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25日-2月12日，饶斌去北京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汽车质量问题座谈会。原来，援外(越南)的汽车质量问题比较严重，造成很坏后果。周总理特别给国家计委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解决。”批示后第三天，计委召集开会。

　　饶斌原来就认为加强职工技术教育对提高汽车质量很重要，提出每次放映电影前，要加演有关汽车制造的知识。开会期间又打电话，要求领导深入分厂、车间调查，找出抓技术教育的好典型。饶斌回厂后，在教育组选定的标准件厂单轴车间召开现场会，介绍“认真抓技术教育、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会上，饶斌提出“全厂要打好技术普训的歼灭战”的意见，要求从生产准备阶段就要注意产品质量，要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只有加强技术教育。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开始整顿，许多军代表回部队开会。他们对工厂干部不放心、不放手的局面有些改观，开始把工作交给工厂干部干。

　　1971年，由于饶斌等反对在未安装、调试好生产设备的情况下出“政治车”，有的人大为不满，认为他们条条框框多，缺乏革命干劲，是右倾保守。于是1971年初，在个别人的支持下，从武汉汽车修配厂和汽车发动机厂调两位厂级干部来二汽。军代表说：小厂比大厂干劲大，框框少，请他们来做些调查，多出些主意。这两位同志作调查，觉得小厂和大厂大不一样，许多设备都没见过，觉得自己知识少，经验少，拿不出什么主意，呆几个月，就走了。后又派省革委会委员、武汉市委常委、武汉重型设备厂常委马学礼(全国劳动模范)来帮助工作，任命他为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副指挥长，兼二汽革委会副主任，想要他帮助解决二汽领导干部中对出“政治车”的态度问题。马学礼虽然是“根红苗正”，但对生产汽车不熟悉，也无法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中央汽车质量会议后，总指挥部党委3月份召开扩大会议，检查分析二汽建厂中路线、方针、原则和经验教训问题。许多同志讲了工厂在基建和调试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但发言很谨慎，都是肯定成绩后，才指出问题，并把问题归罪于林彪。例如劳动纪律不好，有的人“八点上班九点到，十点回家做小灶”，归罪于林彪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谬论的流毒。一些领导干部划不清正确管理和“管、卡、压”的界限，不敢大胆管理，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这就亟须在各个管理环节上，建立规章制度、生产操作规程，才能保证基本建设和产品质量。

　　在厂址选择上，大家认为，现在厂址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空军曾派飞机勘察，认为这里建厂很隐蔽，不易发觉，发生战争不易被摧毁；从运输条件看，这里有利于水陆交通的兴建。如再往西，修建公路、铁路难度大，会造成大的浪费，拖延工厂投产时间。原来设计部门提供的9个方案，有7个是在西边深山中，现行的方案是最佳方案。

　　会议谈了“四边建厂”的问题，认为为抢时间、争速度，许多地方都是“四边”建厂，但必须使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结合，确保数量和质量，而且质量是第一位的。而“四边”也要有审核批准手续，不能搞所谓的“一比一的大地设计”。对“两先两后”的方针，认为生产和生活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不抓生活，不解决吃饭、喝水、住房、交通等问题，生产也不能维持。适当解决生活问题，生产就能上去；生活好一点，群众干劲就更大。二汽领导抓生产干劲十足，抓生活力量不够。食堂饭菜质量差，价格高，开水也供不上；宿舍十分拥挤，还漏雨；厕所少，卫生差。家属宿舍很少，绝大多数老工人一家分几处住，增加了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家属进山后住民房，没有烧的、用的，买菜、买粮、买日用品都困难，没有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牵扯职工许多精力，对生产有很大影响。大家还批评军代表搬用军队中“连队办食堂”的做法，占用生产上很多劳动力，增加了非生产人员。

　　对于“设计革命”，大家肯定“设计革命”中批判盲目追求大规模，盲目求新、重洋轻土、脱离实际、铺张浪费等做法，也指出“设计革命”有严重错误，如批判“质量第一”，所以在基建、生产中搞的一些改革，影响基建、产品的质量，如大量用轻钢屋架，又不认真焊接、涂漆、防锈，造成种种质量和安全问题；把检验质量的生产环节砍掉，无法保证质量。一些领导搞“设计革命”的人，听不进有经验的一汽来的工人和干部的意见，一律称之为“苏修那一套老框框”，堵塞言路，甚至错批错斗一批同志。在建厂顺序上，本应先上毛坯厂，但却先上总装厂，本末倒置。1971年下达1200辆的生产任务，是林彪死党──刘丰瞎指挥搞的。由于国家计委有“练兵”的批注，才未造成更严重的影响。这批车问题很多，人们评论说，“看起来龇牙咧嘴，跑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既不好看，更不好用，问题很多。仅化油器就查出202个质量问题。一汽的发动机寿命是50万公里，而我们的发动机，20万公里就“报销”了。个别领导极不实事求是，年末只调试出 120辆汽车，还坚持一定要完成1200辆的任务，以表示其组织观念强。

　　这次扩大会议，基层的党政领导都参加，是军代表领导二汽以来的仅有的一次民主会议，也使军代表的头脑清醒了一些。

　　会上，如何搞好生产准备，成为首要问题。饶斌讲：“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今年要以生产调试为中心，逐步形成生产能力，打好生产的基础。”

