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汽车界很热闹，国内经济界也很热闹。经济界的论战与汽车界的口水战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因为经济学态复杂，学力有限，本人不可能进行准确的分析，说起经济学界的论战只是为了与汽车界的口水战进行比较，这一点请大家原谅。

　　主与非:十五年艰辛论战

　　经济界发生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什么是“主流派”？老一代的主流派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非主流派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边缘化了，实际上主流派是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相结合的产物，非主流派给其起了一个新名字“瓜分派”（瓜分国有资产者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信条，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到了70年代，特别是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其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

　　在中国，主流派中老的经济学家主要有厉以宁、萧灼基、吴敬链、茅于轼、张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等，年轻的有"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龙永图先生也被分在主流派中。主流派中一些人是海龟派（特别是新主流派），许多人地位显赫，有的人担任独董。

　　非主流派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特别把反对的锋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反对他们的人将他们称为“新左派”，但是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杨帆却力主使用“非主流经济学”这样一个含糊的名称。非主流派包括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秦晖等，近来郎咸平成为非主流的一位重要人物。非主流派看起来有些“愤青”， 有的人在发言时首先亮明身份“我是非主流派。”而主流派们没有人这样说。15年以来，非主流和“主流的瓜分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但是经常处于下风，特别是去年以来的郎顾之争（郎咸平与顾雏军）之初。

　　郎咸平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2001年下半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科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顾雏军以5.6亿元一举收购当时国内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电器，之后以一系列并购行为逐渐搭建起格林科尔王国。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出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挥舞“七板斧”,采取“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逼人”、“借鸡生蛋”等7种手段，以区区9亿元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顾氏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退民进”的机会侵吞和席卷国有资产。郎也提到了另外的一些企业的名字。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了强烈反应：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一周后，顾雏军委托香港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此举使事件更具轰动性。

　　8月28日，非常巧合，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这一天，非主流派在北京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他们邀请主流派经济学家论剑，但是主流派中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有人称其为“单刀赴会”，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而 “非主流派“方面几乎全数到场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此会几乎成了对 “主流经济学”的声讨会。

　　就在28日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召开，这个会成了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的大会。张维迎一马当先，说“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张维迎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后来还有人称郎咸平为“台湾特务”。

　　 有人发表文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些因学者、媒体批评名人、企业的言论而引起的官司之所以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恐怕是由于双方都不够成熟，缺乏节制，对自己的感情和言辞都不加节制，而不考虑其对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而且，双方都是“意怀险恶”，从坏处设想对方。双方都没有妥协的准备，如此必然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只能诉诸司法。

　　　2004年10月21日，一群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支持顾雏军，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了一场名为“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议的核心文件认为，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反之亦然。

　　在顾雏军遭遇郎咸平的质疑之际，顾雏军与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科龙短短半年内扭亏是经过“战略性整顿”，主要原因在于压缩成本和新产品开发。此报告出台后，顾雏军成了实业英雄，当时顾氏曾放言 “如果有一天我把汽车做得像冰箱空调一样好，你们是不是才相信我是个能人？”

　　2005年7月12日，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以科龙电器小股东名义通过多家平面与网络媒体向科龙电器全体股东征集提议权及投票权，明提议召开科龙电器临时股东大会，建议罢免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3名科龙电器非独立董事及3位独立董事。

　　2005年4月29日，科龙电器年报报出6000万元巨亏。10天后，公司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2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传闻：顾雏军等5名公司高管已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顾雏军被拘，郎咸平所罗列的“顾雏军七宗罪”一一得到验证。这似乎给历时一年的“郎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有人说，“挺顾派”遭遇滑铁卢，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的胜利，以“郎咸平旋风”为代表的东风，最终压倒了“主流经济学家”之西风。顾雏军这位以特殊方式参与并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论战的企业家，自己打倒了自己，可谓大快人心。于是，继2004年的“郎顾之争”后，“顾雏军事件”再次掀起网上评论热潮，主流经济学家成为批评、声讨、贬抑的对象。

　　谁害惨了顾雏军?

　　在顾雏军被捕之初，一篇文章的作者说：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中居然掠过一丝惋惜，同时也禁不住想问：谁害惨了顾雏军？这个问题可能首先会让人联想到郎咸平。但在我看来，顾雏军的“坍塌”恰恰和郎咸平没有什么关系。郎咸平扮演的角色，不过是那个大声地说出了“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呀”的孩子罢了。如果把今天的结局仅仅归咎于顾雏军的道德，那自然是最省事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因为这和我们看到一个人偷东西被捉，就简单地说他“偷盗成性”，而不去思考背后的社会原因一样，无助于遏制盗窃案的上升。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找到顾雏军“坍塌”的深层次原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那么就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顾雏军。正如郎咸平去年在题为《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所谓MBO，不过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罢了，而主流经济学家却用“产权理论”为这种巧取豪夺给予合理化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所以没有人真正爱惜和关心，就像夏天的冰棍一样不可避免地会“融化”、流失。因此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将其转到私人手中，企业就会因为有了“真正的主人”而“扭亏为盈”。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MBO和顾雏军俨然成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方向。

　　谁害惨了顾雏军呢？在我看来，正是MBO害了颇有“企业家”天赋的顾雏军，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则对顾雏军的悲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主流经济学家们又一次集体失语。2005年08月0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回应了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打破了当初力挺格林科尔的经济学家们的集体缄默。

　　记者：“对顾雏军先生被拘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

　　张维迎：“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

　　记者：“当初国内很多学者在‘郎顾之争’中，对顾雏军有过一些维护的说辞，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该怎么评说呢？”

　　张维迎：“我本人从来没有具体评说过任何具体哪个企业，如果对企业没有深入的了解，很难去评判它的经营问题。”

　　记者：“对当时争论的(顾雏军在)格林科尔、科龙的一些做法是否侵占了国有资产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张维迎：“我说我对某个企业内部不了解，我从来不会评估某个单个的企业，我所发表的看法，都是针对整体的中国改革评价的问题。”

　　也有的人认为：将顾的失败等同于郎的胜利，这种判断太过简单与武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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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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