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元旦，二汽领导还在紧张地工作，上午学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下午听取“工业学大庆”13个检查组汇报。上旬，党委常委推荐车箱厂和设备制造厂为“大庆”式企业（后湖北省革委会只批准车箱厂）。党委认为设备制造厂、车身厂、铸造一厂、发动机厂、车桥厂、传动轴厂、粉末冶金厂等7个单位可建议评为“学大庆先进企业”；对通用铸锻厂和铸造二厂进行表扬；还选出10个标兵车间、27个标兵班组和15名个人标兵。

　　元旦社论阐述毛主席两首诗词，指出1976年的战斗任务。湖北省要求从元月一日开始，即要依据实际情况，抓好“开门红”。根据党委的讨论，1月4日下午，饶斌在十堰二汽1976年“开门红”的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去年一年战果辉煌，饶斌也很兴奋，为鼓舞士气，他把成绩分为十二个方面，作了较为仔细的总结，提出五个方面工作：

　　一、大学习。学习毛主席诗词中体现的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二、大表扬。在年底总结评比“工业学大庆”的大检查基础上，开展大张旗鼓、深入人心的大表扬，激发人人学先进，个个争上游的精神。

　　三、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派性。

　　四、大支农。动员好组织好过革命化春节的活动，动员几万名职工和家属改地造田，做好规划，提高工效。

　　五、大干社会主义。在生产建设上创出新成绩，干出新水平。

　　饶斌对汽车生产、基建、地方工业、农业、财贸等各条战线提出具体要求。他号召大家：“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为实现‘开门红’和完成全年任务，做出新的贡献，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光辉道路上奋勇前进！”

　　1975年饶斌干得很顺利。邓小平在国务院与中央主持工作，以大无畏精神，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心竭力地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扫除各种障碍。相对部委而言，作为国营大型企业领导干部的饶斌，觉得这一年工作特别顺手，上下齐心，干扰很少。但第四季度，就觉得有些别扭，上面提出要反对“经验主义”，要支持新生事物。对此理解就不同了。饶斌和张矛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经验主义”有五种表现：

　　一、不读书不看报，总认为自己的经验靠得住，对理论学习兴趣不大；

　　二、用老眼光看新问题，用老框框办新事情，容易右倾保守，脱离实际；

　　三、重视个人经验，不重视群众经验，不能深入群众，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四、重视小单位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的经验，不能通观全局，不重视全局性的经验，或者对全局性经验重视不够；

　　五、重视实干，学习理论不自觉，工作闲不住，学习坐不住。

　　他们认为，对于“经验主义”的干部应加强教育，使他们善于学习新经验，接受新事物，运用革命理论指导思想和实践。

　　对于什么是新事物？饶斌认为我国自己设计建设汽车制造厂本身就是新事物；在制造汽车的工艺、设备、材料方面也都和一汽大不相同，也是新事物；在建设的方法上也是按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五七指示”的方针建设的，也是新事物。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右倾保守和反对新鲜事物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得住脚的。他认为自己不属于毛主席说的：“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阶级手里”那一部分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应该理直气壮地干下去。他知道广大干部和工人要求的是尽快建成二汽，为国家生产更多的汽车，供应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从中央发出“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后，饶斌困惑起来，他知道去年大好形势将会受挫，接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十堰二汽已变得不平静了，从外面传来种种小道消息，全盘否定去年的许多做法，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为更多了解农村，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城市，1月10日，十堰二汽党委常委到百二河大队二队参加一天生产劳动。

