，使得出租车行业的标准化业已成了服务规范化的客观要求。但这并不妨碍分层需求，价格杠杆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所以，当有一次专车公司派一辆特斯拉来机场接我时，并不奇怪，问题是服务是否到位，其标识性是否清晰这是关键。

　　回到本文开头，当我看到米黄色的保时捷，第一印象是出租车，其次才是品牌。相较于国内出租车行业标色和车型则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标色和记忆，由此波及到车型标准和服务规范也就难以一致，使得这个本来就混乱的行业雪上加霜也就不奇怪了。

2016年2月19日

写于斯德哥尔摩机场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