　　1972年初，中央又一次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过去工厂同军队一样，搞“四好”运动。林彪自我爆炸后停止了。年初，总指挥部党委印发《工业学大庆》专辑的1～4辑。这是“文革”前就开展的群众运动，现在又开展起来。对“工业学大庆”，群众中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庆经验好，全国学不了”，“大庆一枝花，全国独一家”；另一种认为“我们比大庆还艰苦，大庆经验没什么了不起”。对此，领导要求对比大庆，谈成绩，谈问题和差距。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我们在反对“大、洋、全”中，把雄心壮志反掉了；我们要学习大庆人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的精神，甩掉汽车工业落后的帽子。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已由1964年的占世界汽车产量的25位，升到19位(一汽1971年末生产6万多辆汽车)。在1971年世界3300万辆汽车生产中，我国只10万辆，占0.33%。汽车生产的落后，影响到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大家发誓要奋发图强，认真学习生产技术，搞好岗位练兵，做到“四过硬”，即机器上过硬，操作上过硬，质量上过硬，复杂情况面前过硬。

　　为调动新工人学习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党委号召学习《人民日报》头版登载的《优秀青年工人陈岱山的事迹》。在“向陈岱山同志学习”中，开展“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技术教育和技术练兵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各厂充分调动老工人的积极性。车桥厂齿轮车间老工人陈庆云说：“培养一支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的新工人队伍，加速二汽建设，是老工人义不容辞的任务。”他认为徒工生产中出问题，原因在师傅身上。在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面前，许多老工人也需要提高技术。陈庆云为给新工人教好课，自学《汽车工业制造学》、《金属切削学》、《刀具原理》等。新、老工人之间，提倡师傅带徒弟、尊师爱徒；提倡老工人要像车身厂老工人罗立庚那样“心贴心教思想，手把手教技术”；要求新工人尊敬师傅，主动擦好机床，搞好卫生，不能什么都让师傅干。大家认识到，只有加强新老工人团结，才能形成一支打硬仗的汽车工人队伍。

　　为测验工人的业务技术水平，在底盘零件厂悬挂车间，总厂教育组进行一次知识测验，88人参加，但只收回30张卷子，有的是零分。原因是工人对学技术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认为评工资只是熬年头；三年一级工，四年二级工，八年三级工；还认为工序工作没什么学的，按电钮，挺简单，谁都会。车桥厂前桥车间一个徒工，平日不学习，不熟悉机床，不会对刀，一连打坏几把刀，造成不小损失。车身厂调好的12台电焊机，工人全给弄坏了。各级党政领导抓住这类问题，大力宣传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并组织各种技术学习和岗位练兵。虽然对17000名新工人进行过基本知识教育，但缺乏实际操作和技术练兵。总厂决定对满徒的工人要经过操作测验，合格的才发给操作证。

　　必须在调试中练兵，否则，机床调整好了，工人还是操作不了。车桥厂前桥车间每调整一台机床，就把零件、工艺要求、检查方法、使用工装、机床调整部位及方法等，详细教给定机人员。这种技术教育，融会以前讲的识图、公差、构造、金属切削、工艺、机电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调试成为最好的课堂。学习技术，提倡刻苦钻研、勤学苦练、互相帮助。底盘零件厂空压机站由3名复员军人负责，他们认真学习空压机管理，掌握得很好。

　　在“文革”“打倒一切”的影响下，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十分严重。当时十堰市盗窃活动十分猖獗，有人偷设备包装箱木板、钉子、钢筋、设备零件、配件和整块的钢材、铝锭等，卖给废品站。在林彪“政治第一”口号影响下，不让工厂修围墙，说修了围墙就和农民隔了心。所以牛、驴、猪、羊、鸡、鸭都可以进车间。设备包装箱刚拆下，工人吃饭后，木板没了，零部件丢失了，严重影响工厂建设。少数工人“上班四下瞅，回家不空手”，小偷小摸严重。根据毛主席关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工厂车间修起围墙，订出规章制度，严肃法纪，整顿市内废品收购点。在张湾、土门、花果、茅箭分片开公审公判大会，情况才逐步有些好转。偷窃之风对二汽建设破坏严重，设备缺零部件不能安装，无法生产。这时谣言又起，说什么“二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啦，要下马啦!”还有人说：“二汽要搬家啦！”弄得人心惶惶，纪律松懈。探亲的长期不回厂，农村家属来探亲的，到期不走，影响工农业生产。“一打三反”运动中加强了纪律性，无故旷工的要按章扣发工资；过期不归的，超过期限，按自动离职处理。这对二汽准备生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国务院要求湖北省抓紧二汽建设工作，5月5日，熊心乐和饶斌向省委汇报建设情况，由饶斌讲。

　　二汽25个厂，除仪表厂在襄樊外，其余东至白浪，西至花果，沿老白公路全长32公里，分布在17条沟里。二汽将来生产三种车(两吨半军用越野车、五吨民用车、三吨半军用越野车)。首先形成两吨半越野车的生产能力。二汽施工从1969年四季度开始，1970年以土建为中心，设计与施工交叉进行。1971年以安装为中心，安装设备6374台，当时铁路未通，基本靠汽车运输。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1972年以调试为中心。这三年与一汽建厂比较，一汽三年完成工业建筑38万平方米，民用宿舍32万平方米，安装设备7552台，铁路建设28公里。二汽三年中，工业开工83.8万平方米，竣工和基本竣工57万平方米；民用宿舍开工35.5万平方米，竣工和基本竣工26.35万平方米；安装设备10794台；铁路建成26公里，而且桥涵多，土石方工程量大；自制非标设备1380多台，武装自己，既为建厂服务，又练了兵。

　　饶斌在汇报中指出，1971年本应以调试为主，因为刘丰等施加压力，非要以出车为主不可，造成思想混乱，工作极为被动。他还指出，“设计革命”没有依靠老工人，有些改革不妥，特别砍掉检验、测试产品的设施，需予以改变，还需增加投资。由于对“三铸一锻”复杂性认识不足，重点不突出，兵力不集中，影响全局，造成被动。生产准备进展迟缓。一季度由于天气太冷，许多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二汽职工春节前后大量探亲，只完成小量的生产准备工作。党委扩大会议已明确：今年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重点是“三铸一锻”，总目标是今年形成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为此，必须抓好：

