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成效显著 深层有待突破(多图)

人大代表王毓钟在京大高速公路大同入口处向司机了解治超情况

在江阴大桥收费站治超现场，江苏省交通厅公路局副局长汪学君（左）向人大代表们介绍情况

　　10月18日至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通部为督办重点建议，邀请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对目前正在开展的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分两个组到河北、山西和江苏、安徽进行了为期7天的实地调研和考察。通过考察，人大代表充分肯定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四省治超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了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下一步改进的建议。

　　“曲阳、阜平问题”最典型

　　“曲阳、阜平问题”是此次全国人大代表最关注和最担心的问题，在与由河北省人大、省政府、省治超办等有关人员组成的意见会上，参加调研的几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致呼吁，建议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及早采取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博士生导师王维忠通过对河北曲阳县和阜平县的实地调研和考察，总结出“曲阳、阜平问题”的4个显著特点。一是小煤场过多过滥，既改变了土地的性质，又污染了环境。二是大型运煤车辆多，运力过剩。据调查，仅今年7至9月间，阜平县就新增大型运煤车辆1700多辆。据该县有关领导说，目前还有1400多辆大型运煤车正在购置中。三是区间运输，特别是短途运输超限超载现象严重。据调查，目前通过两县检查站的车辆跨省运输的基本不超限，而从山西装煤在曲阳、阜平卸煤进行交易的和在本县境内进行倒煤的大型车辆则严重超限。四是“车托”现象和黑恶势力干扰治超工作，故意造成交通堵塞、强行闯关闯卡、暴力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

　　曲阳、阜平两县位于太行山区，毗邻山西省，是晋煤进入河北省及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省道河龙线、无繁线是晋煤经过两县的大动脉。两县一直是河北省治超的重点县，其治超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省治超工作的大局。对此，王维忠代表在反馈意见会上严肃指出，不能为了一点地方小利益，让小煤场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小煤场过多过滥既污染了环境，又助长了超限超载。他建议，该制止的要坚决制止，该取缔的要坚决取缔。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抚顺“哥俩好”集团公司董事长姜铁军建议，地方政府要提高认识，科学决策，特别是对公路两侧小煤场和经销点过多过滥的问题、大型运煤车增长过猛的问题，要搞好市场调研，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出现“一窝蜂”现象。他说，阜平县作为一个山区县，尽管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但在没有几个大型工业项目支撑的情况下，单靠路边发展起来的小煤场，一年新增大型运煤车3100多辆，是个不好的信号。他建议县领导深入调研，真正搞清市场的脉搏，不能让老百姓盲目增加运力。

　　据介绍，早在年初，姜铁军代表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过《关于解决汽车超载运输问题的建议》。他认为，“双超车”的形成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行为，即运力大于运量、车主为了揽活竞相杀价的结果。

　　“车托”和黑恶势力干扰治超

　　“车托”一般与执法人员有关系，要么与路政人员有关系，要么与公安交警有关系，他们凭借这种关系，在司机和检查站之间穿针引线，从中获取私利，严重扰乱了目前良好的治超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一针见血地说。

　　对此，山西省交通厅严惩不贷。据统计，治理“双超”以来，山西省共开除各种违规违纪人员75人，特别是6月20日以来，共开除违纪人员21人，调离执法岗位6人，降级降职的10人。

　　黑恶势力干扰治超的表现形式有：故意阻塞交通，等车辆堵到一定程度，逼迫检查站放行；纠集一定车辆，野蛮闯关；组织团伙，暴力抗法；持械威胁、恫吓、迫害路政、交警等执法人员。他们作案的时间、地点大都选择在夜间和偏远的地方，作案后，马上逃之夭夭。目前，这几种黑恶势力干扰治超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相当严重。据调查，仅7至9月，河北省就发生了秦皇岛治超人员被砍事件、唐港高速公路暴力抗法等5起恶性事件，严重影响了治超人员的积极性。

　　对此，参加调研和考察的人大代表一致呼吁：一、尽快为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立法。他们表示，回去后要把这些问题写成建议或议案，向有关部门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二、建议公安部门及时出动，严厉打击，特别是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决不能手软；三、建议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悬轴车”反映治超难度

