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作为“制度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已经在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开始悄然进行，公车改革也再次被引为焦点。然而，中国公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车的差别太大，汽车还没有成为必需品，在技术问题上也不好解决，由于官员级别不同，公车消费差距也比较大，私人消费和职务消费很难区别开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2004年2月，北京。在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国家将要进行国家机关公务移动通讯费用改革之后，国家监察部门的一位官员向媒体透露了一条新闻，国家对公车改革的具体方案也已经在酝酿之中。他表示，除了各地的动作之外，中央各机关也在进一步推进公车改革，目前审计署内部就在推行公车改革方案。

　　2004年，中国公车改革初见端倪。

　　公车消费之痛

　　新华社报道的数字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财政不堪其重的大包袱。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公车私用、违规超标购车等职务违法行为。

　　2003年，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上海、青岛、郑州、武汉、重庆、广州7城市普通居民的电话调查显示，95%以上的公众赞成进行公务用车改革。七成的公众认为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六成左右的公众认为公车养护和驾驶员的费用惊人，开支巨大。在问及可以用什么方式使用公务车？有64.3%的公众选择了“公车租用”，有27.5%的公众选择了“岗位补贴”。

　　货币化改革是好是坏？

　　2004年2月17日，无锡市南长区。一则来自网民王仪的意见出现在无锡市纠风办的案头。这份建议书写道：

　　“我们无锡市南长区也进行了公车改革，在老百姓的眼中，政府进行公车改革是一件好事，但是广大老百姓认为，无锡市政府好事只做了一半，而另一半却做砸了。”这份建议说，在公车改革中，公车公开拍卖了，官员改为每个月领车贴，百姓认为这是做对了。但是对于司机的安排，王仪却表示了异议，他说司机都进入了政府机关，享受公务员待遇，这与政府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是不符合的。

　　在公车改革中，常见的做法是拍卖公车，需要车辆的人改为每个月领取车贴。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仍然严峻，如车辆去向、车贴数额、司机流向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对于上述做法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国内有些地方进行改革之后，公务员每个月三四千元的公车补贴费，这个数额甚至远高于他的基本工资，让普通老百姓无法接受。同时各地的交通状况不一致，总的车贴也无法统一出台。

　　另一位公共管理学者在匿名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出现这些问题的本质还是改革措施不到位。他举例说，以往在影视节目中，年轻有为的地方官员都有一位司机，一辆“红旗”；但是现在的影视节目中，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角色的官员都能够自己开车，而且开的都还是好车。他表示，政策用意是好的，做法也有效果，但是在现实中，仍然出现了偏差，导致百姓的质疑。

　　难题不少

　　然而，公车改革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成都市对公车私用出台了严格规定，但是对于实际执行力度如何，百姓仍然在拭目以待之中。

　　毛寿龙教授认为，中国公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车的差别太大，与手机相比，汽车还没有成为必需品，在技术问题上也不好解决，由于官员级别不同，公车消费差距也比较大，私人消费和职务消费很难区别开来。

　　对于公车这样的职务附加品，国际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通行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工资，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德国政府给施罗德配备了高级防弹轿车，但他私事外出不用，因为要付钱。另一种则是采取高技术手段精确区分公私使用，对公车私用有严格的制度打击。芬兰政府就曾经在公车上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监测公车的用途，一旦发现公车私用，将有非常严厉的惩罚。后来公务员们普遍适应了这种做法，定位系统才被拆除。

　　在我国公车改革的根本目的显然已走进百姓心中：一是减少腐败滋生，二是为打造高效政府而行动。

　　作者：桂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