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五位，人口1.65亿。巴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目前轿车普及率为11.1人／辆。

　　1919年，福特公司在巴西建立第一家汽车厂，随后通用公司和万国收割机公司也到巴西设厂。1956年，当时的政府制定《汽车工业逐步实现民族化计划》，当年产量为1473辆，1978年突破百万辆大关，但是以后多年都在100万辆上下徘徊，进入90年代以后逐年增长，2002年汽车产量为179万辆。

　　巴西的汽车工业发展比较成功，是韩国以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汽车工业的一个典范，但是中国人好像对巴西经验不屑一顾，因为巴西汽车工业已经以外资为主导。但是，巴西向中国提供了桑塔纳2000、赛欧、GOL等车型，中国拿出过什么呢？外资之所以表面上看还没有成为主导，因为其股比没有超过50％，但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保护，如果这种保护没有了，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西呢？

　　巴西汽车产业政策的演变

　　1．进口阶段

　　50年代，巴西对汽车的需要逐渐增加，1951年进口达到10万辆。进口汽车花去大量宝贵的外汇，外汇储备枯竭巴西政府不得不限制进口汽车，1953年以后禁止进口整车，只允许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零部件，可以以CKD方式进口。此后，跨国公司纷纷到巴西设厂，如大众公司、奔驰公司、萨伯公司、丰田公司等。

　　2．进口替代阶段

　　1956年，奉行发展主义路线的巴西政府将在国内生产汽车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制定了汽车工业化生产计划，本国企业和外资均可以参与这些计划。

　　工业化生产计划主要内容是：

　　――生产汽车的类型必须经政府批准；

　　――根据车型的不同，起步国产化水平必须达到35％－50％，3年内必须达到90％－95％；

　　――发动机必须实现大批量生产；

　　――尽量利用国内零部件生产能力，对汽车厂的垂直化加以限制；

　　――根据投入的资本数量，为进口设备提供优惠汇率；

　　――必须进口的辅助材料和设备可免缴海关税和内部税；

　　――政府银行只向参与工业化生产计划的企业提供贷款；

　　――外资进口的设备可作为投资，免交外汇保证金；

　　――汽车厂商如不能履行计划，将取消一切优惠，并予以法律制裁。

　　工业化生产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外资的进入，实现了国产化指标。

　　3．出口导向阶段

　　到1972年，经过15年的努力，巴西汽车工业已初具规模，产量达到62万辆，并有少量出口。巴西有13家较大的汽车生产厂家（其中外资企业9个），2000多个汽车零部件生产厂。规模比较大的汽车厂包括巴西大众、巴西通用、巴西菲亚特、巴西福特、巴西奔驰等。

　　70年代初石油危机导致巴西国内市场上原油价格上涨3倍，引起严重的贸易收支逆差，巴西政府不得不限制国内轿车销售数量，同时开始实施扩大出口政策，颁布了对出口的税收优惠制度，汽车企业必须达到规定的出口数量和创汇额；对内销汽车课以200％的重税，对外销汽车免税，同时政府补贴15％。

　　到1985年，巴西出口汽车达到20万辆。但是并没有达到政府所期望的目标，主要原因是：

　　――产品缺乏竞争力；

　　――对进口的限制妨碍了出口；

　　――对国产化率要求过高，无法形成进入全球生产体系的能力；

　　――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反应速度过慢。

　　4．自由竞争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允许外资企业同国内企业自由竞争，实施扩大汽车零部件出口计划。由于巴西整车企业大多为外资企业，为其配套的零部件厂也大多属于外资企业，实力强，而且有母公司的各方面支持，占有压倒的市场优势。

　　由于自由竞争，民族企业失去特殊保护，巴西民族资本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被排挤到维修配件市场上。另一方面，竞争也促使企业努力增强竞争力，一些本国企业如Metal Leve、cofap、Braseliros等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巴西民族汽车工业中的优秀代表。

　　进口替代好还是出口导向好？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似乎利用外国技术是后起国家发展经济的捷径。”引进资金和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但是萨先生为什么要用“似乎”一词呢？

　　本世纪40－50年代，拉美国家兴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最响的号角是发展主义。这个理论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为代表，他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分为中心和外围，少数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居于外围部分，中心与外围关系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利益惠及不到外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即通过在国内生产一部分原来需要进口而国内有可能生产的产品，代替进口产品，以保证另一部分产品的出口，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化。其主要措施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制定经济规划，增加国内资本积累，实行保护性关税，限制消费品进口，培育国内市场。

　　由于战后欧美争夺焦点在西欧，美国顾不过来自己的后院，这就为拉美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进口替代战略在南美持续了30－4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到了7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进入“滞涨”时期，南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弊端就显露出来，如通货膨胀加速，达到5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三位数；外债总额迅速增长，70年代增加两倍以上，成为经济的沉重负担；产业结构失衡，仍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工业部门内部的配套能力很差，经济十分脆弱，国际收支恶化。有的研究认为，这标志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彻底失败。

　　一般认为，进口替代战略是必需的，但是仅可用于经济发展初期，以为经济起飞准备条件，一般持续5－10年。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就是这样，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开始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会形成内向型的汽车工业结构，把自己限制在狭窄的国内市场内，无法迅速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