　　(一)产品质量攻关。当前两吨半越野车存在36项质量问题，已解决5项，按改进方案试制的23项，有改进方案尚未试制的2项，正找原因的6项。质量攻关争取二季度解决24项，装在第一批质量车上进行试验，其余12项争取三季度解决。

　　(二)工艺攻关。设计中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较多，需要结合生产调整进行试验，大的36项，已落实攻关组织和计划的 18项，其他正逐步落实。

　　(三)调试工作。前方车间需调试设备5684台，由于设备不能到齐，今年计划调试4831台，占85%，上半年争取调试出3000台。调试零件共4061种，今年计划调3507种，占全部零件的86%，已调出309种，占8%。

　　(四)自制设备总数3617台，折合3568万元，其中，非标设备3334台，新设备91台，标准设备269台，已完成1398台，尚有2219台，今年安排1300台，年底可完成自制设备的70%，其余明年完成。

　　(五)工装。工装量很大，两吨半越野车第一套工装计26297种(套)，已完成21951种(套)，占80%，预计三季度可完成。

　　饶斌汇报了存在的问题：

　　第一，设备缺口和设备质量问题。两吨半越野车设备今年不能到货的600台，其中影响上生产能力最关键的设备134台，主要是大型锻压设备、铸造清理设备、组合机床等，影响100种重要零件调试。已到设备中，部分是“带病”来的，存在质量问题，凡我们能修好的，一律修理。但有339台需大修大改，如沈阳大立车，北京铣床，保定两条造型线等，工作量很大，已向一机部报告，请承制厂来人和我们一起解决。

　　第二，“三铸一锻”的建设问题。“三铸一锻”已经拖了调试的后腿，铸造二厂二车间共71种零件，最快第四季度才能调试，今年不可能全部调试成功，估计36个零件完不成，只能采取迂回办法，这是影响生产能力的一大关键。

　　第三，材料、毛坯、配套件还有缺口。请省里安排武汉地区铸铁1000吨、铸钢40吨，还有省管二类机电产品供应需解决，省管轻工、化工亦需定点供应。

　　第四，二汽配套厂的建设。省内 16个配套厂的设备只到60%，产品试制完成74%。厂内老工人少，有的只10%。投资不够，材料不足，管理体制也亟待解决。

　　第五，资金紧张。库存材料、配套件等物资积压资金1.5亿元，今年订货尚需6247万元，除我们积极处理积压物资外，请省拨流动资金5000万元。

　　第六，生活及其他问题。目前四万多职工，只有26万多平方米宿舍，而且被施工队伍占一半，宿舍十分紧张，今年一定要把宿舍抢上去。职工生活用煤每年需13000吨，需解决。有的单位职工几个月吃不上肉，职工保健食堂无法建立。有5000名中小学生，师资不足，请省里给老师指标，配备部分师资，解决一些教育器材等。

　　省里对饶斌的汇报很重视，对存在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研究解决。

　　熊心乐和几位副书记研究，决定召开三分部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并由饶斌就“以调试为中心”的问题作详细的报告。6月2日至3日，开党委扩大会。3日上午，饶斌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以调试为中心的问题。“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是今年建设的主攻方向，这里有思想问题、组织问题和计划问题。从4、5两个月看，调试中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要处理好：

　　一、调试与生产准备的关系。生产准备到调试阶段，要求一切后方厂、前方厂的后方车间，前方车间的部分万能设备，主动为调试工作服务。如工装，一部分未搞完，现在等着用；一部分已做好，但不好用，要修理；一部分待调试作出结论，要再制一批。工装方面要担起这些任务。后方厂、后方车间先上，就是要满足前方厂、前方车间调试的需要。5月份，发动机厂、设备制造厂、刃量具厂这方面均有很好的表现。后方厂不要被动地等待上面安排，应主动上门了解情况，满足前方厂的需要，也可按周开调度会，前方厂参加。

　　二、调试与质量攻关的关系。调试最终目的是保质量上能力，必须消除产品质量缺陷。产品质量攻关，就是用工艺保证质量。经过试验使工艺稳定，要把设备不稳定的状态消除，这也是工艺攻关和设备攻关。在选材方面，经过试验，确定材料，这也是经过调试解决问题。协作配套件，经过调试，消除质量问题。新工人只有经过调试，才能逐渐生产出合格产品。必须消除各种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每台设备、每道工序都要通过调试发现缺陷，加以消除。

　　三、调试与组织建设的关系。调试全面展开后，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要解决各种问题，以适应调试需要，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的使用政策和加强对新工人培训工作，还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四、调试与“双革”的关系。调试本身，包含大量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内容。不论产品、材料、工艺、设备、工装都是这样。若不考虑产品革新和性能更好，则依然用解放牌汽车不是很方便吗?若不是适应大量生产中保质量的要求，搞新工艺干什么?设备若不能适应大量、高效、精密的要求，搞这么多新设备干什么?造车的材料有些国家还不能供应，用那么多新材料干什么?“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毛泽东)。把全国的新技术聚集到我厂，有问题的，我们要解决它。解决了，对厂和国家都是贡献。我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罗马尼亚要我国帮助建个气阀厂，提出要按我们锻造厂和发动机厂用的某些设备和工艺设计，恰恰这些设备还未过关，要把它攻下来。

　　五、基建和调试的关系。土建和安装为调试创造了条件，但还未达到投产的条件。现阶段一些零星项目要服从调试要求，最好的办法是依靠现场基建、安装、生产三结合领导小组解决。

　　六、调试与出车的关系。试制少量车，不同于去年出“政治车”，不能冲击调试工作，不能过多用迂回办法，不能占用过多的后方能力。要用调试好的设备出零件，必要时用万能的办法配点零件。出少量汽车考验产品，考验设备，考验工艺，是有积极作用的。有些独立总成还能外销，要创造条件承担汽车配件任务。

