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正好在家过元旦，爱人张矛去年在西单商场搞“四清”任工作队长，被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在工作队中挨整(整训)，一面随时被商场造反派叫回批判，日子不好过，心情郁闷。年后，饶斌匆匆赴南京。

　　饶斌去南京前，在北京街上遇见汽车研究所在南京工作的九个人来京“造反”，他们把饶斌带到住处，提出：“二汽党委如何抓革命促生产”；饶斌回答，其中有一句：“影响点生产也要抓革命”。“造反”群众说：“抓革命不会影响生产，而是促生产。”饶斌忙承认考虑不周，群众的觉悟比他高。这些人说：饶斌讲的“建厂纲领十四条”很动人，有毛泽东思想，但很多地方不认真执行，没有领导好，是口头革命派。饶斌只好承认错误，接受批评。1月12日去上海，得到令人吃惊的消息，说贺龙被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揪出来。他的心一沉。他一直认为贺老总是忠心耿耿的，难道是自己嗅觉不灵？上海赤卫队和造反派斗争很厉害，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饶斌很不理解，认为不能把有保守思想的人都推到反动方面去，更不应视为反动组织。认为对群众应进行正面教育、去帮助去关心，不应扩大批判面。上海造反派接收公安局，使他十分担心，怕有损革命利益。当时流传市委一位领导的四句顺口溜：“问题很多，解决不了；思想混乱，罢官拉倒。”虽反映消极情绪，但有极大的代表性。饶斌在上海了解工作组的情况后，于1月15日回到南京。

　　饶斌原以为建二汽是个紧急任务，中央开始时也决定“文革”运动要分期分批搞，而先搞运动的单位，由于没有经验，都犯了错误，他们放后一段时间再搞，可以少犯错误。不料，头年12月10日，中央决定工交部门全部开展“文革”运动，饶斌思想跟不上。到南京后，从汽车研究所和工厂设计处去的人，组织五六十人，开展对他的批判，主要批判他没认真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没有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批判他建厂纲领写得再好，没有组织实施；批判他没有深入革命群众，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饶斌只有“低头认错”。

　　这时，正是上海“一月风暴”后，南京的情况越来越乱，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建二汽，而且要赶在战争前面，饶斌内心忧郁而又焦急。他只好以排除万难的精神，尽力而为了。要建厂而产品还未定型，他与支德瑜、王汝湜、张明忠到南京检查了解产品试制情况，又与南汽总工程师赵江协商，决定将两吨越野车，作为南汽和二汽的共同产品，搞一个三年批量试制生产规划，二汽近百名产品设计人员与南汽一起干。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赵江也被“造反派”揪斗，试制规划无法贯彻。

　　饶斌又到南京汤山试车队。当他听说V8发动机与平头车在布置上存在较大矛盾后，就委托支德瑜找汽车工业公司孟少农总工程师，请他解决。如果V8发动机实在不能用，就得先上直列六缸机。而后，他就回到湖北。

　　1967年初，二汽长春群众造反组织写信给李富春和谷牧同志，询问二汽厂址是否中央批准的?厂址由湖南转移到湖北，中央是否知道?2月中旬，李富春复函说，二汽是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要开工建设的项目，是中央批准的，不是某一个人批准的。厂址从湖南改到湖北，是因为中央对铁路修建计划的改变而变更的。

　　2月24日，一机部下发了《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总体布置和设计纲要的批复》文件，原则上同意老营会议纪要和工厂设计纲要。为保证第一批工程4月1日开工，希望根据这个纲要进行施工设计。3月2日，长春工厂设计处生产委员会、二汽造反大军总部、长春汽车研究所造反大军的赴京代表，写信给李富春、谷牧并转周总理。他们认为：23个专业厂布置在铁路和公路旁的山沟里，构成连片建筑区是小隐蔽大暴露的布局；当地地材不足，满足不了大量施工的需要；当地人多地少，工农业争地矛盾突出；公路、铁路、水路都在东西两端，战时易造成交通断绝，没有远景发展余地。一机部就其提出的问题，向李富春写了书面报告。经有关领导机关研究，认为回湖南困难很大，将军河至安康可用地少……要考虑加快“三线”建设的总要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具体厂址仍放在十堰至将军河一带，可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进行合理调整。