　　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就要把国内汽车工业置于高关税的保护之下，形成了一个高价格的国内市场，企业对降低成本没有压力，落后的产品也能卖出去，小规模的企业也能赚钱，产品开发受到忽视，消费者的权益被弃置不顾，企业处于政府搭建的温室大棚之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好像一个永远无法断奶的孩子，越来越依赖政府的保护，一旦撤除保户，后果难以想象。

　　所以，南美国家后来就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导向需要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竞争力，战胜来自国外的竞争挑战，在竞争中成长壮大。

　　经济学家对巴西道路的研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巴巴拉·斯托林斯指出：国外资本的作用一直是发展理论和政策中最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有关外资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证可以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探讨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将其理论或观点并列出来，即所谓“现代化”和“依附”。第二类涉及到外国参与者和第三世界政府在投资和利润分配决策上的相对权力，它也牵涉到依附理论，但在这点上它是与“中央集权”理论或观点对立的。

　　1949年以后……对外资的批评一直占主导地位。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批评尚属温和，它主要强调国际贸易阻碍了发展，60年代对外资尤其是多国公司的抨击就更为激烈了。到了70年代初期，所谓的“依附模式”在拉美和美国的拉美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此派学者的早期论著倾向于八拉美的的问题归咎于美国，不论它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政治操纵，还是多国公司即其本国的经济操纵。然而，对依附论的广泛接受导致了更精致的学说，这种学说更注重于研究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相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外资对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相反，现代化论则注重对外贸和外国资本的积极方面，如新资源的流入、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技术的引进以及打入国外市场，他们强调这些特征表明外资处进了发展。当这种观点在拉美被贬的一无是处时，在东亚却很有活力。……当然，在东亚也有人对外资引进加以批评，但较之拉美，这种批评往往显得不那么成熟，容易被人驳倒。更多的是针对美国或日本的直接控制、甚至搞阴谋颠覆的理论。

　　中央集权－依附论是不久前产生的，正如依附强调外国资本的副作用一样，它也假设第三世界政府没有能力避免这些消极的影响。……在东亚，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集团而不是国外的参与者，特别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人们认为政府有能力利用外资，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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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巴西外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几乎所有外资均投入制造业。结果到1972年巴西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中有一半为外资所控制。……可见，50年代中期，经济的或政治的格局造成了某种要求变革的压力，这本来会导向推进出口的，但拉美两国（巴西和墨西哥）大规模的市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企业的低效率却不利于这一选择。看起来并不是外资推动才作出选择，但外资毕竟是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受到欢迎，因此有关方面制定了政策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目标部门。需要大量的外资来实施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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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在70年代转向“鼓励多样化的出口”……重点就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正如50年代中期一样，经济问题尤其是国际收支促使发展战略发生转变。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巴西的这些问题更加严重。问题不是多国公司推动出口，而是如何使他们出口更多的商品。杰里菲和埃文斯的报告说：跨国公司在美国和欧洲的利润减少使它们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成为可能，但是这忽视了巴西和墨西哥在7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当时两国急于获得私人银行贷款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时，多国公司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据认为用这个办法即能得到外资，政府又能更好地控制资金的使用。……70年代，墨西哥和巴西政府似乎看到巨大的机遇在于私人银行而不是多国公司，银行急于贷出，双方利益一致，皆大欢喜，因此两国债务急剧上升，巴西欠私人银行的长期债务从1970年低于1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400亿美元，墨西哥则从20亿美元上升到440亿美元。

　　对拉美国家来说，不幸的是70年代的机遇成了80年代的恶梦。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因为即使再强调出口，其速度仍跟不上贷款利息的增长和分期偿还的款项。到1982年和1983年，墨西哥和巴西先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外资行为本身使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财务危机导致的结果是恢复了国外参与者，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但也提高了私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影响。……巴西的情况更糟，新的文官政府无法保持稳定路线，工业品出口停滞，吸引外资的努力碰壁。……

　　对外资相对重要性的讨论导致了某些互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战后初期外资在东亚的主导作用是拉美所无法匹敌的。那时，韩国和台湾地区所有的投资实质上均来自外资，而巴西和墨西哥则依靠国内资金。以后，拉美对外资的依赖逐渐增大，而外资在东亚的作用却急剧下降。在最近的几年里（指90年代初），韩国和台湾地区甚至已开始偿还债务。这一下降的趋势加强了东亚政府（当局）控制依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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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后两大地域的的状况对外资不同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历史性的结局。东亚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在许多部门能同先进工业国相抗衡。相比之下，拉美则陷入了战后经济衰退的深渊……巴西、墨西哥、韩国似乎都效法台湾地区，追求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以此来结束对外资的需求。然而，表面的相似性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巴西和墨西哥对外资依赖程度的减少却不是自愿的选择。……

　　斯托林斯最后指出：对外资作用的理论有兴趣的学者和决策者的智囊们必须将这些历史的、结构性的特征作为分析研究的中心。如认为同样的理论和同样的政策建议都会在两个地域奏效的话，那么，轻者误入歧途，重者将陷入危险。无视这些区别的最明显例子，就是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只要效法东亚，就能解决问题。没人否认拉美可以从东亚吸取教训，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结构状况下，照搬东亚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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