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论坛期间，错峰上下班这一临时制度对于缓解北京交通拥堵功不可没，论坛结束后，北京市交委表示，错峰上下班有望长期实行（据昨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从交通管理科学的角度讲，错峰上下班制度有利于使交通流量在空间或时间上均匀分布，避免形成交通高峰。道理是如此明了，因此，错峰上下班的有望“长期化”引来了无数叫好声。

　　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对错峰上下班的负面效应也必须慎重对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政府部门提前上班，提前下班，公民或企业去这里办事将很不便———公民或企业休息时，政府在工作，公民或企业工作时，政府却休息了。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提前上下班，或者推迟上下班，那也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这些不便不仅包括与政府、法院打交道，与银行、邮政等公共服务性行业以及其他企业打交道都会出现困难。从宏观的角度看，错峰上下班对于一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会造成影响，因为经济、生活运作规律不能协调一制，沟通、合作起来肯定不容易。

　　可见，一个社会之所以形成比较统一的作息时间，那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息时间愈统一，那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重叠工作时间就愈多，相互交流、合作、开展业务的效率就愈高。因此，错峰上下班是需要慎重施行的。我们不仅要看到错峰上下班减少交通成本的一面，更要看到其增加社会成本的另一面。出于这种考虑，今年初，上海也曾热议“错时上下班制度”，但最终没能实行。当时就有专家更提出错峰上下班还会给人际间的交往带来不便，减少家庭成员交流的机会和团聚时间，这些对社会和家庭具体有多大负面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当然，从北京交通的特殊情况出发，错峰上下班也是破解拥堵的一个选择，但不可操之过急，要经过长期和细致的评估调研方能进行。必须保证上下班虽错时，但政府以及诸多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不“打折”，把错峰上下班对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此外，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与政府机关不同，政府不宜干预其内部管理，所以让企业实行错峰上下班，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命令，需要人大立法给政府授权。

　　我建议，北京若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应该循序渐进，控制好范围。对于企业，应该充分尊重其意愿，不可用行政强制和“一刀切”。对于服务部门，应该区别对待，像银行、邮政、水电等显然不应该错时，但对学校可以考虑，和国外城市相比，北京中小学上学时间明显过早，并且中小学生上学的时间很容易赶上交通早高峰，所以，推迟上学时间，既可减低交通高峰人流量，又可保证孩子的休息。当然上学时间的推迟，给家长送孩子上学造成不便，此时，校车的建设需要跟上。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一些不承担具体公共服务或对外联系较少的部门，可以考虑错时，但与公众生活联系紧密的职能部门不宜错时，不仅如此，这些职能部门还要为那些错峰上下班的单位着想，延长服务时间，改进服务的方式。如此，方能兼顾交通成本和社会成本，保证错时上下班的措施发挥最大效率。

(责任编辑：马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