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北京现代新车雅绅特在京上市。7月7日，上市仅116天，北京现代宣布降价8000元，降幅几乎达10%。一时激起千层浪，之前购买雅绅特的车主很快被激怒，纷纷指责北京现代“言而无信”，理由是今年3月16日上市当天，北京现代高层领导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表示两年半之内不会降价。8月8日，70名雅绅特车主以涉嫌商业欺诈为名将北京现代告上法庭。幸福小车遭遇“降价门”，究竟是幸福起程，还是烦恼起程？

　　本期《侃价》我们邀请了中国新诺汽车网CEO谢卫列、北京嘉佑律师事务所丁润强和梁固本两位律师，以及中国汽车人网内容总监杨梦笛，和广大网友一起讨论雅绅特降价的危机问题。

　　降价引发车主维权

　　丁润强：3月16日，北京现代在雅绅特上市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价格，搜狐汽车频道也做了网络直播，7.98万的价格一出来让之前已经预订的准车主们一片哗然，比心理价位高一万多块钱。在搜狐汽车的采访中，北京现代总经理说“雅绅特两年半价格不会变化”，正是这句话导致很多消费者认为雅绅特这款车保值时间会相对更长而选择购买。116天后，北京现代通过媒体正式宣布雅绅特降价8000元。很多此前已经买了雅绅特的车主非常气愤，向中消协投诉，但是北京现代给消协的回复是不认为他们做了承诺，拒绝任何赔偿，认为降价对消费者来说是福音而不是灾难。不得已，维权车主被迫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此次总共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位雅绅特车主要跟北京现代对簿公堂。我们北京嘉佑律师事务所为此次维权行动提供全程法律援助。

　　梁固本：在整个案件当中，车主所反映的共性问题是：当初卢总经理的公开讲话对消费者的购买判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车有很多款，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正是由于北京现代的权重人物在公开场合说了这样的肯定话语，大家才坚决买这款车。

　　降价逾越了营销的范畴

　　谢卫列：应该说，雅绅特的降价已经逾越了所谓营销的范畴。第一，在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企业一直有浮躁的心态。其中一方面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合作伙伴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上，而且在企业文化层面上，韩国也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一定的恐惧心态，这也就直接造成了为什么目前北京现代漠视中国消费者权益，甚至有一些不尽情理的承诺。其实，这种冷漠的背后主要是民族心态的反映。

　　第二，韩国企业一向比较注意企业的品质，以韩国现代为例，他们在营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运作。但是，韩国现代这种急躁心态和漠视中国消费者的行径，确实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同一产品在中国市场和欧美市场没有保持同步。比如，韩国现代汽车在美国市场承诺所有的乘用车保修期是10年，但在中国恐怕连两年都做不到。由此可见，他们对欧美市场和对中国市场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实际上是企业战略上的差异，表面上很重视中国市场，实际上还是有所缺失。

　　第三，在合作过程中，北京现代的营销部不在中方合作伙伴即北汽集团的控制之下，而是完全由韩方控制。所以，应该说事件发展到现在的状况，主要问题是由于韩方团队不了解中国市场，不了解中国的法制环境和消费环境的变化，从而造成了目前的这种所谓漠视消费者权益，甚至把消费者和媒体置于企业的对立面。

　　杨梦笛：目前，大多数业界专家和记者都认为是北京现代理亏，因为降价事实是无法控制的，对消费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是客观存在的，厂家之前做了似事而非的承诺，之后对所谓的“误导”也没有进行更正，这就等于默认了媒体的报道。而厂家也确实从这种“误导”中获利了，其实北京现代降价事件是拿企业声誉和市场消费诉求做了一场交易。雅绅特自上市以来，上半年受同期上市的标致206、乐风等同期上市车型的冲击，销量可谓惨淡，这个时候选择降价也是无奈之举，是一种必然的市场行为。只是北京现代没有料到卢总专访时说的一句话会作为把柄被消费者抓住不放。我想经过此事，北京现代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品牌诚信度一定会大打折扣，其品牌挫伤在所难免。

　　现代

　　成为危机事件的赢家？

　　梁固本：这个案子之所以有异议，是因为之前企业老总做出承诺，与后面降价之间形成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给消费者实实在在造成了损害。那么，既然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北京现代必须向降价前购车的消费者进行道歉或者补偿；其次，这个案子最终考量的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如果北京现代这个案子败了或者“胜的一塌糊涂”，那么以后所有人都会抓住中国这方面的法律漏洞。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大市场和骗子合法横行的国家，所以这个案子应该引起许多法律界专家学者和国家整个经济学界层面的重视。