　　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到十堰二汽，上下震惊、悲痛。特别像饶斌这样的人，虽然与总理直接接触较少，但总理以各种巧妙方式与那些迫害老干部和迫害对国家有贡献的知名人士的人，不断地进行斗争和周旋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人们觉得在乱世中，他是人们心目中的“擎天柱”。擎天柱垮了，人们怎能不惊恐呢？怎能不悲伤呢？十堰二汽党委开会，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万人祭悼总理的活动。正开会时，接到上级对周总理的逝世所谓“三不”的指示，说是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定的。党委全体委员无一人能接受。大家说：这事真不可理解，我们不管，一定要开这个悼念会，出问题，我们党委集体负责。2月15日，在张湾万人露天剧场，布置灵棚，全十堰二汽的人，自戴黑纱、白花，非常有秩序地在哀乐的伴奏下，在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前鞠躬致敬，向敬爱的领导人──耗尽了心血的总理告别。不少人哽咽着，不少人涕泪齐下，大家备感哀伤。会上饶斌讲话，他说，失去了周总理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我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抓革命促生产上，继续做出更好的成绩，以告慰总理的英灵。参加追悼会的有1.5万余人。

　　二汽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庆梓因肝癌在上海医院治疗。元月份传来消息，他已有20天不能吃东西，饶斌很着急，想去上海看望，因自己健康状况欠佳，党委要张矛与他同行，便于照顾。

　　16日从十堰出发，在丹江上火车，次日到洛阳。洛阳拖拉机厂把他们接到招待所。洛阳的政治气候与二汽不同，满街是大字报，市委书记、厂矿党委书记都被点名，连厂部办公室的白粉墙上，也乱七八糟地写上字。饶斌感慨地说，人民的民主应该是建设性的，不应该是破坏性的。

　　从洛阳乘火车到上海，凭湖北省委的介绍信，住在东湖宾馆，据说是杜月笙的公馆，条件较好。张庆梓住上海第一医院，医生很尽心。饶斌按医生提的要求，劝张庆梓多吃点饭，张庆梓没说话只流眼泪。这些天一直是注射，肌肉已注射不进去，全身几乎找不到可注射的部位，血管注射又不能停，一停就有出血危险，但是他的血管硬化得厉害，打一针要刺好几个地方。医生说肝上肿块虽变小变软，但有向深部转移的可能。饶斌找几个有名的中医和西医会诊，都表示没什么好办法。医院很冷，饶斌建议给张庆梓的病房安一个炉子，可以取暖、熬中药。张庆梓的体力消耗得太厉害，多盖一点就压得身上痛。中医开些开胃的药，以促使他多吃一点。饶斌到上海后，又被瑞金医院留下，要他再认真检查一下身体，他没住院，只按约定时间去检查。

　　上海群众对总理非常敬重爱戴，对治丧委员会的“三个不要”（不要戴黑纱、不要献花圈、不要开追悼会），群众不能接受，许多单位群众自发地开追悼会，人人自动戴黑纱，上午买黑纱还要布票，下午凭机关介绍信不要布票。大家凑钱买各式各样花圈，有纸花、塑料花、手帕花……花圈献到哪里？群众要求邮往北京，邮局不给邮。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解放军，就抬上花圈送到市革委会，岗哨挡不住，只好靠边站。民意不可违，下午，革委会领导只好出来接受花圈。据说，两个红领巾做两个小花圈，钉好小木盒，要把花圈邮往北京，邮局不给邮，孩子们伤心地哭着不走，群众支持他们，邮局只好邮寄。听说总理要火葬了，上海钢化玻璃厂的工人说：不要公家半文钱，我们随时可把水晶棺做好。人们极其沉痛地追悼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因为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克己奉公，毫无利己之心。在“文革”期间，许多部门瘫痪，无法行使职权时，他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地工作，尽量减少损失，尽量挽救能够挽救的事情。老同志们都认为周总理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运用得最好的人。他一直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但他游刃有余地对付这些人，既能回避直面而来的锋芒，又能正确地合理地解决问题。但是他已经是吐尽了丝的春蚕，是流尽了泪的蜡烛，他已为人民贡献出他所有的一切。人们天天看电视上悼念周总理的报道，眼里不由得一次次地充盈着泪水，悼念之情似乎永不衰竭，有增无减。

