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

　　这期做的节目是城市拥堵堵在哪里。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各位嘉宾：

　　首先介绍的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翟忠民先生，高级工程师、三级警监，中学就读于北京八一学校，1969年初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1985年初调入北京公安管理局，先后任中国科研所高级工程师、交通工职研究副主任、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长、副处长，主要社会兼任有北京市交通学会理事，公安部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公安局专业技术评审委员，警卫教官。欢迎你的到来。

　　下面要介绍第二位嘉宾是，著名演员杜旭东。

　　杜旭东：我是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演员，部队的军人。曾经出演过《大宅门》扮演坏蛋、《神医喜来乐》扮演坏蛋、《有话好好说》扮演过民工，还有马上要播出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央视的《西部热土》也马上要播出了，演一个大金牙，也是一个坏蛋。

　　主持人：下面再给网友们介绍一位，坐在我对面的是制片人、编导赵连成先生。

　　赵连成：北京北电的，我叫赵连成。比较早以上做过《骆驼祥子》，近几年又做过《西部热土》，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电视连续剧，当时是主旋律，当时江泽民主席搞西部大开发时候的一个主旋律的片子，在中央一和中央八播放。还做过新华社的大型新闻片国医国药。

　　现在文化事业做得比较多一些。

　　主持人：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随着汽车饱有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其交通拥堵的问题正在日益突出，所以谈堵色变，许多开始人都有过被堵在路上从而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其实交通拥堵堵住的不仅是我们的快乐健康的幸福生活，更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发展的脚步。

　　首先问一下各位嘉宾，在来的路上是否也遇到了堵车的情况？另外，能不能说说交通拥堵给你们带来的更多的烦恼是什么？

　　翟忠民：堵车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发生交通拥堵，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发达国家、发达的城市解决好交通拥堵问题。堵车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就好像我们人类学会用火，同时又得遭受火灾带给我们的巨大损失和困扰，这是一个道理。

　　不过堵车，我们大家从心态上来讲，也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见怪了，我发现北京人的承受能力比其他城市的人要高。我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说堵得要命，但是我看不乱堵，他们碰到几个车过不去就是交通拥堵，那换成我们北京人就别活了。

　　杜旭东：我来的时候好像真是不太堵，走四环，稍堵一点点，那就不叫堵。北京我认为堵车就是证明一个城市的发达、先进，一般的城市，不是大都市，不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恐怕不会读，可能有些地方显得车特别少，西部有些大城市很少，那样的话虽然是工作各方面都方便，但是不标准着发达。所以堵车也是天天遇到的事，但是有时候确实有急事的时候真是烦，甚至就是，堵车堵的，如果两三个人办事堵的话，就一个人在这儿等着另外两个人跑步去。但是如果赶飞机，就没办法，如果出租司机开着还行，自己开车有时候真着急，本来时间算得很富于，提前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就出发，但是尽管这样还是不行，赶不上。

　　我觉得堵车带来的烦恼好像很正常，有时候也是说北京的交通要命，简直是没办法，但是第二天再去办事再出去，还觉得正常，就是感觉堵得习以为常了，如果不堵就感觉不正常了。

　　赵连成：堵车肯定是烦恼，但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在北京，长期居住在北京城里，有一个调整问题。比如像我们一般堵车，有时候晚上下班楞在办公室多坐半小时，也不愿意在路上堵。实际上6点下班，一般搞到6点半走，我们小姑娘、小伙子都是，不走了，看看报纸、看看书。

　　包括头天晚上约第二天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不一定约8点半或者什么时候见面，一般都是有点提前量，我有感觉，7点和7点半走绝对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调整，要注意到一个问题，选择路面、选择路线，北京要仔细去琢磨、去分析，北京堵车的路线挺规律的，什么时候什么路面比较读、什么时候什么路面不堵车。但是有几个地方是不规律的，甚至几乎是在白天，可以说除了中午12点到2点，早晨7点30到8点，经常堵车，几乎是不规律性的老堵，例如四通桥的口，我感觉走到那儿90％都要堵。

　　我走了几次，感觉有几个司机的素质问题，关键是那个路口往外变边，有时候大家往前挤，这时候往往造成后面的车前排上了，有经验的车一下就过去了，没有经验的车前面是不是出事了，实际上就是在那个路口大家都要出口。

