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程正的红旗车车身造型效果图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他和他设计的车身一样，都具有一种独特的东方韵致，让人看着看着就发觉，他40年对红旗车身的反复推敲、完善，实在是一种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意。

　　从1958年第一辆红旗轿车开始，程正对红旗车的造型设计直至今天从未停止过。从总体风格到具体材料，他在近乎苛刻地要求着自己使整车造型更趋于完美。

　　40年过去了，红旗车终于在世界名车排行榜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这与红旗车的不解之缘里，1958年6月3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那天，大约是下午5：30，由国家汽车局下放一汽参加劳动锻炼的青年工程师程正，在干了一天活后，正准备离开车间，这时工段长跑过来严肃地向他发出命令“马上跑步到工程大楼报到，有紧急任务。"

　　年轻的程正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造轿车这个艰巨任务。

　　根据当时的国情，轿车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提到发展日程上来。

　　“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现在开始，从6：30开始。"一汽的副厂长郭力看了一下表说。

　　会议决定，设计人员必须在两天内拿出车身造型效果图。中国轿车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就从那一刻拉开了帷幕。

　　需要说明的是，让下放劳动的程正参与红旗车车身的设计并非郭厂长的一时兴起。早在1956年，一汽在北京汽车局举办一汽产品发展汇报会上，程正以业余爱好者身份画的两幅解放牌汽车改型效果图就引起了两位苏联专家的注意，他们一再说：“这个人要是在一汽就好了。"细心的郭厂长记住了这个名字。两年后，命运的阴差阳错，程正自己找上门来，一汽是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才的。追根溯源，程正与红旗车的这段缘分，早在1956年就打下了伏笔。

　　接到任务后，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了，良好的绘画基础和多年勾勒汽车外型的创造力在这一刻被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但在设计上，程正有自己主导思想，“它不是英国车，不是美国车，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轿车，它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两天后，所有设计人员的效果图都挂在会议室的墙上了，厂领导、设计人员和老工人师傅对每一张图仔细评审后，程正的设计被最后选中了。

　　造型一确定，所有的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就整天整宿地在现场忙碌着。用一个月的时间生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级轿车，恐怕是世界上任何汽车制造厂所没有的高速度。然而，大跃进的年代中国人虽然做过很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荒唐事，但也创造了一些前人没有做出的奇迹，尽管这其中良莠不齐，但也不乏个别成功的范例。

　　按正规的做法，一种车型从设计到生产要经过5、6年的时间，可当时，我们这些没有干过轿车的“土八路"却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不及画图纸和整理设计文件了，车身是用“全尺寸"油泥模型转化的，成吨成吨的油泥靠工人们堆成轿车的模样。整车各零部件是用“庙会"的方式，把当时仅有的一台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厂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的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由车间工人自行研究制造。

　　就是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一个月零三天后，中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试制成功，整个汽车城沸腾了……

　　“尽管由于时间和经验等诸多原因，整车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但那毕竟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它更坚定了我们自己造轿车的信心。"回忆往昔，程正感慨万千。

　　1958年8月——1959年5月，设计师又认真对红旗轿车整车作了5次系统的试验。

　　又是9个月的夜以继日，当时生产条件差，体力和脑力一起高速工作，真让人难以承受，但大家心中揣着对民族轿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每干到半夜，轿车厂厂长范恒光同志就把馒头和白糖送到生产现场。这在困难时期，实在称得上特殊照顾了。当时，许多厂领导也和大家一样整天守候在生产现场。

　　5次试验后，红旗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的CA72红旗轿车在祖国首都的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庄重、大气的风采一下子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国内外竞相报道了中国第一车的消息。一汽人用高级轿车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几年来，为了生产红旗轿车而不停忙碌的程正，回北京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1961年爱人调到一汽，这对夫妻才真正团圆。

　　光阴荏苒，CA72三排座豪华轿车、CA72活动座检阅车、CA770三排座豪华轿车、CA770A空调轿车相继问世，大大丰富了我国轿车工业的舞台。程正也在创造中享受着充实。尽管这期间，妻子因种种原因调往天津，生活上失去照顾，却丝毫没有影响程正事业上的进取。