　　第二是关于如何在全厂大面积地开展调试问题。饶斌认为：当前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正气上升，歪风邪气已成过街老鼠；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得到整顿；“以调试为中心”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计划工作正在展开；发动机厂和车桥厂等取得了试点经验。如果6月份不能全面开展大面积调试，今年要想基本建成两吨半越野车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求：

　　一、调试的准备工作量很大，需要更多的同志参加。有同志讲，准备工作如“十月怀胎”，真正调试却是“一朝分娩”。要组织青工多做调试准备工作，如查毛坯、工装、材料等，也是一种学习。调试时，可组织有经验的老工人干，合理使用力量。车桥厂把调试分为三种，好搞的由班组干，复杂的由车间搞，关键的由分厂搞，很好。

　　二、各条攻关战线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包括产品、工艺、设备攻关，都能在6月份突破几个关，取得经验，提高信心。服务组要早日编出服务计划，用“争、创、干”的精神，创造条件完成调试任务。那种“基建不完不调，设备不好不调，工装不齐不调，毛坯不合格不调”的论调，不符合要求。要在调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锻炼队伍。要对照别人经验，总结自己经验。“三铸一锻”是薄弱环节，是重点，最大难题是毛坯供应，而他们基建未完成。“三铸一锻”如确有困难，不能在生产线上做出合格的，也要用手工造出来，供调试用。“三铸一锻”任务很艰巨，各方面要协助他们。

　　最后，饶斌要求党委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学习“铁人”精神，学习铸造二厂陈全保的精神，把调试工作搞好。

　　分厂领导干部根据这一安排，进行认真讨论。大家觉得最艰巨最企盼的一天──正式生产汽车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中央很关心二汽建设，6月份建委和一机部组织工作组，对工程质量进行认真地仔细地调查研究和全面地检查，在24个分厂210个车间中，查出土建质量问题六大类、安装质量问题七大类。土建、安装部门到7月份已处理80%。

　　工程质量不平衡，从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上半年几个后方厂14万平方米建筑工程看，施工准备工作好，老工人严把质量关，质量符合要求。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深，认为管理制度是“管卡压”，又受出“政治车”的影响，50多万平方米的工业建筑施工质量粗糙，问题较多的有16万平方米。开展质量大普查，才有所好转。

　　土建质量的六大类问题是：

　　一、屋面工程已采用单槽瓦60万平方米，四波瓦12万平方米，有严重裂缝渗漏。

　　二、钢筋混凝土工程制作粗糙。

　　三、轻钢架结构太多，许多地方不适用。

　　四、结构安装问题不少。

　　五、地坪回填土问题多。

　　六、“干打垒”已建成民用宿舍10.5万平方米计113栋。工业厂房墙体31.7万平方米。有问题的2%(实际上大部分有问题，后来连生活用房中的“干打垒”也所剩无几)。工业建筑问题严重的，拆除一部分。

　　第三是设备安装质量问题：

　　一、设备的制造质量不好。出厂前未组装、未调试，底座加工粗糙，安装很困难。

　　二、安装中违反操作规程。车桥厂一台意大利立车，安装中，刀架脱落，打破工作台。车架厂一台组合机床，吊装中歪倒，把轴扭弯，变速箱盖损坏等。

　　三、安装方案不细，或未按方案办，颠倒工序。如发动机在切削设备精平后，未进行螺栓第二次灌浆，就生产使用，影响设备精度。车箱厂一台400吨压床，未按调试方案调试，造成滑动耳环拉断。

　　四、桥吊方面。有的吊车梁标高及水平距离偏差过大，造成跑偏或桥吊自行滑动；有的桥吊运输中，受扭变形。

　　五、不少地下管道，未做防腐处理，有些铸铁管道零件不齐或不合格。

　　六、电器方面。有的铝排焊口过多，电阻系数大，如焊接不牢，则影响可靠通电。有的电缆沟底未铺砂，上面未盖砖，未设标志，极易损坏和发生事故。有的电器紧具未镀锌只刷油漆，影响使用年限。

　　七、有的管线重叠，如张湾的上水管，部分与铁路路基重叠。室内管线互相干扰，管道支架任意吊挂，无统一规定，吊点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少。

　　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写出《关于工程质量和检查处理的情况》向建委和一机部呈报，8月26日发出。

　　1972年6月16日，湖北省委任命饶斌为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在他的建议下，二汽产品设计处7月正式成立，王汝湜任处长。

　　铸造二厂一位思想上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老工人陈全保同志逝世。该厂党委和总厂政工组宣传组对他的事迹做了全面地调查和整理，经三分部临时党委会讨论，决定在全厂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陈全保同志学习》的活动，进一步把二汽建成大庆式的企业。二汽召开5000人大会，向全体职工介绍陈全保的事迹。组成陈全保事迹报告团，由铸造二厂党委、陈全保妻子周玉珍和徒弟高昆等组成，深入各厂作报告，并编写文艺节目演出。

　　陈全保是一汽调来的老工人，在一汽多次被评为劳模、先进生产者。1969年报名参加二汽建设。铸造二厂进口一条铸造自动线，需在上海进行预调试，如雇外国人，他们要求住恒温20摄氏度的房屋，在有舞厅的餐厅吃饭，日工资100元，休假时工资照付，还要调试一年。陈全保勇挑重担，他领导预调试，只半年就完成任务。没有图纸，就以设计时的草图为参考，以《实践论》、《矛盾论》为武器，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任务。他勤俭节约，不浪费国家一文钱。他们住在大型设备包装木板箱里，不住旅馆；包装箱的钉子都捡起来，共100多斤。陈全保在旧社会给资本家干过活，身上留有被资本家打伤化脓、生蛆的伤疤。他常教育青工，要安心做铸造工作，为汽车生产作贡献。他没有上过学，到一汽后，又学文化又学技术，成为一名高明的设备修理工人。

