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四月网》看到郑也夫的一篇文章，感到很惊讶。文章的题目是《虽然我是名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他说：“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我以为真理显然在我们手里。在辩论中我们甚至没有够格的对手。樊纲和我只争论了一个回合，就高挂免战牌。我主编了一本《轿车大论战》，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甚至要帮助对方组织文章，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够格的支持轿车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中国之国策——拥塞轰鸣的轿车是对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讽。”这让人感慨：廉颇老矣！
郑也夫是雄辩家，论战型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畏强手，越辩越勇，自认为没有够格的对手。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却失掉了往日的自信。
有一篇文字是这样介绍郑也夫的：“也许因盛夏所生，注定他一生要以暴热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语言，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他曾经或至今仍保持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他的著述显然与这种兴趣紧密相连。他不申报，自然也就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他拒绝参加任何评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洁癖所致。他的洁癖与执著，使他著作的出版遭遇了更多的压力与周折。”
南方周末资深评论员戴志勇眼中的郑也夫是一位猛士：“作为一名以眼里不揉杂质著称的社会学教授，郑也夫与中国教育的缠斗是近身肉搏式的，他涉病灶、究病理，言辞犀利，穷根究底。从小学语文到大学通识教育，从培养精英贵族，到公民教育，从决绝的批判，到改良的方法，他的著述言论，几乎涉猎了教育领域你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也揭示出许多让人讶异的事实。他用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方法，综合心理学、历史学等种种学科知识，用‘通人’式的智慧，为中国教育开出了一剂猛药。”
1994年7月，政府颁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提出将“鼓励个人购买汽车，并将根据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结构的变化适时制定具体政策”。那一年，中国出现了“私人轿车梦”这个词。那一年的北京车展也头一次人头攒动（原来是专业性车展）。
那一年，机械部召开了“当代国际轿车工业发展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简称“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
1994年8月9日郑也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批判”一文，明确反对“轿车进入家庭”。
11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经济学家樊刚的文章，《轿车文明辨析》。文章的开头一段写道：《光明日报》所载郑也夫的《轿车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辨的欲望，引得我也想来讨论一下“轿车文明”这个东西，以及在轿车这一现象背后更重要的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谈了文明的魅力、发展的极限、人性的悖论、落后的悲哀等6个方面谈轿车文明。并对郑也夫的文章逐条辨析，笔锋锐利。
樊纲1953年9月出生，比郑也夫小三岁，是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2015年6月15日，樊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樊纲属于智囊型人物，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
在文章中，樊纲先生讲了一个“段子”：渔翁每天在海边晒太阳，一位少年问他为什么不出海捕鱼，老人问：为什么要出海捕鱼？少年说：捕了鱼可以卖钱，可以盖带花园的大房子。老人问要大花园做什么？少年曰：晒太阳。老翁说：我现在就在晒太阳，费了半天劲，换成那种方式晒太阳值得吗？樊纲认为，一切对文明的批判，最终的结果都导致对人类本性的批判。因为人类在不断最求新的享受。
很快郑也夫先生发出了“反导”，郑也夫题目就是《轿车文明批判》（后来又有了再批判），他认为轿车消费热潮是“商人赚钱的动机与人类中多数成员虚荣的性格合理导致的。”“买私车主要是为了炫耀。”
其后一些学者连续发表“重磅导弹”，立场截然对立，有的认为中国根本不能发展私人轿车，而有人认为中国的家庭轿车已经近在咫尺。这场争论影响很大，几乎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出来发表意见，辩论的内容也涉及轿车进入家庭后带来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
2014年8月，郑也夫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回忆这件事：“1995年初，北京电视台背对背采访我与樊纲，将双方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对接在一起。其为热门话题，二人针锋相对，遂使该节目传颂一时。”
“二人论战中的胜败、高下，非我一人说了算。但自此我撰文出镜，欲罢不能，而樊纲则缄口不言。2005年北京电视台忆起十年前的这场论战，拟邀我俩再战一轮，我求之不得，樊纲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我的猜想是，批判轿车是世界舆论界的主流，他岂敢再作轿车的辩护士。”
1995年，受经济科学出版社委托，郑也夫编辑了《轿车大论战》一书，1996年4月出版。“我从来觉得论战比独白有趣，且角色变了，作编辑就要好好搭台，偏袒一方太小气无聊。无奈事实上，反对发展轿车的作者轻易就能找到，而我费尽心力，旗帜鲜明的辩护者竟然除了樊纲只找到一位记者李安定。乃至书稿是我所编，前言是我所写，“编者”的称号却刻意回避，只署“郑也夫等著”，怕读者以为编者偏心，实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辩护派的写手。”
郑也夫称，他们的论战不邀请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类人都带有功利主义，无法客观地看问题，“大多数工程师、开发者、实业者和政府官员都是单一计划目标者。……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注意衡量新体系的的多种后果。”而有一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理性的人群之一。”这就是他们不同其他人群辩轮的原因，因为其他人群往往缺乏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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