　　面对这样的现实，饶斌和许多老同志很担心。大家意识到中央内部肯定有斗争。有人说：“方向不明，就地宿营，两边打炮，就地卧倒。”饶斌忧虑二汽建设怕又不好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打不好，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够巩固呢？

　　这期间齐抗也来到上海。他也因患癌症，江苏省委和彭冲（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要他来上海检查。饶斌和齐抗忧郁地谈论着时局。外面传说：“走资派在走，投降派确有，谣言七八九，后面有人插手。”人们认为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上台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他告诫人们为革命要无所畏惧，“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饶斌也曾引用过他“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的话，鼓励二汽的干部要为革命大胆负责，不要犹豫动摇，拖延二汽建设，看起来邓小平又要被打倒了，饶斌如何能不忧虑。他和齐抗分析政局的发展，忧伤地看到原二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有两人住院，二汽的前途如何呢？饶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把二汽建成，决不能让国家和人民建设二汽的愿望落空。

　　在上海半个月，见张庆梓病情略有好转，老中医进门时，他还抬起身子打招呼。但医院向饶斌交底，说治愈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努力延长寿命。饶斌等人2月初回到武汉，又去医院看陈祖涛，了解了病情及治疗意见。医生说他的病很少见，只能设法在此初步治疗一下，待病情稳定一些后，建议送他到上海进一步治疗。

　　2月11日饶斌回到十堰市。

　　1月份汽车生产任务按计划完成，装车200辆，入库202辆，备品发动机30台。而施工单位只完成计划的67.8%，除材料供应不上的原因外，也受时局影响。春节期间，十堰二汽仍然组织开山造田支农大会战，部分专业厂还为农村维修设备。据二汽统计，参加支农劳动4.2万人次，开梯田230亩，挖林带540多亩，挖渠道1300多米，还做了平整田地、修路的活。

　　1月27日，十堰二汽党委召开“工业学大庆”交流会，评出“学大庆”先进集体971个，学“铁人”先进个人5652人，大庆式企业两个，“学大庆”先进单位标兵一个，“学大庆”先进单位11个，“学大庆”集体标兵车间10个，班组标兵27个，学“铁人”个人标兵15个。

　　1月份气候不好，冷空气突然侵入，厂房温度降到零下16摄氏度，冻坏许多水冷却动力设施。车身厂60立方米空压机一级缸冻裂。

　　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成“阶级斗争”的中心，许多老干部心中不由得“扑腾”起来。哪个老同志参加革命时不是民主革命时期？只要有人说你立场没转变，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民主派”帽子，甚至被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像邓小平一样被打倒。全国又闹起来，邓小平下台，政治气候变了，良好的经济形势不复存在。2月份基建工程只完成季计划的11%，钢材严重不足，水泥只供应1/2或1/3，连红砖也只能供应一少半。建工一局三公司承担的11个专业厂的59项工程，只完成39项。200辆汽车生产任务勉强完成，备品发动机未完成任务。由于电力、柴油供应紧张，生产困难很大。

　　为完成2月份生产任务，占用很多在制品的储备，如汽缸体毛坯和加工线上的在制品基本吃空。毛坯计划完成很差，锻造厂因柴油供应不上，全月停产12天，锻件毛坯计划要求完成400辆份，实际完成170辆份。两个铸造厂2月份计划，只完成一半左右。发动机厂由于外协配件未到，影响装机，直到2月20日晚外协件汽缸垫才到厂，他们立即发动群众装出150台发动机。最后一批汽缸体毛坯，铸造一厂25日才送到，他们苦战三天，又装出50台发动机，保证了总装配的进度。有些厂生产情况不错，如标准件厂，元月底出现紧急件90多种，2月份只10种。连杆螺栓切削工序，过去一个班只能干300个，现在能干1000个，效率显著提高。