　　1968年他在一汽时，生产后桥的405造型机有毛病，严重影响生产。他接受修理任务后，发现机器损坏很厉害，领导只给三天期限。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机身大部分在地下室，管道密布，很难插手，砂子和废油还一个劲往下漏。陈全保想：设备耽误一天，就少出不少汽车。他真的用三天三夜赶完了任务。又一次，冲天炉出铁水时，前炉电器失灵，如不制止，铁水外溢，国家财产受损，同志们的人身有危险。千钧一发之际，陈全保冒着1200摄氏度的高温和铁水随时掉下来的危险，冲上去，拉开十字头，切断电源，又搬动手轮，制止前炉的转动，终于转危为安。陈全保的身上、手上烫起大泡，工作服上烧了许多大窟窿。在一汽时，818造型机的砂斗快要掉下来，国家财产和同志们的生命受到威胁。陈全保抢前排除险情。他教育他的徒弟高昆：“为了国家财产和阶级兄弟，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冲上去!”他是从上海调到一汽的老工人，1971年春节时，他在上海同时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二汽铸造二厂来的，催他回厂安装自动线；一封是妻子娘家来的向他报告岳母病危。他毅然立即回厂，一心想把自动线安装起来，让二汽早出车。他患的是坏死性肝癌，住院治疗时，从入院到逝世，想的说的就是“自动线”和“管子”，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汽抓住这个典型，就是找到二汽的“王铁人”，对二汽广大职工说，他更直接、更贴近、更亲切。由于“文革”的影响，二汽曾有个错误的提法：政治上依靠复转军人，生产技术上依靠老工人。老工人甚至被当做“既得利益阶层”，说他们政治上是保守的。分厂的生产班组长，大部分换成复转军人，美其名曰“政治统帅生产”。车间指导员(即党支部书记)绝大多数也是复转军人。老工人由于历史及社会关系等原因，不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对生产提的合理化建议，被认为是“老框框”、“老经验”、“老修那一套”，直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老工人的骨干作用”，并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车桥厂二车间在宣传陈全保事迹中，进一步落实“发挥老工人骨干作用”的政策，车间108名工人中，老工人22名，使用21名。3人分别担任车间行政组、计划调度组的正副组长，9名担任班组长，7名担任设备员、考勤员、安全员、生活管理员等专职或兼职管理工作，车间面貌大大改观。仅就设备来说，7月前运进车桥厂的设备276台，没一台不丢失零件的，仅射压机一台就丢失标准件109种16476件。在“政治第一”的口号下，不准修围墙，强调只要无形的“政治围墙”，工人、农民均可自由出入厂内、车间，物资被盗现象十分严重。7月份安排两名老工人管设备后，对设备进行清理登记，心中有数。为给安装创造条件，他们设法运回射压线的标准件32种9162件，其余缺件自己解决。7月以后到的设备，分别交各专业组管理，并把容易丢失的电器材料、零件等拆下来，登记入库，妥善保管。7月份进厂18台设备，没丢失一个零件。电钳班高昆、张进义(老工人)当班长后，把纪律最涣散的班变成早来晚走出全勤的班。老工人王洪寿担任计划调度组副组长后，既调度生产又跟班劳动。8月份干了20个夜班，月底报加班费时，他在自己名后划个“O”。他说：“干活就要钱，这会失掉工人阶级的气味，把青年带坏!”在陈全保光辉形象的影响下，他的妻子成为“五七”家属连的指导员，他的徒弟高昆所领导的电钳班成为先进班组。在陈全保榜样的影响下，还会有“王铁人”式、“陈全保”式的优秀工人和干部涌现出来。

　　7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受省革委委托，到二汽传授在科学技术管理中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同来的还有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叶选平。华罗庚讲，叶选平以端正优美的字体写在黑板上。讲话很受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重视，有些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运用“优选法”收到实效。

　　7月4日，召开体制变动大会。政工组改为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张矛担任主任，副主任由王益明、俞积芳担任，军代表协助工作。政治部下设处，过去政工组下的工作组，均改为处的建制。分厂设政治处，下设组织、宣传等科。

　　自从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中陈伯达等人为林彪“抢班夺权”抛出“天才论”后，毛主席认为广大干部革命理论水平太低，因此上了陈伯达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当”，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以整风方式，学习中央规定的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要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认真改造世界观。二汽按照要求，去年学《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现正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有的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央要求以文件的精神、立场、观点，批判林彪、陈伯达等政治骗子。

　　上半年军队的批林整风告一段落，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妄图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已被揭发出来。7月15日至8月12日，二汽总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除“批林”、搞清其罪恶企图外，另一重点是“整风”，肃清林彪的流毒。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人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倒行逆施都有一肚子气，在“批林”中发泄出来。对二汽军代表的工作成绩作了肯定，也把存在的问题讲了。最后总指挥部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建设二汽中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作中六个关系，即政治工作与生产工作的关系、出车和调试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的关系、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熊心乐指挥长代表总指挥部党委进行检查，大家还比较满意，认为所归纳的没有处理好六个关系是对的。

