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二汽基建按计划搞起来，后方厂搞得不错，有些设备已经安装好，正为工厂基建服务。1970年1月25日，红卫5723厂(刃量具厂)奋战31天，竟然造出第一支战备枪──半自动步枪。3月中旬，5721厂(设备修造厂)奋战百余天，造出第一门战备炮──五七高炮。此前两天二汽装出第一辆政治车。军代表们十分兴奋，3月20日召开万人祝捷大会，枪炮齐鸣，装出不久的第一辆越野车拖炮爬山演习，爬上第一招待所后山的山顶。这座山有30度陡坡，以后凡有上级领导来二汽视察，也都在这儿观看汽车爬坡。

　　4月，饶斌和设备修造厂芦席棚车间的高秀琴共同被提名为湖北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

　　根据国家计划会议精神和国家建委关于开展设计复查的通知，二汽总指挥部决定开展以“设计革命”为中心的路线分析大会战，在对前一段搞的工厂设计进行审查的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影响下，饶斌等五人小组领导下的设计受到批判。“设计革命”的矛头指向“大、洋、全”，连《建厂十四条》中的“现代化”、“第一流”都被说成是“贪大求洋”、“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后又砍掉一些科研、检验部门和生产中必需的项目。有经验的工人出来说话：不应该这样做。但有人鄙夷地说：还是老修那一套!当时，由于苏联曾在珍宝岛侵犯我国领土，大家对苏联的看法变了。这样，就把从一汽来的干部和工人的口封住了，说他们是在“修正主义”下面培训出来的人，是“出身不好”，因而不重视他们意见，摒弃对他们的依靠。这一切给国家造成损失，给生产带来许多问题，以后虽不得不纠正一部分，但有些问题至今仍对生产有影响。群众由于怕对生产不利，对有些错误就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如刃量具厂的中心计量室，原设计面积是1350平方米，有人硬说大了，把已建成的量具精密间改成计量室，面积只有600平方米。后来知道实在太小了，又加了一跨，就成735平方米，还是放不下。工程技术人员去找领导，领导说：“就这么大，你们自己安排。”原设计的恒温室是木地板，也被改为水泥地面，但仪器都是进口的，价值两三百万元，这种条件不是要把仪器毁了吗?潮湿度大，灰尘大，怎么能开展工作呢?起码也得搞个水磨石地面。他们找有关部门商量，仍不给水磨石。后来，他们就自己动手搞，从黄龙到鲍峡，找到白火石；离公路一里多，他们把大石头砸成小块抬出来，20个人10天砸10卡车石头，到修建处去借粉碎机。他们的苦干精神感动了施工队的同志，给他们打成水磨石地面。以后硬合金车间，也是这么干的。

　　“设计革命”在动力厂的重点是仪表车间和气体车间。仪表车间很多项目都被革掉了，什么空调、水磨石地面、白大褂等统统革掉。动力厂革掉四个煤气站，不然的话，二汽职工早就烧上煤气了。小项目革掉更多。乙炔站破碎电石的工作量，每天有800公斤至1000公斤。为了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工厂设计人员提出，将电石桶和电石的运送采用电动葫芦，设计单位受“设计革命”错误思潮的影响，硬不同意，要求人工运送，还说是对工人的锻炼。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一次，这位设计人员去打水，把钥匙掉在井里，厂里的同志要他把水一桶一桶打完，然后把钥匙拿上来。他说，那岂不要累死我!同志们说，你就这一次还怕累，就忍心让工人成年累月去运矿石吗?这样，他才同意设计电动葫芦。这说明群众还是尽力抵制“设计革命”中乱砍项目的错误做法。专业厂的原领导干部也想办法抵制，本来没有什么项目可减，但一定要凑数字，干脆，把仓库减了，将来生产没有仓库不成，那时再增加吧!大家绞尽脑汁应付“设计革命”。

　　军代表本来是想给国家节省些资金，没想到那样做，反而造成很大浪费。那些真正生产过汽车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用心血、力气，为国家节省着宝贵的资金。军代表本来是要抢在战争前面出车，但是由于不符合生产汽车严格的科学规律，有些项目要推倒重来，反而延误了出车时间。“设计革命”原打算比原设计节约一个多亿，但后来造成的损失就比这更多。