　　2月1日至3月2日，也有另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多次向李富春、谷牧写信，认为二汽在十堰建厂存在不少根本性问题，主张东迁至谷城石花街分片布厂。这样，厂址再次出现“西方案”和“东方案”之争。

　　1967年初，毛主席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实行军管、军训。3月份，国务院各部及重要机关都派军代表进驻，建立军管会，企图在混乱局面中由解放军维护秩序。3月5日，郧阳军分区派副司令员刘景修带几个人，到二汽现场“支左”，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刘任办公室主任。二汽建设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继去年11月上民工4000人，加固马家河、头堰、岩洞沟水库后，今年1月，二汽在丹江口修建的水暖器材库和精密设备库竣工。2月，基地红卫前线指挥组，组织3000民工，修筑二汽第一条厂区公路──大炉子沟公路。

　　“一月风暴”掀起一场造反派在全国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运动。各造反组织关于二汽厂址问题上书中央领导后，国家计委、建委都郑重对待，指示一机部要认真处理这一问题。3月31日，一机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讨论和调整二汽总体方案的通知》。

　　根据计委、建委的指示，一机部于3月29日至4月25日在郧县五堰──郧阳地区行署的基建工地上，召开二汽总体布置调整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南大区建委、湖北省计委、建委，郧阳军分区，一机部和有关设计单位400多人。会议由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和郧阳军分区刘景修副司令员主持。通过一个月的大批判，现场踏勘，会内外磋商，认为老营会议所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是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但也有缺点，要进行调整。会议决定，二汽近期专业厂的建设范围是：东起十堰区白浪公社，西抵堵河。这样，扩大可用地的范围，增加布置的灵活性。

　　按照国家计划要求，二汽1967年开工，建设原则是“十万规模、分期建设”，“先六后四”。即第一期工程，两吨越野车和三吨半载重车建成六万辆生产能力，余下三吨越野车和五吨载重车四万辆作为第二期工程。已有一○二系统施工队伍2000余人。4月1日在大炉子沟(动力厂)的工地上，用脚手架搭起舞台，舞台上方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横幅，迎风飘动，鲜艳夺目。会议由饶斌主持。在锣鼓、鞭炮声中，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二汽建设，破土动工了!”一机部汽车局负责人江泽民(这时由于刘少奇被诬为最大的走资派，他提倡的托拉斯──汽车公司又改为汽车局了)和郧阳军分区、地区、郧县的领导讲了话，并举行破土动工仪式。最后，地区文工团演出文艺节目。

　　建厂初期，土地征用是项主要任务。4月的一天上午，饶斌和地区杨近专员一起到红卫公社，参加土地征用会议。会上，他再三强调：“二汽建厂要考虑周密，山区社员耕地面积少，尽量少占良田好土。搬迁工作，要做好说服动员，不要强迫命令。”

　　此时，饶斌已不断被批判、揪斗，造反派夺了他领导“文革”的权，对他“监督留用”，让他继续抓生产。这时党组织停止活动，他失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又看不到文件，真是不知所措，怎么搞“文革”，一点不摸底。他想，夺了领导“文革”的权，只要让他工作就行。一汽已搞得很乱，有的将当权派挂牌游斗，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到热闹地点“站岗”，还有各种污辱人格的做法。这使他非常害怕被揪到长春去。而二汽从长春来的人很多，有的人还在长春原单位，为二汽做工作。长春造反派联合成立“二汽造反革命大军”，扬言要揪斗饶斌，他十分忧虑。军代表刘景修对工业建设缺乏经验，在建设方面，还需依靠饶斌，认为他挺不错，想方设法保护他，让他抓生产，既依靠又保护。饶斌觉得解放军进驻，乱的程度会好些，也十分维护刘景修，两人合作得很好。刘景修看饶斌生活太艰苦，有时还请他到家里吃点东西，即使吃一碗面条，炒一个素菜，也比他在大食堂的伙食要好，有时还给他买肉吃。

　　中央决定二汽今年开工，但产品设计是工厂建设的第一道工序。二汽的产品是些什么样子，先生产什么，直接影响工厂设计、工艺设计和设备设计。这些部门上门要产品图，只要产品定型，他们就好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决定在老营召开产品工作会议。