　　要掌握好时间和路面的情况，要有意识的注意一下，就能避开堵车。

　　主持人：下面进行下一个问题，造成拥堵的原因很多，各位嘉宾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都有哪些？

　　翟忠民：堵车嘛，现在大家看来总觉得车多路少造成的，今年前9个月北京就上了很多车牌。有很多同志打电话问我一个问题，说北京的路比其他国家发达国家都有，北京的车又没有发达国家那么车，人家不堵为什么我们堵，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些同志忘了一个最关紧的问题，堵车不堵车不在于路好不好，而在于路网好不好，北京的路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差的，差的哪点呢？第一，路网的密度太小，路网太新。第二，路网的通达性太差。换句话，我们市中心的路，堵的路段，换句话说丁字路口太多，就把车流都挤在几条干道上了。

　　第三，我们的环路，咱们都觉得修换路快速路修完以后能解决交通问题，没想到越修越堵。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建成了快速路以后等于把城外的拥堵也搬到城里了，比如德外大街，还有新近通车的路，等于把昌平、门头沟的拥堵都搬到二环上了，所以这里面出现的拥堵是和我们的路有很大关系的。

　　第二块，堵车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城市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就像刚才杜老师提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什么是动力？矛盾是动力，没有矛盾永远发展不了，正是因为堵车政府才能掏钱出路，所以堵车是带动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堵车堵到什么程度却决定于我们规划应该做到什么样。

　　咱们北京要仔细看我们的城市道路，现在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变的就是路幅的宽度。可是我们和明朝不同的是哪点呢？明朝都是平房，我们都是高楼，所以用我们行话来讲，建筑容积率太高了，我们楼盖的越多那生产汽车流量不就越大嘛。

　　现在北京平均起来建筑容积率已经超过3了，生产那么多的汽车流量往哪儿走、往哪儿停。因此说我们的交通拥堵在于规划的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真正产生拥堵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整个城市建设这一方面这种规律，这种规律就认为棋盘是发达国家搞的，我们愿意搞环路加放射，最后就形成了摊大饼。现在修到六才发现，我们的垃圾场都到六环以外了，将来的道路怎么办呢。

　　最后一个就是管理，管理问题可以说这里面都是各唱各的调，运输管理、路政管理、城市管理、教育、医疗、保险，这些都是和交通有关的部门。去年5月1日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谁来出，政府来出？保险来出？不知道，法律上有要求，可是这笔钱谁掏没有明确，因此在管理上也出了一系列问题，这是我们北京产生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

　　杜旭东：翟老师已经说得太全面了，我们说可能是说不了那么专业。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新手过多也是有点儿原因，如果技术都特别熟练可能还好一点，有些新手可能又敢开又不敢开的，往往在路口上引起了堵车，也有这种原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翟老师刚才说的那几项。

　　至于怎么缓解堵车，这不是说一项问题、两项问题、三项问题，这是一个系统问题，车是飞速的在发展，可是路没有车那么快，启示录我们一直也在修，也在拓宽，又加桥，一直在修，这么修也不行。就像翟老师说的，原来是平房，现在一下起60多层，起60多层就有多少人在这儿上班，有多少车要在这儿停，虽然建了地下停车场，但毕竟太多了。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城市的发展，不可能不发展。明朝肯定都是平房，那时候就是有汽车也没事，就是七十年代也没事啊，我们北京大部分都是平房，高层建筑没有多少。

　　70年代连卡车都能跑天安门，那时候虽然我没在北京，但是有时候来北京演出，变化就不一样。

　　主持人：现在不能去卡车了？

　　翟忠民：现在长安街上除了公交车和小型轿车，别的都不行。

　　杜旭东：还有一个堵车，是出了事故之后一定要迅速处理，这个东西有时候一分钟、两分钟就容易特别堵，赶快处理，这个机制一定要特别快。

　　主持人：咱们确实事故造成以后救援还是个问题。

　　翟忠民：就像杜老师刚才提的，现在甚至可以讲不光是交通事故，因为现在是饱和交通，车与车之间都没有什么间隙，换句话说前面的车稍微慢一点后面就压了一片。我记得前两年报纸登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气密度增加以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北半球的鸟扇扇翅膀就会使南半球引起风暴，交通也是这样，他压了以后这个道走不了会往后传递的，最后三条车道都走不了。