　　湖北省建工一局，由于造反派霍××的要挟，省里同意他为局革委会成员，霍仍不满，向往能恢复他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带动一批人大闹。他的基本队伍在建工一局三公司，有100来人跟他走，其余3500人，或消极观望或坚决反对他。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无心抓生产。虽然死心塌地跟霍××走的人不多，但他们紧跟当时在上面制造混乱的人叫嚣，上面有人支持。那些人说造反派是“新生力量”，是“新鲜事物”，要大力支持。霍××就以新生力量自居，联络十堰二汽各单位支持他的人，批判去年邓小平提的“三项指示为纲”，诬蔑去年的“反资产阶级派性”是扼杀新生事物。他们大闹十堰市，甚至鼓动去年被揪出来的贪污盗窃分子翻案，这些人也成了“反潮流战士”、霍××的战友。

　　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时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斗争，由于中共中央文件公布毛主席的几项最新指示，是针对邓小平的，十堰二汽党委发生意见分歧。饶斌、黄正夏、沈毓珂等人思想不通，觉得去年干得多有劲，成绩这么大，“右倾翻案风”在哪里呢？即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也是和风细雨，希图让有派性的人自己认识派性的危害，自己上台批派性，既教育群众又教育自己。但是有个别领导，也提出要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说它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不要阶级斗争。饶斌等人觉得“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说的，而且下发文件时还注明经毛主席圈阅，为什么要批判呢？饶斌等一些老同志迟疑不决，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又听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毛主席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又说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些话令人十分震惊，革命这么多年，许多老干部都非常严格地检查自己，约束自己，现在竟然成了“走资派”！饶斌苦闷极了。他对妻子说，毛主席一再说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怎么又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呢？我们不是一直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吗？主席是不是被人蒙蔽了？我们去年有什么错？他和黄正夏、沈毓珂等几位书记也议论过，大家也觉得没什么错，可能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这一问题上，捅了“马蜂窝”。湖北省赵辛初被纠缠得下不了台，一位省委书记对二汽的领导干部说：你们搞得过于认真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雷声大，雨点稀，副作用小一些。饶斌思想不通，但必须根据上面的布置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初饶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指向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把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歪风邪气，作为斗争大方向，但造反派不答应。十堰二汽党委开会时，他们就来捣乱。

　　群众的学习积极性也大大降低。人们说：我们是下面的，难免一次次地受骗上当，学不学一个样。党委和政治部的人，还一个劲地给群众解释：我们去年执行的是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不是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是“以目带纲”，更不是“以目乱纲”。我们大干苦干一年，提的口号是“学理论，抓路线，大批大学促大变”，干的比哪年都好，从这一点说是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的。大家听了，觉得对。但是有一位对“政企合一”不满的市委领导听后，却在市委会上提出：“你就那么高明？不仅不受影响，还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还是认真地好好领会中央的文件精神吧！”

　　为能适应形势，党委被迫带头批判“右倾翻案风”，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批判，违心地批判邓小平，不能不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开批判会怕造反派捣乱，就在《二汽建设》报上，把政治部一位领导写的稿子，加以修改，以十堰二汽党委的名义发表。

　　饶斌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25日血压达到惊人高度，高压直冲血压计的最高点，低压150。人们让张矛去照顾饶斌，她通知张湾医院院长周丽霞和内科主任陈光浩立刻进行急救。

　　当时《二汽建设》报直到3月份还未转载过上面的批邓文章，中央文件转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群众又看不到，厂里便要求《二汽建设》报转载一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报社领导还很不通，怕批判错了，后来明确有错误由党委负责，他们才开始转载几篇批判文章。