　　为设计好第一代军用越野车，饶斌要求设计人员深入炮兵部队体验生活，和战士一起参加演习，取得军车要求的第一手资料。设计图纸完成后，他要求设计人员带图纸去和工人一起把样车制造出来。这大大充实了设计人员的工艺知识，开拓认识新领域。许多同志至今认为，那段设计生涯是他们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1967年春，在南京试制成两吨越野车，开到老营产品会议会场。饶斌围着样车转好几圈，摸着车门说：“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啊!”他满意又不满足，样品总算出来了，但与日思夜想的“第一流”差距不小。但他想：只要不断改进，总会有真正的第一流产品出现的。

　　会议是以二汽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名义召开的，一机部、汽车局也派人参加。由于二汽建厂工作与产品工作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交叉进行的，产品工作搞不好，就会拖后腿，所以要求产品工作加快速度。

　　二汽产品工作1965年3月开始。饶斌到任后，立即抓产品工作。他提出，产品工作要全面规划、分期开发。他首先以长春汽研为主体，从一汽、南汽抽调骨干补充，成立了二汽产品设计队伍。又决定以南汽和上海一些汽车零部件厂为依托，开展产品试制、试验工作。饶斌亲自落实从加拿大进口“万国”和“道奇”卡车系列做参考样品。在V8和直6的争论时，他亲自主持不下十次的专题讨论会，请每个人发言，互相质疑，互相补充，真正做到言无不尽。两年内，基本定下两个车型，即两吨越野车和三吨半载重车，并已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试制试验。通过两种车型的设计和试制，从仿造为主到自己设计；从军用车、民用车分别设计到结合成一个系列设计；从一个系列汽车设计将达到整个系列化多品种设计，初步有了头绪。在发动机方面，搞直列六缸和V8两种，而V8又搞大V8、小V8和斜4，已经过两轮和三轮试制、试验，又试制独立悬挂，1吨4×4，2吨6×6，3吨8×8。如工作顺利，都可很快拿下来。最困难的是驾驶室，试制了长头、平头、可翻式和军民通用几种，不断改进。由于做了大量工作，试制速度还是快的。不论一汽、南汽、武汉汽配等都共同协作，尽极大的努力，但还未满足产品工作对其他各项工作的要求。

　　从产品定型工作进展看，两吨越野车和3.5吨载重车，已胜利在望，再大干三个月，这两种车型的产品设计、工艺审查、材料落实全定下来，是能够做到的。

　　会上，介绍产品工作方面的经验，还开展了争论。除搞产品的同志外，工厂设计、工艺设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

　　4月23日，最后由饶斌发言。按“文革”精神，领导干部首先要做一通检讨。饶斌检查他对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不高，对产品工作中的好人好事没有及时总结和树立典型；群众路线走得不好，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很热情，如有的同志批评他拍板拍得太多。他觉得一件事争论太久，不定下来不能工作，为防止议论时间过长，就定下来。但有时道理说不透，说明对群众意见没理解清楚，也是向群众学习和请教不够，使得有些问题定错了。检查对一些好经验如“三结合”、“五联合”的推广有“抓而不紧”的问题。

　　饶斌对讨论的具体问题，意见是：

　　一、二汽搞系列化多品种的方针坚定不移。多品种是从车型说的，系列化是以总成和零部件为主体的。要解决系列化多品种这样复杂的问题，即用少数等级的零部件(便于在一条生产线上通过)装出多种汽车，就必须让工厂设计、工艺设计、设备设计部门都参加，真正做到“三结合”、“五联合”，否则停留在纸上不能落实。系列化多品种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在一定范围内，用一定品种，组成一个系列是合理的，超过一定的范围就不合理了。我们正在实践中摸索这个规律。多品种的纲领问题，一定要适应国家需要。如3.5吨车需要多些，我们能多供应，要两吨越野车多些也行，在数量上可以变换。要把大批量生产和小批量生产分开，真正属于小批量的，不能勉强进“大线”。