　　技术教育在标准件厂召开现场会后，有很大发展。7月14日，又在车桥厂开现场会，饶斌讲了话。

　　他说，开展技术教育要批判错误的“技术无用”论。培养又红又专的汽车工人，既要学毛泽东思想，也要学生产技术、科学试验、企业管理和业务本领。他提议对经过培养教育的工人一旦考试合格，要发给“操作证”，表示已成为“正式工人”；标志着这个新工人此后要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财富，做出贡献。这一办法和不合格产品不能出厂的道理一样，没有拿到“操作证”，就不能独立操作机床。全厂四万多人，为什么只一万多人参加培训?未参加的人要补课，不能漏掉一人。技术教育应注意在调试中练兵，要下硬工夫、练好基本功，坚持下去，即可出成果。车桥厂工具库祝爱珠是去年进厂的徒工，开始时，面对上百种工具无法应付，生产工人来换刀，她不知刀是怎样坏的，应该怎样处理。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深入现场，现在已掌握库房的刀、辅具166种的名称、代号，是加工什么零件的、使用点在哪里等，还能分析刀具损坏的原因。这就是基本功。练兵要抓住调试这个好机会，练成熟练工人。

　　饶斌要求干部学习技术。三分部办一期汽车构造学习班，还要继续学习生产技术知识。老工人遇到新技术、自动线、液压设备，有困难，要帮他们解决，要开办老工人学习班。各部门都要组织业务学习，技术干部在技术专业上要学习，总结经验。各单位要为他们钻研技术创造条件，要整顿技术图书馆，让他们知道厂内外、国内外的新东西，开展技术成果报道。设备攻关已出一本《技术报导》，很必要。之后，全厂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业务技术活动。

　　8月中旬，为检查“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的情况，三分部召开党委扩大会，参加的有各分厂党政领导。会议贯彻“工业学大庆”的精神，交流经验，表扬好的单位。分部请饶斌作总结性发言。

　　饶斌说：“工业学大庆”的活动，在分厂普遍开展起来，六个分厂较好，即设备制造厂、刃量具厂、动力厂、车箱厂、发动机厂、车桥厂。还评出7个连队(即车间)18个班组58个个人为先进典型。学大庆要学“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才能扎扎实实地完成调试任务，形成生产能力。二汽和大庆都是在艰苦奋斗中干起来的，要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不要“等(条件)、看(不动手)、喊(困难)”，而要“争(时间)、创(条件)、(拼命)干”；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宗派；不搞特殊化，要干群齐心协力；不铺张浪费，要勤俭节约；不计较报酬，要为革命努力工作。特别是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站在调试生产第一线，面对面领导，立即解决难办的问题。大庆有条经验是做好基础工作。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都是为打好汽车生产的基础。8月份考验生产的各种零部件，需要出三辆质量车。但到今天(18日)还未出来，说明调试中某些重要环节没有攻破，如铸一厂的缸体铸造没有解决。打基础就是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调好一个个零件，一台台设备，这是生产汽车的物质基础。

　　饶斌强调，调试要分三阶段：第一是调试单机，大部分单位处在这个阶段，这是按工序大面积的调试；第二是打通生产线；第三是设备带负荷、按工艺连续运转，做到巩固提高。目前只发动机厂和车桥厂有打通生产线的经验。三个阶段在各单位可能参差不齐，希望今年试完第一第二阶段的达到80%以上。在调试中要攻产品、设备、工艺关。工艺攻关是重点，是解决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问题。许多新工艺、新技术，本应试验后才用，但“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破坏，试验没做。不搞新东西，没有出路，只有积极地进行科学试验，要有点雄心壮志，不然就是落后，这样大家甘心吗?要掌握新技术，就要学大庆人“夺世界冠军”的精神。攻关要决心大，不怕失败，不怕曲折，坚韧不拔，顽强战斗，正确运用“优选法”，要像大庆人那样重视第一手资料。设备攻关是“三关”中最难过的，问题大的设备550台，不少要彻底改设计。除自己抓攻关外，部、省、兄弟厂都很关心，大家共同抓，这是很有利的条件，已经取得一些好经验。如标准件厂的冷镦机，在包建厂九个月没搞好，到我厂很快搞好了。铸造射芯机也解决得很好。设备攻关不仅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要想办法，使用单位也有责任搞好，三方面结合事情就好办。兄弟单位支援是很大的，广东液压元件厂和上海两个厂来厂调查，他们说，从1967年他们就提出“二汽带(动)元件，元件保二汽”的口号，凡是坏的统统包退。机床行业短短三年供应成套现代化设备，很不容易。设备有毛病，要努力解决。对兄弟厂帮助攻关的同志，应该热情接待。饶斌表扬设备组陈坤祥同志，说人家从他身上看到二汽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饶斌要求加强攻关的业务指挥系统，加强土建、安装、生产三结合的现场指挥组，互相衔接，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解放已22年，而汽车产量只10万辆；日本二战后，汽车工业和我国起步时间差不多，但目前已达到580万辆。不是我们不需要汽车，而是生产不出来!国防建设、经济建设都需要汽车，指望二汽的人很多。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为祖国争口气，甩掉汽车工业落后帽子。

　　有的厂工作有板有眼，心中有数，如车桥厂主持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李惠民，提出今年目标是，调整好设备，试生产零件，打通生产线的比例是88%。饶斌据此估计，一般都应在85%左右，基本形成生产能力。为能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分厂主动了解基建安装情况，对土建、安装提出要求，他们有困难，就组织力量和他们一起干。“三铸一锻”本是重点薄弱环节，但通用铸锻厂上去了，铸造二厂形势也较好，薄弱环节就变成“一铸一锻一车身”三个厂。他们的工作量很大，要很好地考虑，把在土建、安装方面直接影响调试形成能力的项目摆在前面。直接影响调试的问题有：