　　当时女儿年幼被妻子带在身边，他只有趁每次出差路过天津的时候，和妻子、女儿在火车站月台上见上一面。

　　“那时工作太忙了，我实在没时间考虑如何安排生活，红旗车身的造型设计把我的脑子占得满满的。"

　　然而，文革一开始，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程正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这个预兆不时在设计的间歇笼罩在这位设计师的心头，他觉得国内的政治空气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1968年6月19日，群专工作组突然以要他交待海外关系为由，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五个在海外的姐姐、一个解放前曾任天津市市长的父亲，复杂的家庭背景足可使他被任何一种罪名定性。

　　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这个在大学时代就被称为“赤色分子"的程正，此刻却被人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几年来夜以继日、抛妻别子的忘我工作，竟被说成走修正主义白专道路……。他心里有说不完的苦闷与委屈。

　　然而，身心的摧残并没有让程正倒下。他像一匹在事业上狂奔的骏马突然被勒住了缰绳，尽管在行动上不能再继续奔跑，但思想上却一刻也停不下来。他相信真理，他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但他却不消极等待。

　　在11年的下放劳动中，从钣金工、电镀工到油漆工，所有与车有关系的工种让程正干了遍。这个燕京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程正，又实实在在地给自己补了11年的汽车课。从设计到工艺，他掌握了更科学、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劳动改造期间他共完成技术革新24项，大大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汗水与智慧换来了工人师傅们的理解与尊重。

　　下放期间，他的画笔一刻也不曾停歇，脑子里红旗车的车身造型在一个又一个地诞生着。每一次绘图都是一次美好的享受，每一个灵感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只要与红旗车在一起，所有的苦闷都可暂时隐去，他苦苦地等待着生机。

　　一声惊雷，乌云散去。

　　1979年3月，程正再一次踏进了设计科那间阔别已久的办公室，百感交集无以言表……

　　50岁的程正终于在经历了无数的噩梦之后，又迎来自己生命的春天。和当时所有热爱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一样，他分外珍惜眼前的这一切，多年积压在心底的设计思想像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1979年3月到1980年8月，他做了CA774－5E型红旗轿车的全新造型设计。这中间又以原来CA770为基础试制了CA770W救护车和缩短CA770型的车身、采用日本进口六灯的CA774C轿车，以及穿插在其中的CA630红旗高级旅游车的设计与试制。

　　程正像一只勤奋的蜜蜂，在各种车型中畅快而忙碌地穿梭着。有人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能为自己醉心的事业工作，这种美丽是绚丽的。

　　说起1981年中央勒令红旗轿车停产那段历史时，程正神秘而开心地笑了。对于搞设计的人来说，他们对红旗的试制工作一直没有停过。当时程正一度被借调到北京汽车学会工作，本以为自己也许能落叶归根，可是1987年春节，刚回到长春，一汽轿车厂的范恒光厂长就找到他说：“又要干红旗车了，老程，你回不回来？"

　　“当然回来。”程正不加思索地就做出了肯定回答。

　　于是，红旗车又一次拴住了程正的心。

　　1992年，作为中汽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程正光荣地退休了。而历史却选择了这一年又开始恢复批量生产中国的第二代轿车——小红旗轿车。当时的轿车厂厂长关俊峰找到程正，“咱们一起干吧，还干我们自己的红旗。”

　　尽管当时远在英国的姐姐再三劝他到英国定居，女儿在美国也希望能与父亲共享天伦之乐，儿子在深圳也惦记着家中的老父亲。但只要是为了红旗车，程正就义不容辞，尽管此时已年逾花甲，尽管自己身体不适，但能和红旗车在一起他的心就永远年轻。

　　英国的三姐无儿无女，大笔财产的继承被程正婉拒了，女儿在大洋彼岸的希望也变成了失望。程正又一次留下了。

　　今天，虽已古稀的程正仍然坚持在红旗轿车的一线上工作着。他孑然一身地生活在北方这块生产红旗轿车的土地上。每天，他仍在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勾勒新的车型。为了二十一世纪的红旗轿车，这种思索，这种勾勒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用毕生的心血演绎着与红旗车一世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