　　3月末，张庆梓在上海逝世，骨灰4月初运回十堰，开了追悼会。在未满足霍××要求的情况下，估计他还会大闹，而且会不断纠缠饶斌。黄正夏怕饶斌吃不消，建议他转移一个地方休息为好。恰巧前两天张湾医院一位麻醉师曾向张矛建议，说在鲍峡有铁道兵一个卫生队，双方常有业务往来，那里条件虽差，但清静，病能好得快些。张矛同意。与对方联系后，铁道兵领导很支持，4月5日凌晨出发，一个半小时到鲍峡。临走时，饶斌给主持工作的白洛写个条子，告诉他情况。但饶斌已发现书记处有人和造反派有联系，以致头天晚上决定的问题，第二天早晨造反派就知道。为求得清静，他要求不要把他去的地方告诉别人，只告诉必要知道的人即可。

　　饶斌到鲍峡后，压力减轻，也能吃点东西。铁道兵副司令郭维诚还去看望他，并说：“好好养病，一定要活着，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从话语中，饶斌感到同志之情，是一种从思想上共鸣的那种同志情谊，他的眼中充满感激之情，心热乎乎的。还是部队的同志豪爽，竟敢这样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说出直率的话。

　　5日到鲍峡，6日晚党委办公室主任王荣钧同志来了，他说了5日晚十堰二汽书记会议的情况。开会时，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说饶斌离开张湾医院，另找一处休养了。党委一些主要成员不考虑饶斌的健康状况，硬是要他回到张湾来。饶斌毅然连夜回到张湾，但他本来在鲍峡已有所下降的血压，回张湾后突升至150～270。清晨又降为70～110，现在的高压比原来的低压还低许多，人处于昏迷状态。经医院急救，两天后才清醒。

　　李子政从上海回武汉，听说饶斌病情严重，即请示省委，到武汉附二医院（即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请王兆椿教授会诊。经几位主任医师和王教授研究，做出结论：病情是严重的，已进入高血压症第三期，不可麻痹，需要静养。但哪里能得到安静？在十堰，霍××等几十人曾几次包围病房，要他回答种种问题，二机电公司少数人也来无理取闹。他有时沉默，有时简单答复，有时这些人被医生、护士以维护医院秩序的理由赶出去。有些重大问题，是牵涉到造反派的问题，书记们到他床前开两次会，他的病复发两次。谈完后血压突升至250水银柱以上，过一阵，又突降至120水银柱以下，伴以昏睡。这样大幅度的波动，十分危险。但个别领导还说他是装病。这时，刘景修作证说，1971年他与饶斌同志去北京开“设计革命”经验交流会时，饶斌病在武汉，的确血压顶到血压计的顶端，经急救和休息，才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由党委请示省委和一机部，要求批准饶斌去上海治疗休养。上级未批准前，饶斌仍在张湾医院。

　　4月中下旬，白洛去省里开会，回来传达，主要精神是谈过去压制了“新生力量”──造反派，要求正确对待造反派。党委决定转弯子，开一次批判邓小平的会议。造反派头头向党委提出：在“批邓”会议上，他要发言，“不让发言也发言，勿谓言之不预也”，党委同意他发言。张矛在常委会上提出：同意他发言，要有个条件，不许他“打‘横炮’，乱给领导同志扣帽子！”大家都同意，有人代表常委转达这个意见。

　　第二天（大约5月1日），十堰二汽召开第一次“批邓”会议，第一个发言的十堰市的造反派代表矛头指向十堰二汽党委，特别是指向第一书记饶斌，无限上纲。他们在六堰一带贴大标语：“邓小平倒了，饶斌怎么办？”“邓修已完蛋，饶斌快转弯。”

　　这时上级批准了饶斌去上海治病，饶斌在南京下船，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颜书记、副厂长李阿夫等同志把他接至胜利饭店，据说房子不好找，这是彭冲同志的一个机动办公地点。当时彭冲正受“四人帮”冲击。饶斌次日即去看齐抗。齐抗膀胱炎开刀后，腰部切开一尺多长的口子，割掉一个肾脏，因为它上面长了一斤多重的瘤子，2/3的肾脏烂得像豆腐渣。医生说：肾上的瘤子，30%可以治愈，至少可活三两年；他肺上还有五个小瘤子。现在伤口已愈合，每天可以出去散步。人消瘦多了，体重减了10斤，看上去还好，说话挺有精神。齐抗的夫人马吟行的哥哥是沈阳军事医科大学的主任医师，也专来为妹夫治病。

