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汽车工业的历史回顾——发展篇

　　北京轿车梦难园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建成了以中型货车为主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为国民经济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汽车属于不许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汽车的生产由国家统一安排，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同时由于资源方面的限制（原材料、燃油、道路、零部件等等），汽车生产一直难以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汽车生产开始有了市场需求的概念。由于忽视市场需求，我国汽车工业长期处于“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状态，产量、品种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1985年曾经进口汽车21万辆，1986年进口汽车36万辆，对国内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使人们对过去的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有了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中国汽车工业从“闭门造车”开始走出与世界汽车工业合作的最初步伐，在汽车工业对外开放方面，北京汽车工业在全国走出了第一步。

　　1984年8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汽车工业发展战略问题，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汽车工业发展的会议，中央领导和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我国汽车工业要有个大发展”。1985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中汽公司领导，提出了中国发展轿车工业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提出“把汽车看成只能领导干部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坐车？”此后，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发展轿车工业的战略。

　　1987年，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咨询协调小组在湖北十堰市召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会后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建议》报告，同年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北戴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问题，会议确定了发展轿车要搞“三大”的战略决策，即一汽先行搞中高档轿车，满足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用车需要，二汽发展1.6升以下的中小排量轿车，进口替代，远期出口；上海的轿车项目先于国家决策，主要生产1.8升的中级轿车，满足局级领导干部的用车需求。当时，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把住口子，不再批新的轿车生产项目。

　　但是，在北戴河会议确定发展轿车“三大”之前，由于国内轿车严重供不应求，供需矛盾日趋尖锐，进口轿车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进口汽车的数量仍然迅猛增长。在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的拉动下，国内有些地区和部门已经积极筹划轻型车、轿车、微型车的生产，出现了国内第三次“汽车热”。北京吉普汽车合资项目在1984年1月开始营业，广州标致项目在1985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天津引进日本微型汽车项目也在1986年3月签约，这些项目先于“三大”投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对乘用车的需求，缓解了供需矛盾。应该说本来北京汽车工业在轿车生产方面已经占据先机，但是由于北京市自身没有统一和深刻的认识，在国家研讨轿车工业发展战略时没有认真研究北京的策略，错失了北京发展轿车工业的又一次良机。对于客观现实，中央在“七五”计划中予以确认，在“三大”之外增加了“三小”（后来又增加了兵器奥拓和贵州云雀两个微型轿车项目）。

　　北京轿车生产起步于1958年6月，并开发、试制、生产过多款轿车产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生产BJ212实际上也是作为乘用车来使用。由于北京具备发展轿车的良好基础，因此北京汽车工业一直在争取发展轿车工业。80年代中期，北汽在BJ750轿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吉普车总成和其它已经国产化了的先进技术试制了两辆BJ752轿车，受到中汽主要负责人陈祖涛同志的赞许。陈祖涛同志亲临北汽的怀柔基地考察，并两次到北京，主动建议北京发展轿车工业，建议市领导给予支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北京又一次错过了机会，在中央确定轿车发展战略时，上海被列入三大，北京虽然列入三小，但是产品限定在轻型越野车，并不能上轿车产品，这对北京今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在长春召开“发展轿车工业政策研讨会”，会上“三大”对轿车项目的实施和发展轿车工业的政策发表了意见，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则禁止谈发展轿车工业的问题。郑焕明在出席会议之前，准备了北京发展轿车工业的详细意见，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汽联合会领导人不让郑焕明按准备的稿子发言。郑焕明只好连夜修改发言稿，不得不把原来北京发展轿车的主题换成了“北京发展吉普轿车”的发言，在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但是由于有关部门决意坚持“三大”为主的方针，北京发展轿车的努力无终而归。在长春会议之后，郑焕明写了一首七律表达自己的心情：

　　春风初度下长春，手捧十优喻要人。

　　孤仕京师梦袤广，骁雄三擘傲成军。

　　业峰不似当年勇，天地为盟紫气吞。

　　远望京师何处是，明珠西下掩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