　　“问题在路上，根子在市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王福强说。路面治理很有必要，但它只是一种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悬轴车”问题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车辆在出厂时就被厂家设计为四轴、五轴可随意更换的形式，路政、交警无法判定它是四轴车还是五轴车。多一个轴可多拉10吨货物，市场大，司机愿意买；汽车制造商生产这样的车好卖，利润高，何乐而不为？这种“悬轴车”通过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时，悬轴着地；过了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悬轴升起。被损害的仍然是公路、桥梁。虽然“悬轴车”技术上的适用性还有待验证，但是在治超的背景下，这种很有针对性的技术的迅速出笼本身就说明了治超的难度。治超要面对的是一个市场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局部的手术不会起很大作用，必须从源头上着手，做到釜底抽薪。

　　什么是源头？源头在哪里？王福强代表进一步解释说：一是政策、法规层面的源头。如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交通规费的征收规定，车辆生产、上牌的规定，驾驶员的培训等等，要从人、车、路三个方面做出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杜绝钻法律、法规空子现象的出现；二是行政层面的源头。要实行政府问责制，政府要主导治超，不能仅靠在路上围追堵截。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市侨联副主席陈小兵说，“悬轴车”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为了追求利益，汽车生产厂家会不惜代价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

　　当听说有些“悬轴车”是一汽生产的时，来自东北地区的王维忠代表有点不敢相信。在交警和路政人员提供的大量证据和材料面前，他说：“一汽董事长竺延风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把我了解的情况向他说说。一汽这么大的企业，下面分公司、子公司众多，也许竺延风不知道这种情况。”

　　军车和假军车超载不容忽视

　　当前各地在治超中发现，军车超限超载和假军车超限超载的现象较为突出。对于这些超限军车，路政、交警等治超执法人员一般不敢拦截处理，即使查扣也都要按照有关规定移交当地总后军交部门处理。军交部门在核定军车身份后，绝大多数都是处以每车次3000元的罚款后放行。这些从事经营性运输的超限军车，由于免交通行费和养路费，引发运输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同时还严重影响了军队和政府形象，给治超工作带来了混乱。

　　“有关部门应坚决制止军车从事经营性运输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厉禁止军车超限超载，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乌海市渤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孔令宏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农用车亟待规范管理

　　在调研中，有关农用车非法改装严重的问题反映也较为突出。目前农用车由农机部门发牌管理，汽车由公安部门管理，管理体制上的人为分割导致二者管理的混乱。按规定，农用车载重吨位不得超过1.5吨，但许多地方农用车经改装后变成“农用列车”，最多可拉到20多吨，在公路上行驶的时速也大多在55公里以上，安全事故增多。农用车用于经营性运输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针对这一问题，代表们建议：一是将农用车全部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并遵循同一技术标准和规范；二是取消农用车收费优惠政策，促进运输市场结构的优化和规模化。

　　要保留一线执法人员着装

　　“从各地治超的实际来看，全国20多万执法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坚持在公路第一线，既要依法严格管理，又要热情做好服务，他们实在太辛苦了，甚至可以说是艰辛备尝。对于在调研中反映强烈的执法人员着装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维芳这样说。

　　由于今年在全国开展的统一着装整顿工作将公路交通执法人员列入脱装范围，治超工作受到影响。代表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公路交通执法人员往往都是在公路上直接拦截高速行驶的车辆，并与司机和车主面对面打交道，执法的危险性很大。在他们不统一着装、不佩戴明显执法标志的情况下，车主不易识别，不能及时停车，甚至可能把执法人员当成车匪路霸，导致正常执法工作无法开展，而且还直接危及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当前治超工作中，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脱装成为影响治超执法工作持续开展的因素。因此，代表们建议从公路交通工作的实际和全国治超工作的需要出发，保留公路交通一线执法人员的着装。

