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几年前看过一份资料，说是香港上世纪的现在这个年代，道路交通事故率是50%，作者将原因归结为香港当时的汽车保有量没超过5辆，因此汽车在道路上不是强势交通工具，但它却又有伤人之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在过去的2005年，交通死亡人数首次降下10万人大关，计有98738人，47万人受伤，事故45万起，其中卡车造成事故占21%，轿车造成事故占20%，农用车和拖拉机造成事故占10%，摩托车造成事故21%，万车死亡率为7·6人，这个数字在全球仍然居高不下，交管部门和全体驾驶人责任重大。然而，2005年的汽车保有量却大有上涨，2005年中国汽车共生产和销售了570.77万辆和575.82万辆，销售数字说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即汽车保有量增长了575.82万辆，但死亡事故率却有小幅下降。

　　从汽车保有量增长以及非职业驾驶人数量的增长而交通死亡事故率的下降说明，交通安全的管理空间仍然巨大，分析起来，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原因主要为交通违章肇事，此间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违章。机动车即汽车违章的情况比比皆是，一趟出行，公路上的车辆任意变线，越黄线和弯行抢直行道者，随时可见，以至来自世界第一汽车大国的美国人在中国道路上不敢开车，但城市交通令人惧怕的车却被归纳出三种车：一是出租车，出租车为抢乘客随意变线抢道，超前急停，让其他车的驾驶人措手不及；二是警车，警车违章且令人敢怒不敢言；三是军车，军事似乎属于天然的特权阶级。在高速公路上，特权车则让位给重型卡车，由于有超级庞大身躯，巨无霸的卡车一直傲视群雄，卡车不论自酿事故还是秧及其他车辆的事故，都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卡车因故障在高速公路和国道上泊车造成后来车辆追尾的重大事故尤为惨烈。每一次长途旅行，类似事故都可见到。

　　除车与车，车与人之间酿成交通事故外，道路缺陷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如北京八达岭著名的“死亡之谷”，道路设计的错误，带来必然的、无穷无尽的交通事故，这种情况下，无疑必须更改道路，在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交通当局设立的标志“交通事故多发路段”，但是，仅有警示是不够的，那道路必须更改，一次性投入道路更改，比无穷无尽地发生交通事故的成本小得多，况且生命是第一宝贵的，人死了不能复生。在广大乡村，国道已经成为准高速公路，然而，这些国道有穿越村庄而过的，也有从村口而过的，这些路段也多是事故高发路段，没有遂道，没有天桥，也没有红绿灯，往往只有警示的黄灯，每一次穿越公路都是惊险之旅，村庄路段必须设立低速区，可是，现在没有。

　　道路维修区尤如地雷阵，年初我在走运河的摩旅途中，屡屡遇见这种地雷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道路维修不能抢时间及时修好，留下一个块方坑或一条长沟在公路上，好的情况会有警示标志，有些地方却并无警示标志，那哪是什么道路维修，分明是要夺人性命！随着汽车性能的提升，汽车行驶的速度普遍加快，公路标准应该提高和全程保证质量，从整条运河流域来看，山东公路质量最好，山东公路能够达到的质量，其他省份也应该可以达到，但是，诸多省份公路为什么收了养路费又收过路费，而公路（主要是国道）却遍布补丁呢？有些国道上的坑类同天坑！

　　那么，前面所述死亡事故卡车率占了２１％，还有一项是摩托车也占了２１％，很多城市禁止摩托车通行，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摩托车事故率高。但是，在摩托车大国日本的事故率却比较低，日本摩托车产业仅本田一家就贡献了３５亿美元，因此日本政府对摩托车通行未曾限制，近年为扶持摩托车产业，还在高速公路开辟一米线让摩托车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日本对待摩托车的政策与我国相反，我们是采取干脆一禁了事的驼鸟政策，日本是采取提高驾驶者技术的方法降低事故率，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摩托车厂商，积极组织摩托车爱好者进行驾驶训练和道路比赛，以提高驾驶技术，但我国鲜见此类活动，只见到城市的飚车族，如果有这样的摩托车比赛，有固定的场地给他们飚车，北京二环１３分的飚车行动也就可能终止。

　　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汽车跨国公司合作造车，各种先进车型都可以在城市和乡村的道路上见到，但是，在中国的汽车文化发展极端置后，比如汽车和摩托车救援行动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交通管理部门承认，许多交通事故死亡者因抢救不及时而失去生还机会。所以，政府在享受汽车工业带来的高速增长的ＧＤＰ的同时，不可以忘却用车环境的建设。驾驶者的交通违章不能宽恕，但是，不能改进落后的交通管理，创造良好的用行车环境，则是政府交管部门的责任。在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艰辛过程中，我们看到禁止车型，限制行驶，讲究排放十分严格，十分下力气，包括维护出租车公司利益方面等等，而作为第一杀手的交通事故，不作为的地方仍然较多，与车型管制和排量管制相比，交通管理部门更应该将重点放在道路管理方面，尚且不论乡村公路的坎坷崎岖了，即是在北京市的道路上，仍能见到许多坑洼，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即使为建设形象工程也要将道路修理平坦。也许，公共道路的平坦与否，反映出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性的一部分，它是公共道德和行政道德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交通管理可见明显的进步，然而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严重滞后也十分明显，它给中国在进入汽车社会时代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并且对纯粹经济主义倾向提出严厉的叩问：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由此，过去沈阳市的“撞了白撞”和新近山东省提出的“以经济收入为赔偿标准”的神奇交规都可见一斑，天哪，那撞了一个穷人赔一千，撞了一个富人赔一亿，生命不应该如此计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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