　　“设计革命”初期，军代表要求建厂初期的领导“引火烧身”，而饶斌最先主张把二汽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厂，要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设计革命”中，他承受着不点名的批判，精神上很压抑。连“质量第一”也受到批判。军代表说：“‘质量第一’，把‘四个第一’放哪里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扯到一起!饶斌非常着急，立刻到总指挥部办公室，告诉秘书们：“质量第一”是毛主席批示过的，不能乱批判。

　　这期间，饶斌不得不作些检查，为从一汽来的职工卸下“修正主义老框框”的包袱。他说：我在一汽期间，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阶级斗争；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不必担心在对资产阶级政策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问题，不是解决阶级矛盾问题，而是解决先进设备与不能掌握技术的矛盾，于是我号召职工学技术、学业务、学苏联，推行“一长制”、搞专家路线、物质刺激、技术第一、业务第一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汽职工受到修正主义毒害，与我的过错有关。他检查“阶级斗争熄灭论”，说自己原以为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在第三代或第四代，所以丧失阶级斗争的警惕。由于怕人家说自己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有些意见不敢大胆地讲，曾经十分苦恼。如认为取消质量检查员对质量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再如工厂设计，不单纯从技术经济指标设计是应该的，但不比较、不计算技术经济指标也是不对的。这种苦恼情绪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要狠狠斗私批修……这既是自我检查，又想引起军代表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6月初，饶斌被湖北省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红卫建设三分部──即二汽2月19日成立临时革委会，由齐能尚、刘景修、杜清平、刘献忠、王启、赵继明、李子政、邱长银、左鼎森九人组成，除李子政外全是军代表。

　　1970年初，饶斌已经是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分工管生产准备的事。年初袁文清从一汽调来，饶斌派他到通用铸锻厂。饶斌说：那里问题多，基建老是上不去，如果通用铸锻厂不能很快形成能力，最终将会影响全局。他还要求袁文清在“五一”出铁水，“七一”出钢水和铸件，“十一”出有色件。并说：“困难虽然很大，相信你一定会干好。”袁文清了解情况后，就向饶斌汇报，主要是基建队伍人心不齐，现场混乱，进度缓慢，“设计革命”又砍掉了木模仓库、有色厂房两个项目。饶斌当即表示：他要去通用铸锻厂现场作动员报告，把基建促上去。关于砍掉的两个项目，也由他通知有关单位立即列项。

　　饶斌在动员报告中强调指出：通用铸锻厂，不仅是基建的重点，而且要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有人说，这是个后方厂，可以放慢一步。不对，没有后方就没有前方，两者关系是辩证的，互为依存的。现阶段，后方厂比前方厂更重要。就后方厂说，通用铸锻厂又优先于其他，这也是综合性大型企业建厂程序问题。很多工装和非标设备，是要靠自己武装自己。不能全靠包建厂和外厂订货。如车身厂的冲模，首先要有铸件毛坯，再由冲模厂制造，然后才能使用。第一道关，就要有通用铸锻厂的毛坯。否则“早出车，出好车”就是空话。他要求将砍掉的木模仓库一齐上，要立即开工，这是这个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饶斌在现场对整个工程项目做安排，问题一个个落实。这种深入细微的作风，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很快掀起建设高潮。基建队伍和通用铸锻厂的同志，同心协力，如期实现计划。每实现一个目标，饶斌和其他领导同志都亲临现场祝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出新贡献。

　　随后，饶斌又召开木模车间现场会，总结通用铸锻厂如期实现目标，形成生产能力的主要经验：

　　一是甲乙双方团结一致，目标明确，互相支持，协作配合；

　　二是充分发挥组织指挥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按工程计划执行；

　　三是强化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广大职工，认清它在二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是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生产、生活同时抓(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上做到七个不出门。即理发、洗澡，买粮、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生活用品、看病不出门，自办酱油厂，安置职工家属工作，起到稳定情绪，安定人心，促进生产建设发展的作用。他要求大力推广通用铸锻厂的经验。