　　其实拥堵不一定由事故、违法引起的，甚至正常行驶这些人没有跟上前车的时候都会引起拥堵。

　　前年咱们搞网络调查的时候，十大陋习，第一大开车并向不打灯。去年调查第一大是压车形式。

　　像杜老师提的问题，出的交通诗句就是剐蹭剐蹭，如果他们堵一会儿只要有5分钟就会堵好几公里，要想把这几公里的堵车消化掉就要1个半小时。现在出了大问题，一旦堵死了碰上伤亡事故，救护车都上不了现场。咱们又不能像发达国家用直升飞机救助，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出北京的难度比一般的城市要大一些。

　　赵连成：实际上我在北京的路上，经常看到有人边开车边打手机，比如前面有一个车走走忽然放慢了，你从侧面过去一看准是在打手机。

　　翟忠民：打手机警察碰到会纠正处理，让他一停下来搜集已经装兜里了，你怎么证明。

　　赵连成：有时候不承认，我觉得这还是全面素质的问题，完全靠交警素质纠正也不行，如果接手机可以往慢行道靠一靠，或者停下等等。

　　我有时候跟在别人后头生气，可是自己接的时候就忘了。

　　翟忠民：这不能怨你，因为在交通上角色我们总是不断转换的，有时候我们是行人，有时候是骑车人，有时候是汽车驾驶人，你是不同角色的时候心态是不一样。比如我们都是公交车乘客在等车的时候希望车马上来，但是如果你在远远的，你就希望车慢点我还没有上呢，如果是你已经上去了，后面还有没上呢，你希望赶快关门。

　　你刚才说的都不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当时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别人打电话影响的是的自身利益，但是你接电话也是你的自身利益。我们市场经济叫利益牵动型经济，因此一切是围绕利益来的。这个利益就得看是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是国家利益，我们在交通上讲的是社会利益，因此反映了很多问题。就像您经常跟我提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群众提的建议交管部门不接受，这就是利益问题。因为交通是盲人摸象，就连我们这些专家也不敢说摸全了，每个群众来跟你提意见，他摸象的就是一部分。而我们要全面，我们这部分要摸，那个部分要摸，最后协调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们进行第三个问题，北京的汽车所有量已经超过了200万辆，预计2008年将达到350万辆，而道路建设却相对滞后，你们认为是否应该控制汽车的数量？

　　翟忠民：很多国家都采取控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主导经济是汽车产业，我们真正要去控制汽车的话，实际上是控制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家的大政策不相吻合。并且控制汽车发展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上海实行牌照拍卖的速度，靠这些牌照费把汽车饱有量控制住掉，但是上海的交通压力低吗？不低，上海209万辆机动车，比北京少得多，并且上海209万辆当中一半是电动自行车，四个轮子的还不到北京的一半，可是堵车比北京还严重。为什么呢？我们到上海调查发现有意思的现象，上海人都非常聪明，买了汽车都不在上海上牌在苏州上牌，税收都给苏州了，上海落了个两头都不好，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控制汽车发展那不是得不偿失嘛。

　　如果用这种条件，那城市必须封闭，比如香港、澳门、海南岛都可以，自己的车都不能到外面去，这样可以控制住。可是我们国内哪个城市封闭了，就连北京都不封闭，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的交通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因此不应该限制车辆发展。

　　但是应该怎么办呢？引导车辆正常使用，有一些专家说不限拥有限出行，不管怎么样限和这种控制，本身来讲都是属于对车辆的发展有影响的。我们市场经济应该用的是经济手段来进行调控，而不应该是用这种行政手段来进行打压。如果说要是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这些车就是不给上车牌，说句心理话我们这些汽车产量卖不出去。

　　但是我们说完全放开又不行，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如果完全放开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可以按照我们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杠杆的价值规律我们进行调控，你不是愿意用车嘛，可以啊，买车很便宜，但是像发达国家一样用车不便宜。体现在哪儿？除了汽油以后还有其他的费用，比如交通安全上，连续几年没有违法行为，你的保险费用就应该降到零了，像香港，比如一千上5千港元的保险，第一年没有违法也没有事故，等到第二年同样保额变成4千了，到第5年就变成0了，到时候和人剐蹭了灯坏了一个，换一个就需要3千，那你还会去找保险公司赔吗？不会啊，因为接下来还要上5千元的保费。

