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史上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我的《新唐僧取经》也没上保险。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家保险公司肯为这种汉尼拔时代才有的的孤独远征买单。保险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保险公司很难为真正的探险承担责任，我们公司正围着电视替身演员忙着呢！”好在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就像以往可可西里、海湾战争、运证南极、热带雨林、珠峰大本营一样……我的历次探险都没有保险。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94年一位名叫赵大都的老板出于对所有记者出生入死的尊敬，“经广泛调查、投票、公证，出巨资为全国100名最优秀记者做集体保险，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被列为第001号……”这都是好多年前的报上旧闻。

　　2003年8月15日新出版的《齐鲁周刊》发表署名文章《唐师曾，重走唐僧路》，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新闻导语：“一位北京同行断言，以唐师曾的身体条件，这应该是他生命的绝唱。”8月20日出版的《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用一个整版“为唐师曾单骑闯西天祝福”。我知道我自己身体不好，98年住院骨穿手术以来我一直“劳保”在家，80％的劳保工资连打针吃药都困难。承蒙领导高瞻远瞩，知道我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来自海湾战争，报销我的医药费，但养家糊口全靠爬格子。尽管我一直渴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连我老妈都断定我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谁愿意接受一个整天打针吃药、神经错乱的海湾战争后遗症呢？沉重的生活压力促使我拚命写作，一不留神就成了作家。由于我的文笔欠佳又缺乏想象力，跟不上运筹帷幄的主流步伐，所以只能捡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靠四海旅行在大自然中苟延残喘。大自然是人类生命、心智、情感的惟一源泉，生命在于运动，我渴望大自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因辐射伤害的骨髓在大自然的拥抱下日见起色，难怪叔本华、尼采、海明威们都把离群索居、孤独远行当作治疗不治之症的唯一途径。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一个男人择业必须遵守这样三大原则：“我喜欢、我擅长、我以此为生。”比如我自己，我就喜欢当记者，为此我抛弃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前程，通过考试进入新华社。对我而言，记者不是荣誉、不是职称、不是特权、不是养老金铁饭碗、不是上帝发给的特许证……而是我喜欢从事的一项运动，一个行业，一种谋生手段。一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老路透的那句话——“最好的记者都是干通讯社的”，这也是我坚持为维护新华社荣誉努力工作的根本原因。尽管目前因身体原因暂时无法获得工作机会，但 “劳保” 在家丝毫这并不能阻碍我追求起码的生存条件，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生活乐趣。一位领导建议我向组织申请困难补助，但我天生缺乏领导称颂的这种勇气。

　　我的勇气主要来自大切，大切是我的生命，它不仅把我的采访生涯变得辉煌，而且让我的病体因凄惨而格外精彩。1992年4月采访卡扎菲之后，我趴在大切的方向盘上起草了8万多字的《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设想把我的大切开回中国。每当我坐到方向盘前，都会变得孤独冷傲、精神抖擞、勇气十足。我把自己幻想成亚历山大、恺撒、巴顿、隆美尔……他们惨烈的悲剧下场让我泪流满面，迷醉其中。伴随着大切V8发动机雷鸣般的咆哮，我颤抖地加入与他们同行的冲锋行列。我真想这么永无休止地开下去，一直开到死。

　　从东经30度自西向东依次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印度河、长江、黄河，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大河文明，创造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中国驻埃及公使程远行、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对我的狂想大加赞赏……连一向沉稳的新华社以色列分社社长李红旗也在我的计划书上签名支持。

　　1994年初，北京电视台《人海撷英》为“唐师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征求做梦伙伴，国宝季羡林先生特地为这个浪漫计划题名“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节目播出当天，素不相识的张维新就送给我一辆罗马尼亚吉普。我把采访我的CCTV《东方之子》拉到长城脚，告诉《东方之子》摄影师，这里就是唐师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终点。

　　同年我在《世界博览》发表《“长城－金字塔”在召唤》，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约旦时报》、埃及《金字塔报》等上百家中外报刊介绍我的宏伟计划。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北京音乐台张树荣、北京经济台孙萱北先后在广播、电视中邀我现场直播，为“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寻找伙伴。

　　1996年，我孤身一人驾车环绕美国，为“金字塔-长城”做道路实验。1998年，我因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先后辗转北大医院、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我在病床上把“金字塔-长城”作为倒数第2章收入《我钻进了金字塔》，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印数超过22万，入选德国贝塔斯曼读书网。

　　1999年春节过后，凤凰台长王纪言慕名来新华社宿舍，自称“全家都是唐师曾的崇拜者”，令爱听好话的我十分舒服。王台长还带来措辞谦恭的公文，请求“跟随拍摄唐师曾的全部活动”。感动之余，我把花700块钱在中国作协会注册（注册号ZY0017）的8万字电视脚本《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软盘、地图、沿途朋友地址提供给王纪言参考。不料王台长顺走我8万多字的软盘后泥牛入海，继而出现和我计划一模一样的《千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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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很恨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小肚鸡肠、喋喋不休，难道凤凰对鸭子的伤害比骨穿手术还要大？春节聚会时，我请教北大心理系的学兄英达，英达安慰我：“根据心理学研究，一个人受了委屈至少要向人倾诉50遍，你唐老鸭的才唠叨几遍呀。何况你本来就是个病人！”。

　　作为唯一在埃及、伊拉克常驻并亲历海湾战争的摄影记者，10年前我在埃及萌生“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梦想时，曾幻想得到大财团的鼎力赞助，历史上从哥伦布到利文斯通、斯坦利的历次探险都是如此，这种属于上个世纪才有的天真幻想几乎葬送我的一切。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前20年上学，后20年退休，剩下中间30年入团入党、找工作、追女孩、买房子、炒股票、赡养父母、繁殖后代……来不及干自己想干的事。作为一名四海漂泊不知所终的摄影记者，我的生命就像手中相机的快门一样，是以若干个千分之一秒组成的，我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读书走路可以体验生命的深度和厚度。面对有限人生的诸多诱惑，我必须谨慎选择每一个短促出击，远离我不擅长的哗众取宠。

　　2000年秋，我自费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尽管我独家采访萨达姆总统被新华社禁止，但萨达姆还是为我签了名。事后我出版了《重返巴格达》，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题写书名，国宝季羡林老先生作序。”

　　就在国内近百名同行云集巴格达的时刻，我恋恋不舍撤离我坚守了十多年的伊拉克阵地——因为我知道海湾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此前世界知识出版社帮我出版了《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和《重返巴格达》……可谓流毒广泛，作为五进伊拉克的老兵，我理应在这个时刻转移阵地。

　　我的新阵地就在南亚次大陆，代号叫《新“唐僧”取经》，我计划一个人驾大切车从北京出发，经历夏、雨、冬三季，穿过中国西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再返回中国。沿途跨越地形最恶劣的欧亚大陆腹地，涉足宗教复杂、政治动乱的广大地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翻过天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等众多5000米以上的高山，渡过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昔日老唐僧靠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位保驾，而我只有大切的四个轮子。[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赞助著名记者唐师曾实现“新唐僧取经”梦想连载文章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