　　饶斌到现场往往是骑自行车，有时步行。通用铸锻厂的同志看到他很劳累，就主动到他办公室汇报。有时他一面刷牙一面听汇报；一边吃饭，一边解决问题，使通用铸锻厂在加快二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地一边搞基建，一边搞生产准备，需要大批干部和工人，便再次向一汽求援。经过一机部商调，一汽又支援二汽干部108名，其中处级干部16名，科级干部50名，一般干部42名。中央办公厅江西干校也支援一批干部，“四人帮”倒台后，20人留在二汽，其中处级2名，科级8名，一般干部10名。一机部河南罗山干校调来86名，其中处级20名，科级31名，一般干部35名。一机部直属单位下放干部394名。上海除包建厂输送干部外，机电一局共输送干部111名，其中处级8名，车间级39名，一般干部64名，加上各包建厂配套进基地的干部约千余名。

　　工人方面，由上海进的2000名66届中学毕业生，经1～2年培训后，1970年进山。这是建厂初期，饶斌和上海分管工业的书记议定的。是按国防工厂条件，从66届初中毕业生中选优招的，包括两所专业学校(电校和技校)的学生；主要分配在标准件、钢板弹簧、水箱、传动轴和仪表厂；电校、技校的学生，各厂均有。还有从武汉接收工业学校、钢铁学校、测绘学院中专班、地质学校、华师附中半工半读学校和武汉体工大队的学生数百名。二汽革委会指示，新工人都要先参加一段基建劳动。劳动前，先参观设备修造厂的芦席棚车间。这个车间立了几根柱子，周围用设备包装箱板和竹条编成墙，外面抹上泥，房上铺的油毛毡用砖头、石块压着，里边安机床。工人就在这里紧张地工作。芦席棚外竖个彩门，贴着一副对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批是“芦席棚里闹革命”。这个车间是艰苦创业的一面旗帜和湖北省先进单位。外来参观或开会的人，都少不了来参观。新工人在基建劳动中，搬运水泥，挖装河沙，卸石头沙子，改地还田，割麦抢收，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

　　此外，1965年～1969年从全国院校分配到二汽的大、中专毕业生1069名，还以工人名义调一批干部和大学毕业生，后逐渐转为干部。饶斌的二儿子饶凯就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拖拉机厂当炉前工，1971年以工人名义支援二汽的。

　　当时二汽没有医院，只有30来个医务人员，临时组成“08医院”，远远不适应需要，急需建正规医院。湖北省委决定：把省工会东湖疗养院53名干部和武汉市第一医院全部调迁二汽。市一医院有院级干部9名，科级干部6名，一般干部53名，医务干部382名，计440名；另有154名工人，总计594名。这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医院，经过两个月努力，就将所有物资设备搬迁完毕，70多节火车皮运达丹江，用汽车转运进山，但连一支温度计也未损坏。他们在大岭沟口建起一排排芦席棚，开展诊疗工作。由医务人员挖沙、送浆，建起3000平方米的门诊楼。为克服物资困难，1970年夏，组织13人的采药队赴房县采药，缓解缺药的困难。他们还多次组织下乡巡回医疗队，到房县、竹山、竹溪等县及十堰市的大峡、小峡，为山区贫苦农民送医看病，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后又建立红卫、茅箭、花果三所医院及黄龙疗养所。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生活物资供应更加紧张，不仅缺肉食蔬菜，也缺烧的。9月底分苹果，每人不到一斤。有的同志说：我们一定学习“上甘岭”的精神，一壶水喝一个战斗排。这年最后一天，三分部生产指挥组领到38斤肉，剔掉骨头，切成小块，每户分四两。

　　为使“政治车”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4月15日，三分部装出10辆车，向总指挥部报捷，总指挥部也好向武汉军区刘丰政委有个交代。车的质量很差，简称25Y的2.5吨越野车，被群众称为“二五歪”。刘丰看到出车数量与要求相差太大，7月2日来二汽，要二汽按他的要求生产“政治车”。不到3个月，四次传达林彪要求出“政治车”的指示。

