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伤口与自己的毒瘤

　　如何看待美国公司财务丑闻？这恐怕要因人而异，而人大体上又要以其国籍来区分:美国人信心受挫、怀疑加重——制度有问题，必须改革;欧洲人看到全球会计制度的典范成了笑柄，自满、窃喜之情难免溢于言表——瞧，美国不行，还是欧洲好;亚洲人看到了美国的伤口，便开始喜欢起了自己的毒瘤——什么全球榜样、国际典范、公开透明，全是瞎掰、谎言，还是要坚持亚洲特色。

　　丑闻的关键或许不在于丑闻本身，而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丑闻。

　　欧洲也有大公司的财务丑闻，亚洲包括中国就更甭说了。但欧洲人似乎没那么激动，股市的反应也没那么激烈，法国传媒娱乐巨头维旺迪公司和德国电信公司换了CEO似乎就把事情了结了，股市稳中有升。亚洲国家更是处乱不惊，面对自己的丑闻，股市也不过是波澜微起。原因在于欧洲和亚洲的大公司往往会得到政府的关照，问题可以拖着，犯不着破产，美其名曰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经济稳定，其中多少也包括政府自身的利益，对此股民多少会感到心里有底，一般不大会着急上火。而美国则不同，公司就是公司，甭管多大，出了丑闻要自负全责，该破产就破产，如果出丑闻的公司得到过政府的关照，反而会更糟，被追究得更凶，倒闭得更快，投资者焉能不急。

　　着急上火，改革的压力就大，反之就小。结果是:美国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受害者抗议，经济界、学界拼命深挖体制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总统赌咒发誓严打，参议院快速全票通过相关法令和法案。欧洲就比较轻松，不过是由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呼吁各国密切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并要求各国财政金融官员在9月底前提出具体的实施计划。而亚洲呢？

　　不同的态度导致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导致不同的结果。美国历史上没少发生过丑闻和丑闻引起的危机，而每次大的丑闻都导致了相关的制度变革，代价大都在当时就付出，没有被推迟和积累到以后。这种及时进行自我调整的机制正是美国经济强盛的根本保障。所以，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行政官亨利·鲍尔森甚至因眼下的丑闻而感到庆幸:“所幸的是，自我纠正已经开始。尽管目前遇到许多困难，但我认为安龙事件后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是一次让所有利益攸关方重新评价我们目前的行为，和更新我们做事基本原则的大好良机。”当然，他关于“必须”学习“较少依赖准则、较多注重判断的欧洲会计制度”的说法虽有待商榷，但至少表明了美国人对外来事物的开明和谦虚，不会因欧洲人的嘲笑而硬要对着干，非要证明自己的优越。这是美国经济得以保持领先的一种文化因素。

　　所以，对正在进行制度建设的亚洲国家而言，面对美国的丑闻，与其将乐趣集中在诸如美国人缺乏“耻”字、“缺乏道德”等所谓“美国文化的命门”问题上，试图证明亚洲人文化上的优越（就算亚洲同样的丑闻与亚洲自身的文化无关），不如集中精力想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连美国这样一个历来重制度约束、轻道德约束国家，都未能通过制度建设完全避免道德风险？

　　说来有些奇怪，与有着相信“修身”而“成德”、“至善”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历来特别强调人性的弱点，把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休谟关于人的“无赖”倾向、汉弥尔顿关于人的“瘪三”本性作为其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基本预设前提，强调制度约束而非道德约束。当然，美国人并非完全不讲道德。早在1933年，一位国会议员曾质问迪洛伊特·哈斯金斯-塞尔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卡特上校:如果会计师负责公司的审计，那么谁来审计这些会计师？卡特的回答是崇高的:“我们的良心。”人们相信了卡特，“良心”成了美国会计制度的一块基石。可人们错了，正是由于破例在会计制度上为“良心”和“道德自律”留有的地盘过多，才召来了眼下的丑闻。安龙和世通破产案再次表明了“道德自律”的脆弱，证明会计师的“良心”不可靠，必须进一步依赖制度建设，特别是监督机制，道德自律只能作为辅助。

　　大名鼎鼎的保罗·克鲁格曼毫不留情地断言，安龙的崩溃不止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瓦解，这种瓦解并非因为执行制度时的疏忽大意或制度不健全，而是因为“腐朽”。他认为，由于现代公司中实行有职业经理人代替股东进行管理的机制，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内部人滥用职权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必须依靠一套内外部监督机制，外部机制的很多方面是由政府提供的。其中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员、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交易的规定。安龙破产案表明，这些检查约束机制没有一条奏效。

　　美国人因丑闻而对制度发难，甚至抨击制度“腐朽”，当然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自己，或仅仅是发泄不满，他们是在要求改革，而且往往能很快奏效。话说回来，相比而言美国的公司及会计制度依然是最完善的，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但更值得学习的应当是美国人那种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及怀疑精神——如果某个事物好得令人难以相信，那么它通常就是不能相信的，所以，没有完美的，只有最不坏的。

　　亚洲固然可以因对美国霸道的不满，而借丑闻来幸灾乐祸一时，如果因此而导致了对制度建设方向的疑惑，甚至重拾对亚洲传统模式及所谓“亚洲价值观”的信心，以为可以依靠自己传统的“道德优势”解决问题，那么，为美国丑闻付出更大代价的最终将不是美国，而是亚洲。

（ 责任编辑：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