　　齐抗开导饶斌说：你已把二汽建设推向高峰，问心无愧，有病就要安心休养；岁数也大了，现在应该让年轻些的人干。

　　饶斌回到旅馆，对张矛说：要不是有人捣乱，我的病是能控制住的，二汽花国家许多钱，离设计目标还很远，我真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心中有许多设想，他希望今生能实现。思虑一多，血压又高了。南京汽车厂有许多老同事、老战友，大家很关心他的健康。临行，齐抗拉着饶斌，要他的夫人马吟行给他们摄影。齐抗说：“我们两个快要死的人在一起留个影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二汽出版的《回忆饶斌》一书上。

　　饶斌5月中旬到上海。经过多次交涉，下旬住进瑞金医院。不久，他的秘书刘颂亮奉十堰二汽党委临时主持工作的书记之命来沪，要饶斌写个关于处理第三建筑公司问题的检讨。饶斌很不情愿，他和刘颂亮商量多次，几乎是一边检查，一边解释，他总想通过这个书面材料澄清一些问题。写完寄往省委和一机部，没有给十堰二汽党委。由于违心地写检讨，心情不舒畅，病情又有反复，血压高时140～260。突然又降到70～120。血压突降后，人很衰弱，立刻被医院列为重点病人。他的主治医生建一汽时，曾在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对饶斌这个老领导很有感情，挺负责任。

　　一机部派政治部主任张效增来上海探望饶斌，进行安慰和鼓励，这使他精神上放松一些。张矛忧虑地看着他，似乎这个高大的男子汉，一瞬间就会熄灭生命的火花。

　　齐抗6月25日到上海，饶斌再三请上海胸科医院的吴善芳主任医师为齐抗治疗，齐抗肺部有肿瘤，所以住进胸科医院。

　　7月7日，无线电波传来一个沉重的声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

　　7月底，瑞金医院请几个本市有名的内科医生，给饶斌会诊，结果把继发性高血压怀疑的嗜铬细胞瘤和醛固酮增多症的问题都排除，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属于严重波动型，所以影响到神经系统和心脏。在内分泌方面，还需要检查一下肾上腺素，而这种设备只北京阜外医院有，适当时可去检查一下。

　　饶斌去上海养病后，沈毓珂也生病到武汉住院。一位副书记去看他后，对主治医生说：“这个沈毓珂，人家说他是‘走资派’，你们应该让他赶快出院”，被医生拒绝了。黄正夏、江华因被诬为“右倾翻案黑干将”而被下放劳动。十堰二汽党委在常委会上形不成统一意见，个别领导人就以一次谈心会总结的名义，炮制了一个文件，批判以饶斌为首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错误，上报省委。七八月盛夏时，湖北省一位“革命”领导和造反派头头在襄樊隆中开了一个会。这个“革命”领导干部附和造反派意见，同意说饶斌是典型的“走资派”。后来，中共湖北省委还给十堰二汽下个文件，肯定十堰二汽上报的那个文件，认为去年在饶斌领导下，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错误的。虽然党委中许多人不同意，但他们的意见不被采纳，只好向中央写材料反映真实情况。这些同志中，有黄正夏、王兆国、黄林海等；有的同志虽未署名，但帮助他们整理、书写材料。

　　局势令人忧虑，有人劝饶斌说：干脆退休算了。饶斌有时唉声叹气，实在不甘心。他说：“还要看看，不要看这些人这时很得势，以后还不一定怎么样呢！王、关、戚‘文革’初期不是也不可一世吗？”也有人给饶斌通消息，广大群众还企盼他能率领大家把二汽建成。上级领导有人劝他，还是写一份检讨吧！他写不下去，总是不愿说违心的话，勉勉强强写成了，还是说些违心话。

