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方能自强

　　上述道德风险随政府层次和东道国政制而异。由于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地方性政客则无需顾及国家外交利益，因此，中央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而东道国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东道国政制。

　　假如其它条件相同，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地方性政客更重视当地民意（无论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狭隘），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较高；在地方政府首脑实行任命制的国家，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乌纱帽效应”相对强硬，地方性政客盲目迎合当地民意的内在动机也相对较弱，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相应较低。俄罗斯剧变之后一度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领导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地方领导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础而与联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典型如90年代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就在中俄划界、经济改革路线等问题上屡屡与叶利钦政府相左，也多次针对华商发起不友好行动。

　　有鉴于此，为了降低政治性风险，在选择投资东道国的时候，其它条件相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对较优。

　　其次，我国企业在决定赴海外投资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投资目的。我们把“自力更生”这4个字忘记得太久了，只想着花钱收买、引进技术，却没有真正沉下心来自主开发的决心。

　　结果，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还远远称不上贸易强国，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率低下是中国企业普遍的顽症。

　　即使到了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投向了他们自以为的捷径——收购，不少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收购发达国家知名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上述无形资产，突破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TCL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到海尔竞购美泰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冲动。

　　当然，我们现在资金确实比以前充裕得多了，可以把人家整家工厂收买下来，然后把技术转到国内，问题是这样做虽然在法律上并无问题，但以一个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买主身份这么干，肯定要被被收购外国企业的工人们认为是砸他们的饭碗，他们反抗是必然的，只不过反抗的形式有消极和积极之分罢了。

　　这次双龙工人罢工，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要求上汽停止技术转移计划，声称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双龙的问题，也会对韩国的整个汽车业造成伤害。韩国时报引述一位工会领导人的话说：“双龙的研究人员过去就在现代、大宇汽车公司工作，是他们创建了双龙。我们的技术就是韩国汽车行业的核心技术的组成部分。”除非我们以一个技术水平总体领先的买家形象出现，这种风险才会大大降低。

　　归根结底，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涉及军用的高技术转让（如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勒令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中国企业自己不能在技术开发和品牌等方面形成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他们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研究开发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如意算盘最终多半会落空，徒然让安排这些并购的中介机构大发横财而已。TCL的阿尔卡特项目迄今相当失败，联想经营原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前景也未必有多么好，更令人欣赏的是华为、中兴等公司坚持依靠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经营道路。

　　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企业与国家一样只有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才能建立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即使可以通过海外收购取得部分技术，我们自己还是要在事前积累足够的自有、自主开发技术；而在从海外被收购企业向国内转移技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根据该国的情况决定转移步伐的快慢，以免制造风险。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余建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