　　“绿色通道”政策有待完善

　　为支持“三农”，确保鲜活农产品正常运输，目前江苏和安徽两省都按规定，在治超时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不拦车、不卸载、不罚款，同时还对持“绿色通道”通行证的车辆在通行费上给予部分免征的优惠。然而在调研中却发现，这一优惠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假证泛滥，非农产品车辆也持证通行；二是管理混乱，发证部门繁多，通行证样式五花八门；三是持证车辆多数超限超载，安全隐患大；四是优惠政策的好处并没有完全落实到农户头上。据一安徽籍超载货车车主反映，他所持的“绿色通道”通行证是香蕉贩子给的，虽然能够在沿途免交几百元的通行费，但全部被香蕉贩子在运价中扣掉；五是由于车辆封闭运输和混装、假装等因素，执法人员在具体操作中难度很大，也引发许多纠纷。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大学震动与噪音研究所所长姜哲在调研结束后说：“产生超限超载的原因很多，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利益驱动。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采取经济、法律手段解决产生超限超载的根源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特别是在经济手段上，要调整收费政策，使收费更加合理、科学，让合法运输业户维持合理的经济效益，让违法运输业户付出的违法成本远大于非法所得，切断超限超载的经济链条。”

　　治超工作需法制化

　　从江苏、安徽两省调研的情况看，正在全国开展的治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门之间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衔接，促进了运输业户和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但是，个别领域法律依据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治超工作的力度。为此，代表们建议国家将《公路保护条例》列为立法计划，以治超工作为主要内容，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将七部委《治超工作实施方案》中的一些好的政策与措施以及各地探索试行的一些好做法和新举措，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治超工作真正依法开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此外，代表们还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以下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对于直接造成桥梁和重要公路设施毁灭性破坏（车毁桥塌）的严重超限超载车辆，应按照损害国家公共财产罪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目前只能对肇事者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肇事者还可能按照民法程序取得国家赔偿。二是立法取缔所有的非法汽车改装企业。众多的汽车改装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畸形现象，也是导致车辆核定吨位失实即“大吨小标”的直接原因。在国家汽车生产强制性标准（GB1589）颁布实施后，所有汽车将严格按照国标生产，不允许被非法改装。但目前，国家对非法汽车改装企业还缺乏管理的法律依据和有效措施。

　　宜建立长效机制

　　“治超工作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和深刻的改革运动，必须长抓不懈，只有长抓不懈，才能长治久安。治超工作只能往前进，没有回头路。”通过7天的实地调研和考察，王维忠代表感慨地对记者说。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说，超限超载具有很强的反复性和反弹性，稍有放松它就会抬头，必须保持一贯的高压态势，必须尽快建立治超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他建议：一、通过立法健全法律，采取司法手段、常设检测机构、吊销驾照等措施。二、强化源头治理。如对超限超载的司机和货主必须严厉惩罚；驾驶工具要更新，交通部门要采取减免费用等优惠政策，鼓励人们购买、使用厢式货车；要依靠科技治超，特别是检测手段要现代化，防止出现堵车现象等。三、把治超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年度考核内容，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政府主抓，交通牵头，相关部门联动配合”的工作机制。四、机构、人员、经费要保持稳定。特别是治超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做到有一支稳定的队伍常年坚持治超。

　　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但这项工作任务重，参与人员多，持续时间长，行政成本高。据了解，江苏省今年治超工作经费约需2000多万元，安徽需3000多万元，而北京市则超过1亿元。从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还有部分省市没有解决好资金的来源问题。

　　“这次全国各地通过集中治理，将超限超载的比例从80%遏制到当前的10%左右，但这是通过连续高压执法的态势取得的，当前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超限超载的利益驱动依然存在，合理的收费政策和车辆源头管理政策还没有充分显效。因此，治超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路面执法也将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开展。为此，有关部门应将治超工作经费纳入年度正常预算计划，解决好资金渠道，确保治理工作的长效稳定开展。”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教授黄琼瑶在调研后这样说。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专职副主委王毓钟说，在治超中要算好几笔账。一是将目前投入治超的资金与安全事故减少的直接损失、公路维修减少的直接效益以及车辆维修减少的费用进行比较。二是将建立长效机制所投入的资金与当前突击治超投入资金进行比较。这样比较后就会清楚，治超的投入是必要的、合算的，建立长效机制的投入更必要、更合算。特别针对多部门管理存在的弊端问题，王毓钟代表建议，参考铁路公安的做法，将公路交警纳入交通系统中，即交通部设“公安警务局”。这种改革实际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项内容，因此，这次治超长效机制的建立应与政府改革完全一致起来。　（张召学、蓝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