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新光评论：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几点新趋势

　　（作者：贾新光）

　　2004年6月1日，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发布实施。经历半年多时间以后，在宏观方面又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今后产业政策的走向，这里收集了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

　　一．中央开始强调“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意识形态问题又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一位中央领导在讲话中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各种敌对势力也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境外敌对势力和一些西方媒体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一些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要坚持弘扬主旋律，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要坚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坚决粉碎敌对势力的种种图谋。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决不允许危害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形成气候。

　　《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3日发表署名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会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不会止息。……面对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活动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的不断增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思想前提。”

　　《人民日报》 2005年1月6日 发表的社论中，把意识形态问题同经济工作直接联系了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有的文章还提出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

　　二．中国经济的拉美化之忧影响到引资理论改变

　　关于中国经济拉美化的争论已经有两年了。在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张维迎首先挑起了拉美化的话题，他说：“在欢迎外资的同时，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因为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未来中国市场的情况将是怎样？我个人不是非常乐观。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不是中国的企业，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这两年来讨论拉美化的文章非常多，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也在谈拉美化问题。从2004年开始，针对苏南外资模式的质疑声渐起，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苏南的外资增长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并不同步。2004年岁末，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再次使“外源型经济”成为议论焦点。该报告认为：广东综合竞争力的主要问题，是增长后劲不足，其中，对外源型经济过度依赖是问题的关键。该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利益全球化，而是竞争全球化与资源配置全球化。所谓双赢，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客观必然性。认识不到这一点，以“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天真想法去指导实践，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似乎避免拉美化道路的药方就是发展内源性经济，也就是扶持本土，特别是民营企业。有的学者指出，巴西、阿根廷这些拉美主要靠引进外资拉动GDP增长的新兴工业大国，曾经是发展中国家心目中的“赶超榜样”。但是，当中国等低生产成本大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跨国公司开始把投资从拉美转向中国，新一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直接导致拉美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直到此时它们才认识到过度依赖跨国公司的危险，才认识到本国企业的珍贵。然而，环视国内，仅剩的本国企业几乎全成了苦苦支撑的“中小企业”，从头扶持这些中小企业，让它们重新成为本国经济的主角，谈何容易！

　　以国家发改委为主的一些政府部门也指出，目前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过大，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产业安全，特别是在汽车、零售领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但具体负责吸引外资工作的商务部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无论是从流量还是存量来看，都处在合理水平。

　　有的学者认为从地方政府到有些宏观管理部门，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于是为了GDP增长，争相引进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甚至达到“外资崇拜”的程度。但是也有的学者持相反的看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他认为拉美化是个伪问题，中国引进外资的拉美化基础不存在。中国和拉美国家虽然都是引进外资相对较多的国家，但在外资的构成方面却差异很大。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外国直接投资(即FDI)所占比重大而债务少，这与拉美国家截然相反。甚至认为把各种问题贴上“拉美病”的标签，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

　　在拉美化的担忧中，汽车工业成为典型行业。关于中国汽车工业是走“巴西道路”(完全开放模式)还是“韩国道路”(自主发展模式)的争论已历时多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结论是中国汽车工业要走第三条道路，即在开放与合作中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的增值链。但是加入WTO两年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变得越来越模糊。从1984年第一个整车合资厂开始，中国汽车企业试图通过合资、联合开发来培养自己开发能力，并没有成功。在2004年，又爆发了关于自主品牌的激烈辩论。

　　长安集团董事长尹家绪说：“实际上我看到中国汽车业现在正在走“拉美道路”。现在国家对建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的鼓励还是不够。包括排在我们前面的、受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厂家，他们都不积极推进这件事。大家只是搞‘拿来主义’，这么下去，中国汽车企业短时间的辉煌是没问题的，这两年一定赚钱，但从长期来说这是对中国汽车业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次论战将使得中国引入外资的理论出现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入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今后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将是通过吸引外资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同时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后引入外资的理论基础将是“融入世界多边体系的需要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理论。实际上，政府的引资政策导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一般行业转向重点行业，从沿海转向中西部，不再鼓励一般投资，而是向先进技术、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农业发展等行业倾斜。

　　三．宏观调控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中央强调要 “政令统一”

　　《人民日报》2004年4月29日发表社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社论指出：铁本案件“暴露出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事。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默许甚至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严重失职。企业在登记注册、项目报批、土地占用、缴纳税收等方面，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银行违规操作，审贷不严，监控不力。特别是在去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措施以后，明确要求严格用地管理、信贷投放和项目审批，制止钢铁等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但一些人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不严，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发生这起案件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应当说，这类问题在不少地方和企业都存在，有的还很严重。……要增强法制纪律观念，坚持依法行政，严肃党纪政纪。要切实负起责任，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发生在哪个环节，就要在哪个环节解决，属于谁的责权范围，就由谁来解决，决不能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2004年7月7日 人民网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威》一文中强调：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爲中心的当今社会，作爲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一定要有“坚定的、铁面无私的后续行动”，纪检部门、检察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要“快速跟进”，从现在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清算风暴”，决不能犯我们过去容易犯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错误。一定要让媒体全方位地、立体地“跟进”这次“审计风暴”。