　　一、防洪排水。年底达到不漏水、不渗水、不灌水、不漂水(今年7、8月份发水，许多厂房进水)。要好好算算工作量。

　　二、上水问题。要改善水质，水量能够保证供应，大约日产八万吨，由动力厂系统安排。

　　三、蒸汽保温采暖问题。涉及锅炉、锅炉房和管道，今年计划采暖的工业面积有八万平方米，后方厂和前方厂有液压设备的先上。

　　四、护坡和道路建设。今冬明春，上一部分民工，集中力量干。总之，要查问题，有根据地向土建、安装部门提出并帮他们共同完成计划。

　　中央对二汽很关心，在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党委“批林整风”会议结束后，熊心乐和饶斌向一机部和国务院汇报。9月1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汇报主要由熊心乐指挥长讲，饶斌只在必要时回答一些问题，李先念副总理按中央批林整风精神作些指示。他们做了记录，回来又向二汽处级以上干部传达。

　　9月7日，根据湖北省委指示精神，三分部党委决定撤销二汽“五·七”劳动学校，学员回二汽工作。

　　按规定，新建厂先要根据设计任务书搞初步设计，规划人员、面积、设备、投资四大指标及组织机构、动能供应等。上级批准后，再搞技术设计、施工设计。根据“一五”经验，我国把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合并。搞完扩初设计，就可搞施工设计，开始建厂。二汽也应如此。但是“文革”期间，二汽建厂至今，没有上报一个较完整的扩初设计，国家要求补报。有人以为扩初设计是扩大设计或扩充设计，另外有人认为是“设计革命”过了头，要翻过来。9月25日，又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动轴厂领导介绍如何搞扩初设计的经验。饶斌作重要讲话。他对1970年的“设计革命”，肯定了成绩。他说那是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精神搞的，是反对“贪大求洋求全”的思想。扩初设计也要继续反对这种设计思想，正确总结经验，“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这次扩初设计，不单是为了补报，而且是全面地审查工厂设计。这也有利于将来组织生产。“设计革命”时审查不全面，没有综合。传动轴厂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必须明确几种思想：

　　第一，继续反对贪大求洋求全思想，把应减的设备坚决减下去;不该增的设备，坚决不增；“设计革命”后安装的不该要的，坚决减去，例如加工减震器活塞的自动车就减一台。

　　第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和“小、土、群”的精神。传动轴厂把群众技术革新成果纳入设计，例如十字轴装配，原要购一台两三万元的设备，因为机械运动太复杂，没有工厂肯承制。一个1968年进厂的青工，做了一台简单适用的设备，就完全解决了。又如滚挤机、中间支承试验台都是必需设备，自制土设备也解决了。

　　第三，必须贯彻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精神。传动轴厂不少设备负荷提高，如顶盖螺纹车床达111%，应增加一台，但负荷又太低，他们把这个问题留作群众搞技术革新的课题。对待新设备、新技术的缺陷，他们采取群众攻关或与设备承制厂共同攻关。采用新技术不易，要经辛勤劳动，不能因搞扩初设计，就不做艰苦的攻关工作。如果不搞自动线，要增加多少人?多少设备?而自动线就不容易过关。如缸体大拉床，23米长，重几吨，有1784把刀，我国从没做过，但济南机床二厂和一汽的同志就敢想敢干，造了出来，效果良好。

　　第四，要赶超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传动轴厂提出：“单件定额达不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的，到先进单位学习。”花键加工进刀只1.15毫米，而一汽达到2.5毫米，就去学习。二汽设计应有先进目标。一汽设计水平，全员劳动量人均年产一辆车左右，现在接近两辆。据1968年资料：美国通用每人每年两辆，福特2.8辆，万国1.9辆，怀特7.3辆；日本丰田19辆，日产16辆，日野8.2辆，五十铃5.2辆；苏联的李哈乔夫厂2.9辆，高尔基厂2.7辆。我们提出两辆车水平不算高。

　　第五，巩固设计革命成果。传动轴厂转向机上下盖组合机，“设计革命”时把两吨半和三吨半车型的四种零件并在一台组合机上。结果，问题很多，完不成任务。与上海包建厂的师傅一起大修大改，解决了一系列难题，搞得差不多了。叉子耳孔自动线原设计五条，“设计革命”减去两条。原设想自动线生产节拍是1.48分钟，实际是2.24分钟，完不成任务，需补上两条线；而他们把第三条自动线改为高效组合机床，投资不增加，达到生产5万辆的水平，两条线就节约100多万元。有种不正确的倾向，不少单位想把“设计革命”砍掉的都补上，加上别的因素，“四大指标”比“设计革命”前还要高，这是不好的。

　　饶斌指出传动轴厂这些经验，主要是在工艺设计和节约设备方面的，很好。“设计革命”中，也有一些问题需澄清和纠正，主要是：

　　一、砍掉技术检查工序，片面强调工人自检，把专职检查工位在平面布置图上去掉，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恢复。传动轴厂就有100多位检查工在车间无立足之地，错误的根子在林彪等人煽动极左思潮。扩初设计中应恢复检查工序，配备检查工和检查手段。

　　二、把科学实验的阵地砍过头了，给产品试验、工序试验等科学实验工作带来困难。二汽还应该搞点远期科研。9月份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时，就提到这一点，扩初设计要加进这些内容。

　　三、个别设备负荷太高，按三班满负荷设计的，没有维护、修理、保养的时间。这种情况可以增加设备，扩初设计要和一部分基础工作的建设结合。如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牵涉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业务部门充分研究讨论。如产品设计、试验，是集中在产品处还是分散在专业厂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哪些集中，哪些分散?应有个正确的关系和分工。工艺试验室和材料试验室是集中搞工程楼，还是分散到专业厂?已分散的实验，其分工协作关系也应议定，并写在设计文件上。还有供应系统储存期的规定，库房管理与设置，配套件与成品库的设置，要统筹安排，都涉及供应系统管理体制问题。生产方式上，批量生产和大量流水生产如何衔接，半成品、在制品定额如何确定……他一气列举11个管理体制问题，要求大家商定个意见。