　　这时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黑雾弥漫，妖风呼啸，饶斌夫妇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造反派主张把饶斌揪回去，但上海却想维持社会秩序，反对有人到上海揪人。而且他们要揪饶也实在缺乏群众基础。虽然也把饶斌“右倾翻案”的“罪行”和到上海治病的《逃跑记》，以及“文革”初期给饶斌贴的大字报又重新抄出来，贴在街上，但感兴趣的人实在不多。

　　在上海，二汽的干部、工人到上海探亲或出差、看病，不少人仍来看望他，大家还盼他养好病，把二汽搞上去。上海的一些和二汽有关的工厂（包建二汽的五个厂）的领导还来看他，也说些对形势困惑不解的话。老朋友们更是关怀备至，特别是原一汽工会主席韦锡琢和夫人施志清，常常送一些营养食品，如甲鱼、炖鸡等给他，使他深为感动。

　　9月9日下午，广播里一个沉重的声音宣布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原来还指望毛主席像过去那样，发布几句最高指示，解救这些忠诚为革命的好人，这个指望破灭了！今后将会怎样呢？

　　饶斌这一代人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成长的，对毛主席的崇敬达到迷信的程度。毛主席逝世后，他回忆了毛主席对汽车工业的关怀和指示，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但因在病中，写得感情不够充沛，报社领导担心会给造反派以口实，再掀起“倒饶高潮”，即加以改写，并两次凌晨两点钟（避免白天有人窃听）打电话到沪与饶商量。题目改为“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想念你！”，登在1976年9月21日《二汽建设》二版头条。霍××见报后大骂：“他妈的，×××（报社领导）到现在还吹捧饶斌，还给他脸上贴金！”

　　在上海胸科医院住院的齐抗，癌症已由肺部转移到脑部，疼痛得非常厉害。9月14日张矛看他时，他呼吸急促、艰难，处于昏迷状态。过一会儿，手足凉了，血压没有了，饶斌又一个共同筹建二汽的战友去世！在龙华火葬场礼堂，举行齐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饶斌不听劝阻，一定要去最后看看齐抗。近来他血压很高，他拄根棍子向齐抗的遗体告别。次日，他又到火车站向齐抗的骨灰和齐抗的爱人马吟行送别。

　　10月10日，饶斌在一汽时的司机闯家庆，给饶斌打来一个含意模糊的电话说：那“四个人”住院了，大形势很好，叫饶斌安心养病。他听出闯家庆很愉快，他想，一定是把那“四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住院了”？难道是把这“四个人”逮起来了？他和张矛大胆地设想着。

　　10月15日，上海市贴出上海市委关于对王、张、江、姚采取果断措施的传达稿。知道“四人帮”的确被揪了出来，中央对他们采取非常措施，将他们隔离反省，人心大快，街上贴出欢呼的标语。接着，群众游行，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交通也堵塞了。

　　张矛住在市委招待所，星期日，饶斌也回到招待所住。招待所里贴出许多大字报，揭露王洪文住招待所时（一处国家领导人住的高级别墅）挥霍浪费惊人，全由公家供给。他每天喝茅台酒，抽的是过滤嘴的中华香烟，小孩一天要喝20瓶橘子水，苹果吃不了，扔着玩。王洪文每两天看一部内部电影片。一次在沪3个半月看了56部电影。电影局揭发，全体翻译人员常年得不到休息，为他们加班加点翻译世界各国的片子。毛主席要王洪文好好学习，他却上午睡觉，下午不是打牌就是玩扑克、打台球，还到飞机场打猎；晚上，用聚光灯找猎物，直玩到半夜，还要职工加班加点服侍他。大家敢怒不敢言。