　　谢卫列：对于买了车的消费者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种考量，他们的权益能不能得到维护，这是为中国司法体制提出明确的问题。实际上这件事是对中国的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的一种公信力的考验，能不能真正站在改革开放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真正把自己的法律缺失通过某些案件推动往前走，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我觉得这个案件本身到目前为止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同时，这也是对政府公信力在投信任票，通过诉讼维权这样一个过程，为更多的消费者树立维护合法权益的榜样。同样作为企业行为，应该使消费者的诉求得到支持理解。比如，此前东风标致307( 报价; 图片)上市时承诺不降价，后来降了一万块钱，他们就6000位车主赔了钱。说到底，这是两种不同的企业道德观念所体现出的不同的企业选择。

　　丁润强：首先从法律的基本原则来分析，无论是《宪法》、《民法通则》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是其基本原则。同样，这条原则也可以应用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其次，从涉及到的具体条款来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9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虚假宣传，一个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这两者都是不允许的。卢载万先生接受记者的专访显然是一种宣传行为。如果说北京现代承认我确实说过这个话，那么他就是虚假宣传；如果卢载万先生说我没说过，而是外界曲解了我的意思，那么这显然就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杨梦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是针对中国法律体制提出的问题。对此事的影响，其重要意义不在于能给车市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也不在于能带给其它企业多么大的警示，而在于对立法完善的意义，包括对“汽车是否属于消费品”等问题，都希望以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立法关注。我想这远比这件事情本身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来得更为深远。

　　降价后消费者的反应

　　丁润强：端木占军是这次维权车主召集人之一，他原来力挺雅绅特，并且驾驶雅绅特去西藏，发了很多贴子来赞美雅绅特的车性。雅绅特突然降价，给端木的心理伤害很大。所有前期以高价购买雅绅特汽车的消费者都是北京现代最忠诚最可贵的客户，应该值得去重视。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伤害。

　　梁固本：消费者的心态首先是愤怒，第二就是无奈甚至感觉到无助。法律制度的好坏先进与否不是看有多么好的形式的立法，有多么完善全面具体的法律条款，关键是看能不能让生效的法律得到快速、准确、高效率的运行，成功解决实际问题。最好的制度是要有健康的生命力的，法律制订出来一定要依法办事。

　　杨梦笛：我也采访过端木占军，我曾问他，如果法院判决的的最终结果达不到他们的心理预期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事实上他们只是希望厂家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说法。他们的维权过程是一种快乐的维权，很多不同地方的车友之间互相联络有了感情。如果结果不乐观，他们也会继续他们的维权行动，他们将会有第二拨甚至第三拨的车主继续上诉。

　　判决结果对现代的影响

　　谢卫列：实际上现代在道义方面已经输了，而在这个案件上北京现代也能给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其它国家企业的品牌提供一个反面的案例，让更多的企业和中国消费者迅速成长。

　　丁润强：消费者已经在道德层面获得了胜利，从北京现代接下来的营销策略当中也获得了胜利，因为北京现代不得不改变降价的策略，改明降为暗降，原来都是大张旗鼓的宣传，自从我们维权之后，他们采用暗降的方式，不敢再大张旗鼓宣传降价，这是消费者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梁固本：发展到这一步，北京现代根本不可能赢。我们启动了诉讼程序，不排除和解的可能，如果以高姿态的方式走出来面对面把以前的这种行为再做一个负责任的表述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赢的局面。北京现代可能输掉了一笔赔偿金，但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赢得了整个市场的未来。

　　杨梦笛：不管这场官司北京现代是输是赢，它都应该做出深刻的反思，如果能够解决好这个棘手问题，也许对北京现代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契机，否则今后要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客户信任度的问题。

　　谢卫列：北京现代如果不打破“诚信门”危机的话，将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雅绅特车主的维权行动是值得媒体尊重的，同样，这些维权消费者所面对的媒体也是有责任的媒体，我们将会承担起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我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支持以端木为代表的这批消费者，在他们背后不仅仅是一百位消费者，而是五千万到一个亿未来的消费者。

　　嘉宾建议

　　丁润强：希望北京现代能够认真学习八荣八耻，这其中关键的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是任何的调侃。

　　梁固本：北京现代能承担起多大的责任才能获得多大的权益；推卸责任，必然连同人心一同推开，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杨梦笛：我坚决支持消费者。每个企业，上至高层，下至销售人员都应该为企业的言行负责，为其品牌建设负责任，北京现代也不例外。官司输赢不是关键，企业的公信力一旦丧失，那才是一个企业最大的悲哀。

(责任编辑：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