　　二、品种范围怎么考虑?仍然包括1吨～5吨越野车、1吨～8吨载重车，分批分期实现。其中4吨、5吨越野车和8吨载重车是另外一个系列，或者说是柴油机系列的，小批量生产的。品种范围是个规划，但生产准备要一个个安排。全部车型出齐，是工厂建成若干年后的事。

　　三、会上争论的几个问题：关于发动机V8和直6哪个先上?两个我们都需要，再做些工作都可靠，要看国家需要哪个紧迫些。从备战出发，国防科委和炮兵研究所的意见有指导作用。目前，他们迫切需要两吨越野车。V8装车困难应该先上直6，集中力量搞工艺审查和设备工作，5月出参考图，7月出定型图。V8继续抓试制试验工作，力争在直6之后，V8试制试验成功。直6为V8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关于驾驶室“平头”和“长头”的问题。先上“平头”，因军队需要两吨车，生产准备和工艺装备上得快，可以军民通用。但“长头”驾驶室也要搞，因五吨载重车需要“长头”。关于独立悬挂，是很有前途的高越野性汽车需要的。一切试制、试验工作要继续。部队试用后，根据需要安排生产。关于柴油机，按杭州的办法，先搞个1000辆的阵地，这个阵地是万能性的，小批量的，在建厂后期上。

　　四、关于产品组织机构问题，执行产品人员下放专业厂筹备组的原则，建立由汽车局、二汽和南汽组成的产品工作组，指挥机构设在南京，要求汽车研究所有更多的人投入二汽产品工作。关于中间生产，为争取时间还需要中间生产，按小批量、多批次方式安排生产。中间生产以南汽为基础，原设计试制点参加，希望汽车局加强领导，协助落实计划，解决一些必要条件。二汽的产品工作，正处于建设大交叉时刻，情况万分火急。要下定决心，达到目标!

　　会议总算明确了几个问题，如怎样搞系列化多品种的汽车工业、先上什么车型、发动机先上哪种型号、产品试制中的其他问题等，使大家看到前景，知道当前该做什么。

　　5月，饶斌到设备修造厂筹备组蹲点。设备修造厂筹备组负责人是何万钟和夏治涛。大家住活动房子的上下铺，吃河沟水，点煤油灯。他们一起搞社会调查，搞工厂设计和规划，起早贪黑地工作。一天晚上，到河沟里洗漱，饶斌一条腿滑进河里，有同志扶他，他却风趣地说：“等二汽建成了，不会有人到河沟里洗脸刷牙了，晚上的山沟也一定会灯火辉煌!”5月麦子熟了，饶斌号召筹建组的同志帮助社员割麦子。在烈日下紧张劳动，汗水从他脸上往下滴，上衣被汗水浸透。大家看他岁数大，劝他休息，他反而干得更起劲。劳动结束后，大家在水沟里洗澡。饶斌走遍设备修造厂所在地的袁家沟。他倾听社员讲述山区生活。当社员讲到每天只三角钱收入时，饶斌满怀信心地安慰社员说：“等二汽造出汽车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富裕起来的。”社员非常高兴，对他都很尊重。他走遍山山谷谷，研究厂区布置和建设。

　　这段时间，饶斌曾给妻子张矛去信，大意是，在基地生活，就像回到抗战时期一样，生活简单朴素。晚上回屋，又习惯地在门口摸电灯开关，当醒悟过来时，不觉哑然失笑；大家都说生活艰苦，可是这使我回忆到抗战时的情景，还有些亲切感，好像在交城山里的时候(他们是在交城结婚的)。还说，有人贴大字报批判他，但大多数人是相信他的。

　　6月，汽车研究所的造反组织给一机部去信，说将汽研划归二汽领导是错误的决定，要求一机部撤销。一机部即决定他们停止搬迁，归一机部汽车局领导。于是许多同志就回长春。先调出的同志，仍留二汽。王汝湜仍搞产品设计。也有自愿留下的，如樊惠卿正式调入二汽。汽研的同志，在支德瑜、樊惠卿的带领下，建立材料实验室。他们在新材料采用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6月29日，十堰新区办事处成立，这是十堰市政府的前身，使地方工作与二汽建设密切配合。

