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任建明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的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中国青年报》2月15日报道)

　　任建明教授此番话很容易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因为中国很多 公务员还买不起私车，所以他们才会滥用公车，因此要让他们都能够买得起私车。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颖，早在公车改革之初，类似“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就屡屡被人提及。与任教授的境遇相仿，这些论调也都招致了公众舆论的一致抨击。

　　实事求是地说，只要“高薪”确实能够“养廉”，对公务员这样一个特殊职业予以特殊的薪酬，应该是可以被理解和接纳的。但是“高薪养廉”这个命题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就在于，相当一部分人都在谨慎地怀疑，“高薪”是否真能“养廉”？事实上，豪贪巨蠹人们见过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与此相反，倒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变得更加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离开了制度的约束，寄希望于“高薪”就能“养廉”，确实殊为不易。从这种角度来看，以“高薪养廉”购买私车来堵塞公车私用的理想，一样很难得以实现。

　　防止公车私用是公车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货币化改革只是为了补贴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硬要把提高公务员工资作为货币化改革的一种“配套设施”的话，难免会让人怀疑，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又在为公务员变相谋取着福利？不滥用公车谋一己之私，这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要假公共财政之手予以额外的奖励？

　　公务员购买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 购车款不应该来源于不滥用公车的奖励；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工资改革不应该脱离当前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如果真的到了所谓“汽车时代”，我想问的是，能够买得起私车的普通老百姓究竟能有几人？在公车滥用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之下，如果“汽车时代”纵横驰骋的都是公务人员的私车，这恐怕是比公车滥用本身更加容易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逼着老百姓在“仇富”之余，还要去“仇官”吗？

(责任编辑：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