　　为此，8月28日，三分部党委为生产“政治车”，举办整风学习班，要求“在纲上线上找问题，反对右倾保守”。谁要反对出“政治车”，就是“右倾保守”，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就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再加上中苏边境苏军陈兵70个师，1000多架飞机，1万多辆坦克，形势确实紧张。湖北省军区首长提到，出不出车，是对战争、对祖国、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要因陋就简早出车；为出车，死了也光荣；要团结对敌，加速“斗批改”；反对大厂主义，反对“条件论”；要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出车。二汽虽是大厂，但不如“5133”小厂，要连夜动员早出车。军队领导下了决心，就再听不得不同意见了。饶斌的意见已经反复讲几遍，再讲也无用，只好再安排组装10辆，国庆节前拼凑出20辆“政治车”，开赴武汉参加国庆游行。为了怕车子在主席台前“抛锚”，竟组织200多个小伙子，站在主席台下，车子一旦熄火，就推出去。车子开过主席台，到长江大桥头，就“趴窝”了。车子质量不好，沿途造成恶劣影响，二汽人感到很不光彩。

　　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视察二汽时指出：“二汽建设要‘乡土化’、‘村落化’。”8月25日，总指挥部召开“干打垒”经验交流会，军代表、工人、干部三结合的调查小组，宣传去广东等地学习“干打垒”的体会。会议号召把“干打垒”推向施工各个方面，厂房、宿舍都必须搞“干打垒”。后来连工具箱、工位也搞“干打垒”，不许盖砖房。5723厂(刃量具厂)在厂门口盖个砖门楼，三分部下令拆。分厂领导集合工人，由军代表宣布要拆砖门楼，结果工人都散去，进行无声的抗议。军代表无法，只好叫人用泥抹在墙上，似乎框架是砖的，墙体是“干打垒”的，以糊弄上级。三分部的领导也装糊涂。建厕所时，一律要搞能掏粪便的干厕，不许盖抽水马桶厕所。为招待上级领导人员，只盖个两层楼小招待所，有四个抽水马桶。人称“将军楼”，算最特殊的。“将军楼”也是“干打垒”的，只是土的成分不一般，有石灰、竹纤维。有人说，它比砖房的成本还高。厂房墙体也是“干打垒”。一些后方厂车间，天车一过，墙体就开裂了。这才使一些同志头脑清醒些，才同意有天车的厂房要用砖盖。但厂房的宽度、高度都在“设计革命”中降低和减缩了，夏天热气排不出，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工人像在暖房里干活!

　　齐抗、刘景修很关心饶斌的安家问题。他们都询问张矛是否愿意到二汽工作。张矛经过“文革”的磨炼，表示愿意与饶斌在一起，当工人也行，不计较名誉地位。经二汽向一机部申请，一机部又经李先念同志审阅批示，三次向商业部商调张矛，直到8月底才经商业部“大联委”批准，9月她才回京。大儿子饶达，从空军复员，分配在北汽任实验工，因他在航校是学发动机的，在空军是修理发动机的，所以北汽分配他搞转子发动机的试制和试验。“文革”中受父亲的牵连，饶达连连被批判、挨斗，日子实在不好过。正赶上一机部要求各厂支援二汽，他便报名，北汽革委会批准。这样，母子就可同迁十堰。正准备动身，饶斌说他10月来北京办事，可等他。这样，他可以住在家里，回去时又可带路。

　　18日饶斌到京，每天各方奔走，直到11月12日才告别北京，经武汉、丹江，15日到十堰。一家住在一间13平方米的屋子，室内放三张床，原来是父子三人住，饶钢被海军录取后，饶斌和在冲模厂当钳工的小儿子饶强共住。现在饶强在集体宿舍找了床位。饶达转过年的夏天与办事组打字员张华枝结婚，因无房，分住在单身宿舍里。带来的装满书籍、衣物的箱子堆在另一张床上和门口走廊里。还有五平方米的小厨房，住另外夫妻二人，他们住半年搬走了。这时饶达夫妻才搬进，不久他们有了个女孩，三个人就住在这个仅能放张单人床和两屉桌的小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