　　我们讲不限拥有限出行，实际上是不提倡滥用汽车，发现北京的问题是出现在滥用汽车上，平时没事出家买个酱油还开汽车去，用得着吗？用不着。

　　主持人：有这种现象吗？一般的小区里不就有卖的吗？

　　翟忠民：我们经常调查就发现这个问题，他对自己优势出行距离不了解，比如2公里内步行有优势，5公里以内坐公交车有优势，5公里到500公里是汽车的优势范围，500公里到1500是火车的优势，你短距离开车有必要吗？没必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滥用汽车现象很多，换句话讲我们当警察的不怕车多，我们最怕的是流量，如果把这部分管制交通，实际北京交通部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主持人：杜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旭东：这个问题以前我曾经想过，凡是北京到一定数量汽车不再卖了，原来真这么想过，后来听不少人讲经济发展，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绝对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一旦停下来以后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原来只是想在北京控制，比如说不再卖了，或者停两年卖一次。现在想我们军人不能买车了。

　　主持人：为什么啊？

　　杜旭东：不为什么，就是不让你买了，起码控制很多了，过去我们拿军官证可以买，现在不能买了，首先这件事已经做过了，只不过把我们军人控制了，地方还没有限制。

　　我觉得应该这两年限制限制，有一些车状不是很好的车尽快换一下，两点，一点因为是首都，而且奥运会马上要开，也好看。再一个，车况也好，能够缓解一下堵车的问题。

　　要说从今以后北京不让再买车了，这绝对不可能，因为车本身也在淘汰，那样会慢慢的没车了，那决不可能。

　　但是我还是觉得，到一定程度是必须限制，要不就是分单双号了，但是那不是一个办法。

　　翟忠民：你说的确实是一个办法，有很多人曾经问我这个问题，北京交通瘫了怎么办？包括一些领导都问，像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经多次问过我，其实跟他讲没必要杞人忧天，为什么呢？我们只要保证交通流就瘫不了，比如公共车交通流、自行车交通流。

　　我们现在看到，人在出行之前有一个选择，选择车行方式，人在出行以后又有一个选择，选择出行路线。他在出行之后选择哪个出后路线都选择不通的时候，就出行之前就选择交通方式了。比如我在我们家从来不开车，开车以后从停车楼走到王府井就一公里，我要坐103电车只需要一块钱。可见交通到一定程度都走不通的时候，恐怕大家就要进行理性交通，到那会儿该选择该不该开汽车了。

　　杜旭东：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的嘛，比如说近距离可以走去，再稍微远一点可以骑自行车，再远一点儿坐公交车，这个对一般的人们可能有这个作用，但是一些所谓有点儿身份的人，他不可能去骑着自行车，他要这个脸面，面子工程，宁可他溜达去，走倒没事，自行车那是绝对不行的。大老板，或者知名的人士，或者我们演员，骑一个自行车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坐公共汽车什么的绝对不行，确实有为难的地方，不好露面，但是恰恰这帮人都开车、都有车，一般舍不下那个面子。

　　刚才说的骑自行车还好，还锻炼身体，但是掉不了那个面子，宁可堵着也得开着。

　　主持人：有的专家建议提高汽车使用成本来控制汽车的增长数量，你们觉得这种举动是否合理？

　　杜旭东：不合理。

　　翟忠民：提高成本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提高成本是有条件限制的，你只有在交通都不通的时候才能提高成本，一天24小时都不通吗？不是。比如下班的时候是交通紧张的时候，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费用提高一倍，过了7点降低一倍，就可以了。原来10块钱的过路费，5块钱到家了，何快乐不为了，并每是办法，提高收费是提高交通紧张地方的收费，你愿意出来也可以，你也不是天天都出来，一次两次赶着急事多花点儿钱也无所谓，但是让你天天花这个钱你就不愿意了，通过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节，又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同时在出行的峰值上又错该了，大不了路网均分的问题。

　　提高交通成本是有条件的，限时条件。像新加坡怎么解决好他的交通拥堵，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新加坡的堵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最后实行只要进城就收费，2003年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发现这个取消了，就规定了几条收费，你在高峰时段过一次收一个数目，低峰时候收一个数目，其他的时段不收费。我觉得主要是靠资源配制的问题，经济手段比行政手段好。

