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的下午，王德伦站在被大红地毯与大红绸帘包裹起来的力帆520上市会场中央，等候负责彩排的总指挥向他发出指令。

　　这里的气氛与重庆室外的阴冷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天正式仪式的这个环节上，他将以力帆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登台介绍这款自己参与了设计制造全过程的新车——这也是力帆从摩托车行业跨入轿车制造业的处女之作。总指挥或许知道董事长尹明善对源自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的偏好，所以连那些小提琴手奏出的也是喜气洋洋的民乐。

　　王德伦并不会因为在美国最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工作过几年，就排斥带着泥土气息的中国文化，但在工厂里，他坚持以克莱斯勒的军事化管理对工人们的头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对一切事务他都定出规律，程序化、系统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就连厕所每天用什么类型的清洁剂、在几点钟进行清洗，都没有给清洁工留下自我发挥的余地。

　　尹明善则是在战略的制定上更多地借鉴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比如他自知力帆520还不足以与国际的百年品牌直接对抗，就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城乡结合部为主战场的市场策略。但在管理上，他更倾向于人治的力量。

　　身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尹告诉记者：“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是很难摆脱人治的因素的，无论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企业，它的‘老大’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的。”他还特别强调：“在中国，讨论制度不如讨论人。”

　　但他却请来了最痴迷于以制度管理企业的中国人为他的轿车工厂作了指挥长。这个人就是王德伦。

　　王德伦，51岁的大连工学院博士，他的专业是发动机与变速箱。1995年合家移民加拿大，并就职于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生产线上负责质量。2003年，他把克莱斯勒工厂里差不多所有的岗位都呆遍了以后，决定回国。这是他第二次回国，上一次他差一点去了北京内燃机厂，如果不是第一次去那里报到就遭遇退休工人堵在厂门口要求报销药费的情景，也许他就成了那里的某位副总。

　　这一次再从克莱斯勒回来的他，明白要抓紧时间在国内汽车业做点实事出来。国内汽车业的朋友说，重庆是个有商业底蕴的地方，那里的一些老板很有商业头脑。于是他和从美国通用汽车回来的许绍X加入重庆工学院成为教授。

　　很快就有一位私企的老板找到了他们，这个人就是尹明善。他们也知道这位想造汽车的力帆老总在此前也请过另一位海归的博士，但很快就不欢而散了。王德伦不想耽误时间，第一次见面他们只字不提工资或职位，直截了当地问一件事：“力帆的决心有多大？想不想把车卖到美国去？”他不要待遇，为的是如果不能合作随时退出，同时他也明白，力帆的新车和工厂正是他展现自己智慧的最好载体。

　　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变得比较简单，王德伦当上总指挥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碎了力帆人原来不切实际的造车梦。

　　从各处打探经验的力帆人，原来的想法是请设计公司设计车身；请专业工程研究院设计生产线；请模具公司设计模具；再请专业的人士设计焊接生产线和总装线，然后在总装线的终点等着开车就行了。“我来了这里两年后，力帆再也不会有人这样想了。”王德伦说，“造车是一个系统工程，将一些环节外包给专业公司去做是对的，但是总的系统监控力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得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尹明善很鼓励员工爱厂如家，积极创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但王德伦则要求设计公司在车身和零件的设计中让一切都“状态唯一”，比如一个正方型的零件上绝不会设计4个对称的镙孔，而要设计3个不对称的镙孔，这样，装配工人就绝对不会装错。一辆车几千个零件，都做到这样并不容易。但王德伦说在力帆520这款车上，他相信每一处都是“状态惟一”。

　　我看到的力帆520轿车与半年前比起来，装配工艺有了明显的提高。每一处缝隙都非常平整，开起来的感觉也很舒服，这确实不像刚刚开始造车的工人组装出来的产品。

　　但有些事情却很难“状态惟一”，比如管理。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都喜欢事必躬亲。1月18日下午，尹明善在彩排现场观看了几个小时，对于一些细节，他甚至忍不住跑到台上亲自指挥整改。

　　但王德伦则对记者说，他在编制和改进企业的各种程序文件。以前经常会有人拿着一个报告找到尹明善，说急需采购某种原料多少件，需要批款多少万元云云，但现在他们不会再这样做了，他们已经渐渐习惯去领相关的表格，然后逐个找需要批示的主管签字，最后到了尹明善手上时，他只要看到所有的字都签过了就可以放心地签上大名了。

　　“以前报告满天飞，现在惟一的报告就是申请修改和补充程序文件的报告。”王德伦说，“这就是ISO9000的精髓。美国人研究这个标准时，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标准既适合制造业又适合餐饮或是医疗行业，最后他们很聪明把这个标准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一句话——做你所说的。中国很多企业都通过了这个认证，但并没有做到。而我在力帆做的一切，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先定个程序，然后严格执行。”

　　当然这些程序只针对他以下级别的员工，企业高层仍然可以按他们原来的习惯去做事，但他们会发现，需要自己在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匆忙做决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而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以找到该为此负责任的人，无论公司内部还是与合作单位之间的扯皮事件也大大减少了。这无疑降低了运营的风险。

　　虽然也同意基层员工要有足够的创新和冒险的改革精神，但王德伦认为那是在他们明白如何干好本职工作之后。“白手创业的中国民营企业里，一切都是在一种模糊和灵活的氛围中运作的，要从一个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就要先把他们从散漫的‘游勇’变为有组织的军队。”

　　“因为他们没装过汽车，所以现在不能使用丰田生产方式，而必须是绝对的服从和执行纪律。”王德伦斩钉截铁地说，虽然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

(责任编辑：俞劲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