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三十三个昼夜

　　当晚我在宿舍用铅笔草草勾画了一个速写的造型设计方案，第二天一早我到车身科的“雕塑室”（即以后的“造型室”）上班。我把前一天晚上勾画的草图画成大幅效果图，后来自己又出了另一个方案。组内已经有四名造型设计师，每个人都拿出两个方案。全组一共画了十个方案。

　　随后，画好的效果图全部放在设计处的圆柱大厅（设计处的礼堂）展出。经过全厂有关人士参观评选， 我的第一个方案被选中。然后就把这张效果图放在雕塑1∶1油泥模型的平台上，按此图做模型的各部。油泥模型的雕塑本来应当由雕塑室的专业人员来雕制，但是这样只由几个人来雕塑1∶1的大模型，时间要花费一个多月，在这样的任务下是没有可能的。

　　结果决定采用“人海战术”，由各部门派代表当雕塑工，我和雕塑室的其他四个人负责修改和最后加工。在雕塑平台上模型周围，人挨着人站着雕塑。由于来参加敲油泥模型的人根本没有干过这种工作，他们只能边问边做，这样把我们五个专业人员忙得手足无措。

　　连续干了三天，整个模型居然完成了，虽然这个模型的精确程度与外国汽车设计单位所雕塑的全尺寸油泥无法相比，但是在我们的工人面前它可以当作制造车身零件时取样板的根据。

　　全部试制的任务并不是完全由上级分派下来的，厂领导决定组织一次“庙会”形式的展览，把所有的试制零件摆开。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自己承担某一项任务，然后自己写下“军令状”，把任务拿走，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拿到的任务，自己领料设法加工，待按期完成后送交检验，经检验合格后验收。

　　在这样的运动后面包含的是极伟大的思想支撑，所有介入者不图名、不图利，自己出劳动还要负担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事业。虽然表面上似乎不是秩序井然，但是这种行动是热爱国家事业的壮举。可作后人的榜样，直至今日它仍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它的物质价值。

　　当时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有一辆可供参考的样车。它是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帝国牌”（Imperial）轿车，南斯拉夫大使馆使用过的卖给中国信托公司，后由人民日报社买去，为每天清晨把当天人民日报的纸型快速运往飞机场用的。当他们得知我们要为中央领导人设计自己的高级轿车时，他们表现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立即把这辆洋车卖给了一汽作为样车。

　　当时全部工作的难点之一是发动机的制造。我们所仿制的样机是V-8发动机，V-8型的缸体铸造工艺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就技术而论，我们根本没有实力掌握这种复杂的工艺。但是我们用了大量的试验性试制，用百里挑一的筛选法，付出艰苦的代价，终于把当时汽车工业铸造工艺高点攻克。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得不偿失，没有意义。”但是在世界科学实验的历史里哪一伟大成就不是经过痛苦的付出后才成功的？我们当时所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台发动机的技术问题，而是在我们的信念中树立一种崇高的自信心。

　　车身的制造方法更较原始，所有的冲压件都没有成套模具，只能用小炉匠的生产方法。复杂的大覆盖件，只能先做一个木胎，把薄钢板用手锤，一锤一锤地敲成形，不平的地方再用锉刀磨平。

　　如果我们只讲求技术和工艺，就不能不把我们的做法看成是愚蠢。而当我们创造出有历史意义的产品时才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价值。

　　经过30天的日日夜夜连续作战，我们的“红旗”样车终于成形，当工具分厂试制工段把完成的车身吊装到底盘上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紧张地屏息注目，看着车身徐徐平稳地落在大梁上而无任何碰撞干涉时，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到：“成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满意的笑容。

　　8月1日是报捷的时间，我们在厂区搭起报捷台。但是谁也没想到，样车变速箱此时却挂不上挡了。这时厂长和书记决定：有问题决不报捷，修理好再去报捷，决不弄虚作假。于是从这一刻起，郭厂长和王少林同志在现场督战，集中力量查找原因，彻底修理。这样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工人三班倒，而两位领导人不离现场。直到8月3日样车正常运行，才决定开赴报捷台。这时两位领导人的形象和在战壕里爬出来的士兵一样。眼睛通红，嗓子沙哑不成声。但是群众对他们的真实感情是出自内心的敬佩。经过33昼夜的奋战，我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诞生了。

　　为了表现我们的胜利，在车头前部用红绸装饰，好似中国古代考上的状元，身上“十字披红”，十分神气。

　　我们胜利了，我们干了前人所没有干出来的高级轿车。我们所得到的最大成绩不是工业技术上的成就，而更珍贵的是我们思想里的志气和勇气。如何看待“难”字，和怎样对待“难”字。就是这一点在不同世界观的人之间其结果也完全是不同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今日的条件下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历史证明，事业的成功不一定是出自顺利的条件，而往往经历曲折和坎坷。我们的成功靠的是我们的志气和我们的勇气。

(责任编辑：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