　　粉碎“四人帮”，正逢螃蟹上市，大家都买三公一母煮了吃。许多人请饶斌夫妇吃螃蟹。

　　11月初，陈祖涛来上海治病，经医生检查，做了扫描，说他是占位性的病变。即不是脓肿就是瘤子，也可能是病好后留下的疤痕。一位教授主张做气脑检查，陈祖涛觉得用这种方法检查很痛苦，还有危险。想请几位医生会诊，议定医治方案，即回十堰。

　　“四人帮”揪出后，十堰市“四人帮”的追随者的日子很不好过，陷入群众揭发批判的汪洋大海。有些人突然失掉以前的“造反劲头”，一下子都有了病。有人到张湾医院检查三次，医院都不同意他休养，说他没病，他没办法，就偷偷到外地检查。

　　饶斌虽然很兴奋，但身体很衰弱，晚饭后就十分疲累，头疼恶心，连看电视的力气也没有。

　　上海市召开23万人（包括党的基层支部的委员）的大会，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丑恶面目和罪行，作了重点揭批，使之暴露无遗。

　　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工作组中饶斌认识的有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和一机部副部长阎济民。阎济民来医院看饶斌，说大祸害除了，下面的事好办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饶斌真感到精神枷锁被砸烂了，政治上又一次得到解放。他受尽凄苦委屈的心，在慢慢地康复。

　　12月2日，饶斌接到一机部通知，要他到北京找周子健部长谈谈。他3日到京。4日，周子健部长和他谈话，动员他回二汽，要高姿态，多做“自我批评”。他听了，内心十分不快，思想不通，想找个朋友谈谈思想问题。老朋友刘达是国务院计量局局长，住在中央党校。联系后，刘达星期天派车接饶斌夫妇二人到他家去玩，两人交谈一阵。刘达说：王震同志就住附近，你想了解政治大气候，可以找他谈谈。但不知饶斌和王震熟不熟。饶斌讲了过去在120师入伍后，由关向应、王震把他们十几个大学生从太原带到晋西北120师师部，1975年还被王震接到家中吃过饭。刘达说，有这种关系，我可以带你去他家。

　　到王震家，看见余秋里副总理也在，正在和熊向晖夫妇谈话，王震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大声地发表意见。余秋里微笑着在听。看来一时轮不上和他们谈。刘达就过去插话：饶斌这次来京，是因为一机部要他回二汽，还要他做自我批评。

　　余秋里副总理说：“湖北省的问题中央已经讨论过了，昨天飞机将他们全送回去了。他们（省委书记们）说了这样那样的错话，办了这样那样的错事，回去各自做自我批评。”意思是各自做自我批评是要求做过错事、说过错话的人。

　　余秋里同志又说：“你病没有好，就再养病。再忙，不差那一两个月；你回去，冤枉做那个‘自我批评’。过去的问题，我原盘子给你们端过来了，我承担责任，连一机部也不要承担责任。”

　　余秋里同志几句话一说，饶斌感到很痛快。

　　王震副总理说：按余秋里副总理的话办，他了解情况。

　　这样，他们就告辞出来，王季青同志送到门口。

　　12月初，饶斌夫妇去阜外医院看望老上级林枫同志，他已病危，肺炎很严重，气管切开了。不能说话，睁大眼睛看着，张矛不由得淌下热泪。“文革”初期林枫就受到拷打，臂骨打断了，接得不好，不能行动自如。以后因患血栓，半身麻痹。后来，王震来医院关照，说林枫是好同志，才组织6个人的医疗组，专门为他治疗，医疗组还很尽心。

　　饶斌和康世恩是抗战时期的亲密战友，两人共过患难。当时康世恩因受“四人帮”迫害，心脏大了一倍，他说是被气的，住在三○一医院的将军楼里。饶斌找他谈五次，康世恩认为在路线斗争中，坚决不能“和稀泥”。饶斌于12月26日乘火车回上海，准备按余秋里副总理的意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