　　最后，饶斌强调，扩初设计重点要压缩人员指标，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最近中央首长接见时，提到不搞“人海战术”。“设计革命”时，对人员指标没详细审查。各单位要求的人数已超过65000人，比规定的52000人超过13000人，不得了。人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同时带来许多问题。我们工时定额并不先进。国家规定工人年工时为2250小时，女工多的工厂2200小时，这包括探亲假、病假、事假等因素。而有的单位重复考虑这些因素，算年劳动工时，只有国家规定的一半。辅助工人也太多，国家规定非生产人员占全体人数的18%，许多厂大大超过。有些理发员、保育员应该由家属做的，也列为正式工人。还可大搞技术革新，搞多机床管理。总之，人的潜力很大，一定要争取达到每人每年生产两辆汽车的劳动生产率。职工觉悟的提高，反映在扩初设计的成果中。传动轴厂要求增加的设备，从146台逐次减到120台、70台、33台、28台。这不是靠上级批评压下来的，而是自觉行动。要反复做思想工作，做好老工人、技术人员政策落实工作，搞好扩初设计。

　　饶斌10月份由于血压太高，中了风，嘴歪了，手脚一点力气都没有，眼前飞星，有突发性眩晕，医生认为是脑血管的问题，必须休息治疗。总指挥部党委下令要他安心治病，孔庆德副司令员要派直升机接他去武汉。由于不能再拖延，10月9日，从邓湾码头坐拖船到丹江口，乘火车到武汉，火车上又发生一次眩晕，吐得很厉害，甚至不想再乘车，经医生急救才入睡。下车时，在武汉开会的两位军代表苗政委(总指挥部党委书记)、齐能尚(三分部党委书记)到车站接。当时天刚亮，有点凉，饶斌被搀扶着，当他握着两位政委的手时，心被同志友情温暖着。他们已订好病床，饶斌直接进同济医院。

　　这个医院是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饶斌1931年至1933年在那里上学。有些大名鼎鼎的医科主任，如外科主任裘法祖、内科主任过晋源等都是低他一班的同学，大家又增一份情谊。高院长又是饶斌从中学到大学高有炳同学的姐姐，高有炳也是武汉名医，与饶斌同学时曾对贫困的饶斌伸出过援助之手，他见到这位老同学很高兴。在这样的环境中，病逐渐好起来。一周后，他提出病情检查清楚，有治疗方案，想回二汽休息，在外面花费太大，休息也不安心；回山可以了解情况，及时看到报纸、文件，心里踏实；在山里一家人还可团聚，去年添了个小孙女，精神上有所调剂；而且二汽的张湾医院是从武汉市第一医院迁入的，医疗水平和医药供应都不错。但湖北省委与总指挥部党委都不同意，因为病情不稳定，一回去，必然记挂工作，对于健康的恢复不利，建议他旅游，锻炼一下身体，恢复体力。他接受建议，决定去南京，熟地方有同志们照应，也能少花钱。坐船到南京，住在齐抗家。齐抗和一位南京市副市长住在一所院子里，院内有花有树，可以散步。由于拜访的人太多，住两天齐抗就把他送到军区招待所。招待所每天只收四元房费，吃一元零五分的伙食，又从齐抗家借了煤油炉子和药罐子，由护士小沈熬中药吃。住一星期，每天到一处名胜古迹看看，活动腿脚，身体渐渐好起来。齐抗劝他到杭州看看，由杭州对口单位机械厅接待。他在杭州也适当地外出活动，南汽派一辆吉普车，活动起来很方便。浙江省机械厅有一位饶斌在同济大学的校友姓王，说饶斌、李昌等被同济大学开除后，他们又接着干，发动同学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号召，搞抗日救亡活动。也谈起浙江省有林彪的死党──南、陈、熊三条汉子，把浙江害苦了，生产上不去，就虚报数字，用大量资金给林彪等盖“行宫”。第五天饶斌接到电报，催他速回二汽。

　　11月27日，饶斌回到南京，看望了重病中的政治部组织处的王兴昌和他的爱人张彩帆，帮他们解决些药物和需要儿子护理等问题。次日，乘船回武汉，12月4日回到十堰。这才知道，军管要撤销，军代表一律免除职务。饶斌被省委内定为二汽革委会主任和党委第一书记。

　　当时一机部正在二汽召开设备攻关会议，交流为二汽设计、制造设备的经验，制定修复带病设备的措施、补充安排所缺关键设备的制造任务，这是机械部为二汽设备攻关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12月间，省委决定，成立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临时委员会，委员有饶斌、白洛、刘景修、王进仁、张庆梓、刘华斋、李子政、李东波、刘奂、张矛、江华、阎维华、李惠民、李春荣、康志荣、罗万荣、刘忠、杨晋贤、惠治国、刘任需、俞积芳、周丽霞、何方、段俊杰、王友章、陈仁玉、王璜、孙儒、张致祥、王玉泉、李文华、杨树忠、刘志新，共33人。常委有：饶斌、白洛、刘景修、王进仁、张庆梓、刘华斋、李子政、李东波、刘奂、张矛、江华、阎维华、李惠民、李春荣、康志荣、罗万荣，共16人。第一书记饶斌，第二书记白洛，书记刘景修，副书记王进仁、张庆梓、李子政、刘华斋、李东波。二汽的行政组织为二汽革委会，饶斌任主任。调省机械局副局长白洛任副主任，调郧阳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东波任二汽革委会副主任，张矛、江华、阎维华、李惠民任革委会副主任。其中有三位军代表，即来二汽最早的郧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景修，总后驻厂验收组组长刘忠，还有一个军代表李春荣愿留二汽工作，以后回部队了。建设二汽总指挥部及其所属分部均撤销，按业务系统建立新体制。土建工程各团组成湖北省建工一局，统一管理。东风轮胎厂为化工部直属厂。运输部改成二汽运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