　　主持人：你们都出过国吗？你在国外看到交通拥堵的问题，你觉得他们那些国家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翟忠民：我觉得咱们国家跟人家国家完全不一样，咱们国家现在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叫做以人为本。因为在国外来讲他讲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什么人？不是骑车人不是驾驶员，而是自然人和法人，他对自然人和法人来讲也分成守法人和违反人，而不是强者和弱着。

　　我当时去新加坡的时候跟他们昨天，一年酒后开车的工作量有多少，警察笑的说你多少年没来新加坡了？我说10年了，他说难怪，我们1998年就把这个刑罚取消了，我们现在用的是人性化的法律。我们法律明确规定，老人和儿童过马路可以不走人行横道，但是高举右手，所有看到他们都必须停车。我们看新加坡道路上交通秩序井井有条，可是这样的秩序到北京，如果人人都高举右手，车就没法开了。

　　我们恰恰把自己的定位定错了，我们发展中国家用了发达国家的法律，最后的结果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落后20年，因此在这上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外那种法制经济是我们现在社会不太提倡的，我们现在一说和谐社会，又给理解为和谐是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的，我们已经无序了哪儿来的和谐啊，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感觉非常重要，我们真正想追上发达国家，我们道德水平，还有法制水平，都需要提高。通过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过奥运会，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主持人：赵老师再给我们谈谈。

　　赵连成：关键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实际上就是全面素质的问题，从法制观念来讲，有些东西是法律能够制裁的，有些东西靠人的自身素质。站在别的角度上，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上，站集体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包括我刚才举的打手机，别人打手机我很生气，但是在我打手机的时候没想到别人生不生气，所以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国情不一样，国外采取的一些规章制度拿到我们国家有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能不能做到自觉自愿的遵守法规，实际上咱们的交通法有些地方做得很好的，方方面面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不堵车，可是有些人就不理解，遇到问题，好比说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让直行，警察跟路面人没有仇、没有矛盾，为什么不让直行，肯定是有道理的，是经过深刻的研究分析制定出来的东西。所以大家站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很重要。

　　主持人：有些交通拥堵的情况是开车人的素质造成的，这些我们怎么来做？

　　翟忠民：这里不完全是开车人的素质造成的，咱们国家和国外是不完全一样的，国外的拥堵也是有的，但是国外解决拥堵是从提高人的素质开始的，咱们这方面人的素质明显偏低，但是不得不看到素质最低的不是机动车驾驶员，而是行人和骑车人。我们机动车驾驶员当中，有一部分是素质偏低的，这一部分素质偏低主要是这些人在开车过程中总是想占个小便宜，他就没想到他自己违法的结果是侵害了他人的权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一个人打手机后面压一堆车他没有想别人。

　　可是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的出路在哪儿，真正的出路不能靠修路解决问题，因为不管你怎么修你也赶不上发达国家，我们如何遵守好道路交通安全法，都得从自身做起，但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就困难了，因为我们发现中国的教育出现了一大误区，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是应试教育，即使这个孩子博士毕业了，他也是学会了做事情，没有学会做人，就是自觉尊章守法的意识没有建立起来。

　　可是反过来再一看，如果这个孩子一辈子不学开汽车，恐怕他连一次像样的交通安全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很多行人很多骑车人，并不清楚交通安全法是怎么规定的，一问行人你干吗不走人行横道啊，第一句话是汽车不敢撞你。汽车是不敢撞你、也不想撞你，问题是刹车刹不住，不去开车怎么了解这些东西。

　　可是调过头来，恰恰是教育上出现了空白，造成了我们大量的人员这种违法行为的存在。

　　管理上来讲，我觉得基础在教育，应该在教育阶段解决好这些问题，管理的重点要从机动车驾驶员这块转移到行人、骑车人这块，才能把我们的交通搞好。

　　主持人：许多高炉出入口红绿灯、牌照规划不合理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行人、机动车抢道、小车的夹塞、乱停车，都该治一治了吧？

　　翟忠民：咱们严格来讲，先说这个设施用得好不好。设施用得好不好不是说某一群人说而是大家说。咱们看一个现象，比如一个地方没有信号灯，行人说机动车不给让路，我们过不去。你设了，机动车司机又说米设那么多灯干吗。