　　从“审计风暴”到“环保风暴”都遇到巨大的阻力，有的单位公然对抗，而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强化中央权威成为考验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过去往往依靠党纪和政纪，今后会加强法制的力量来强化政令统一。

　　四．强调自主创新能力上升成为经济发展战略

　　自主创新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近来这一问题已经上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人民日报2005年1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条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指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一个重要和紧迫的战略性课题，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领域诸多环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充分利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和我们自身的优势，开拓新思路，提高新认识，采取新对策，把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到新的水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把吸引外资的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上，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吸引外资的同时引进和利用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五项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新形势，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要大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同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强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开发能力。”

　　五．各方利益的博弈影响产业政策

　　2005年年初，有报道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透露，燃油税改革的方案经过研究已有了初步意见，只是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推出。而这类报道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但是燃油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领导谈到了燃油税问题，有的性急的媒体就说燃油税今年肯定出台。但是有关部门坚决否认了这个可能。年初，国家交通部、财政部下发了2005年加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公路稽征部门按照有关通知做好养路费的征收。

　　一些专家指出，燃油税什么时候推出，表面上的说法是取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高低，但归根到底要看各个利益部门博弈的结果。燃油税涉及的部门包括发改委、交通部、税务局、财政部等，他们之间的利益再分配难度很大；同时，燃油税的开征还涉及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和中央如何分配燃油税收入，这就使燃油税出台格外的难。

　　交通部公路司一位官员说“我知道财政部一直在搞燃油税，但是一直也没征求过我们的意见。”燃油税的开征要涉及到养路费、通行费的取消，以及交通系统几十万路桥收费人员如何安置。实际上，2000年前后燃油税推出功亏一篑，也与当时需要安置27万路桥收费人员有很大关系，那之前，税务部门提出要接收12万人，没料到一下子多出了15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倪红日指出：“如果部门之间协调不好，处理不好这些现实的矛盾，很难说财政部会如愿。”

　　在最初设计燃油税方案时，国际油价为15美元／桶，后来，业界根据国际油价走高的趋势普遍认为，推出燃油税方案的适度空间为“国际油价20－25美元”。如今，再指望国际油价回落到这个适度空间几乎不可能了。2004年11月18日，欧佩克对外宣称，正在酝酿调高油价区间之事。

　　1月24日，有报道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2日发布报告说，我国已经制定了征收汽车燃油税的方案，并将择机在全国公布推行。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发过这份报告，不知是谁打着我们的名义，发了这份报告。”有的报道说财政部领导曾私下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表示，两税合并等的改革很快就要开始，希望国研中心能够多多宣传，于是就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出面说，燃油税方案已制定，“我国的汽车燃油税征收标准应该设为30％以上，甚至达到100％。”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称，由于眼下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因而有必要将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综合考虑，改征燃油税。

　　部门之间的博弈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原来发改委拟定的《汽车消费政策》讨论稿，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不得不取消，有关内容合并到《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由于对《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意见难以平衡，这个文件不再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而最终以发改委文件的形式出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办法》在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但是涉及部门权限，没有改过来；商务部2004年9月24日公布的《二手车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废除1998年内贸部制定的《旧机动车管理办法》，由于没有和工商、税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之间充分协调，对原有体制旧机动车交易主渠道的功能转化，评估、所有权转移、税收，新的经营主体的准入条件没有明确提出新的操作方案，所以，目前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中产生了一些混乱。

　　六．内外税合并已成定局

　　今年年初，几个部门相继发出关于内外税要合并的声音，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支持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 1月12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认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能再拖了”，在 1月16日召开的 “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在演讲中说，“目前确实到了应该考虑进一步合并的时候了,而且目前是最佳时机。”

　　楼继伟说，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上，下一步动作首先就是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来给予优惠，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全部实行15%的税率，而不论其是否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而不管企业是内资还是外资等等。在税率方面，将对目前众多的税率进行简化，实行一个中等偏低的税率。此外，取消计税工资的做法，工资全部在成本列支；提高折旧率和广告的列支；同时，参考国际惯例，允许不超过应付所得税10%的企业捐赠在成本中列支等。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调整问题，而是战略性问题，它涉及到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的考虑。”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时期，开放度也已经比较高，这时外资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已经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我们是不是还要这样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并非多多益善，引进外资的目的是要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提升本国的综合竞争力，不是为引进而引进；如果引进外资的结果是中国最后成为世界的生产车间，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两头都被别人掐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公共风险，甚至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内外税合并的争论，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认为，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看来金部长已经不想听外资方面的辩解了。

（ 责任编辑：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