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汽车工业的历史回顾——体制篇

中国的汽车托拉斯——探索专业化生产之路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严厉批评了分散主义，要求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64年初，国家经委根据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对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酝酿。同年３月，当时的一机部六局在关于“三五”汽车工业规划的报告中，提出了组织汽车托拉斯的问题；５月，一机部向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试办汽车工业公司的报告”；７月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中指出：“建国以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偏重于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办法）……难以对企业实行具体的领导，难以对同一行业的生产、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托拉斯“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免除工业管理机关化和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流弊……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统一规划和合理组织生产，进行基本建设和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生产体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开始办公，原来的一机部六局同时撤消。这是中央各部试办的12个托拉斯中的第一个。中汽公司有75个直属厂，组成４个分公司和两个总厂，逐步实行产、供、销的统一。同年11月，根据一机部指示，北京地区汽车工业中隶属于一机部系统的主要企业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齿轮厂、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以及唐山齿轮厂组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此期间，一机部决定将位于垂杨柳的北京轴承厂厂区移交给北京汽车制造厂，为北京汽车工业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起来的机会，虽然它仍然是利用行政的力量进行工业改组，但是已经提出了统一规划、专业化生产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等原则。令人遗憾的是，随后爆发的那场“动乱”，把已经积蓄的力量冲散了，托拉斯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工厂重新分散到各地方管理。

　　1970年12月，机械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1971年1月起，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含第二汽车附件厂）、北京内燃机厂“暂按部、市双重领导，以部为主进行管理”。

　　1971年12月，机械部和北京市革委会又联合发文，决定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含第二汽车附件厂）、北京内燃机厂自1972年1月1日下放给北京市革委会管理。

　　９０年代，许多人在考察了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经验后，提出用行政的办法整顿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议。实际上，中国在30多年前已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个尝试在当时就遇到了挑战，办托拉斯与地方发生的第一个矛盾就是上收企业的问题，有的企业收不上来，有的应该上收的企业出现调走人员、设备，甚至将工厂改行转产的现象。有的工业基础雄厚的地方则认为可以由地方自己组织生产和协作，拒绝参加托拉斯。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和今后都不可能再采用简单的行政合并的办法对汽车工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