　　可是换句话讲，我们不设信号灯行人过马路安全吗，因为看这个问题，你方便了一群人就损害了另一个群人的利益，您刚才说的不合理就是一部分人觉得不合理，另外一部分人看着就觉得合理。

　　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在这上边怎么样综合协调考虑，机动车追求的是畅通，行人追求的是安全，实际这个问题可以统一起来，为什么？不是信号灯堵车，是信号红灯堵车，我让你机动车遇到路上你用信号灯，现在信号灯绿波带已经很成熟了，我们把这个技术拿来以后用到这里边，那就需要我们每一个行人要做好。就是机动车断流的时候行人过，行人断流的时候汽车过，实际上道路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可是现在我们经常发现，正好走机动车绿灯的时候行人却愣往里走，这一走就把机动车堵上了，机动车的委屈找谁说。

　　因此现代化，我们交通的高效率、高质量，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高素质，没有高素质这些东西都是空话。

　　杜旭东：确实有的时候一个车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一直红灯老不给绿灯，这种现象很多。

　　翟忠民：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并且还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北京我们要看路网也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路网是棋盘，堵点是棋子。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清华西门有一个路口，那个路口一旦堵死了，去颐和园去不了，去象山温泉去不了，这种路口绝对不能堵死。如果别的路口堵死了都可以让，但是这种路绝对不能堵死。因此就会出现一种现象，我们在道路进行设计的时候，如果上游放得太开了下游就完了。比如，我们要是别的路口放得太通了，中南海路口就堵了，谁都过不去了，如果让中南海路口不堵就得让别的路口承受压力，可是我们欠协调啊，没事把西单路口拓得那么宽干吗啊，西单路口不堵车势必中南海堵车。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不能光考虑一个堵，我们看的是网络点，堵点应该搁在哪里，我们交通主管部门应该事先盘算好，哪个地方堵才能保证哪个地方通，因此提前规划好以后，我们所有的设施、所有的技术都是围绕这个进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车也不用这个办法解决交通的问题。

　　杜旭东：特权车这个我提一下，就像部队这个车，旁边应急的道，凡是从这儿穿的都是白牌子，部队的车确实是没有办法。

　　翟忠民：群体把应急车道戏称八一小道。交通法规定，部队车辆不是我们管理的对象，我们只能抄告，让部队处理。但是我们解放军的人又不像交通警察单有专业队伍来执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加强教育。这里头应该是从什么地方做，应该是从我们部队内部，不是说从法制教育入手，而是从科普教育入手，告诉这些官兵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很多人违法是无意违法，无意违法的原因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用我们的话说无知者无畏。

　　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怕死，说中国人勇敢，为什么说中国人勇敢，就是因为中国人无知。咱们部队的发现了交通安全的教育没有地方这么深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地方安全教育驾驶员要考试去，部队没有这条，部队的安全教育相对松一些，这里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内部解决的是教育，外部是监督，这种监督对部队的监督不能靠部队内部，应该靠社会。

　　大家对解放军有点儿什么事情也都能理解，但是调过头来，解放军的一言一行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解放军带头违法，那损害的可是群众的利益，和我们的党纪军纪可是相矛盾的，因此加强这个上面的教育也是我们部队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赵连成：部队交通法规位于里面处罚跟地方车一样吗？

　　翟忠民：我发现部队往往有时候比地方还严格，我们曾经问过几各总部，处理的结果不一样，其中总政治部说的最严，如果说再这么下去今后就得出台一个部队的法律，是干部一律专业，是士兵一律处理，这个处理可是非常严重的。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2008年奥运会很快就要到来了，作为北京的市民每一个人都应该为首都的交通畅通做出一份力量，请各位嘉宾最后用一句话和我们的网友读者共勉。

　　翟忠民：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杜旭东：其实我也想这么说，但是换一换吧。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安全，也为了自己，希望从我做起，遵守交通法规。

　　赵连成：如果能够做到的话，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尽量多骑自行车、多坐地铁，给大家少造成一些交通拥堵。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搜狐网站给网友和读者做了一次精彩的访问，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交通环境，虽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嘉宾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不可能真正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但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高炉的畅通尽一份心，贡献自己的智慧，出一份力，从我做起。

　　谢谢！

(责任编辑：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