　　湖北省政府将武汉钢铁技校、财会技校、护士学校一批学生调来支援二汽建设。这些青年非常单纯，但在当时“造反有理”的影响下，部分人闹派性也增添了二汽的混乱。

　　“七·二○”事件后，形势更加混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揪斗，二汽造反派也揪斗军代表刘景修并要饶斌陪斗。造反派由于争权夺利，还进行武斗，整个建设处于瘫痪状态。参加建设的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和一汽调二汽的人，都离开基地，回到北京和长春。回长春的人，提出选定的厂址是错误的，又上书中央，要求中央再行考虑。这样他们不回基地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8月，饶斌到北京、上海了解情况。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被长春的一个“战斗”组织揪住，要带他去长春。他强调：“如无上级的批准，我就不去。”当他们逼迫汽车局办理批准揪斗饶斌手续时，饶斌脱身回家，老江给汽车局江泽民同志打电话。江说：“你快回基地罢，千万不要叫他们抓到长春。这里，由我顶住，你的岗位应该在基地。”饶斌十分感谢这位20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他怕北京站有造反派堵他，赶快从丰台站乘车回基地了。

　　虽然工作很难开展，但饶斌还是尽力抓生产，对群众组织间的争论，一不表态，二不介入，三不亮相。各种“革命”组织纷纷出现。为表现“革命性”，都揪斗“当权派”，谁揪的“走资派”职务大、级别高，谁的战果就辉煌。饶斌是行政八级省部级干部，当然是揪斗、争夺的目标。当时有个“二·一三”的组织，大部分是刚毕业分配到二汽的大学生，是狂热的极左思潮代表者，揪住饶斌不放。那时抓当权派的“小辫子”十分容易。你的上级、朋友、亲戚中有个“有问题”的人，都可株连到你。开始，造反派大抓叛徒集团，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被当做大叛徒揪出，他们立刻想到饶斌曾是经委副主任，就说他是“薄一波信任的人”，要他做交代。饶斌说，他与薄一波只是工作关系，去国家经委前，不认识薄一波，勉强应付过去。接着，北京一位知名人士揭发：“饶斌是高岗的人”。这更容易说清楚，因为高岗曾发动松江省委批判饶斌的“右倾”，免掉他副省长(党组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职务；评级时，还压低一级，直到“高饶事件”后，黑龙江省才给他平了“右倾”的反。但他的亲密战友、重用过的人，接连不断地被“揪”，这都得要他说清楚或接受审查。虽然事情说清楚了，但造反派仍认为你是抵赖，还要揪斗。又提出把入团当做入党的“假党员”问题。饶斌不断被批斗、“架飞机”、罚跪，使他陷入困境。

　　由于武斗及其他原因，到二汽基地的公路、电讯、电话都不通。基地比较平静，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斗争，也没有武斗。周围各县都有伤员来二汽医院就诊治疗和避难。

　　8月后，突然不让饶斌抓生产了，他搞不清原因，也无法弄清楚，因为他认识的老同志“有问题”的太多了。他想起一些老同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他学得好，学得多，竟也出问题，觉得很值得深思。当他听说老战友宋应(原地矿部副部长)被揪(他对宋比较了解)，认为宋最大可能是认识问题、觉悟问题，不是什么“黑帮”。饶斌主动出去搞调查，帮助被“解放”的干部出主意。但心里总想着二汽建设，一点也闲不住。生产担子落在齐抗肩上，虽然齐的日子比饶斌好过些，但齐抗一再声明：“这么大工厂，除饶斌外，我们是抓不起来的。”“我没有建大厂的经验，饶斌有建成一汽的经验。”

　　10月，齐抗给张矛打电话，说饶斌靠边站了，主要是“假党员”等问题，要张矛精神上有准备，还说，饶斌精神上、生活上都很苦。张矛立即给饶斌写信，表示相信他能支持下来，还捎去一些奶粉、肉松、油茶等食品。

　　8月底，国家计委、建委向一机部、湖北省军管会发出通知，指出二汽是配合军工任务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已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7年国家计划，明年要继续施工，请一机部抓紧各项建设工作，请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助二汽的建设。一机部接通知后，认为目前工作很难进行，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对二汽实行军管。

　　二汽建设在极度混乱中停顿了。全国局势发展得几乎失控。

　　10月，毛主席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中央又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这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