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来——CA72的诞生

　　第一辆样车报捷之后，我们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厂党委研究情况以后，决定全部设计试制工作按部就班地从头来，按世界上正规的汽车设计工作程序，一步不少地重新设计。郭厂长说：“我们应当在正常的轨道上，加速运行！”这句话的意义很深刻，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按科学和常规的方法来做，不违背科学规律；但是我们不能用习惯的速度运行，而是要打破常规的速度进行工作，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现在我们仔细想一想，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这一思想是多么可贵呀！

　　于是我们工作一切从零开始。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我们所有的同志对于自己的工作都心中有数了，虽然只是一次的实践。

　　每个人对于自己设计的内容都准备好一套新的想法。

　　我们雕塑全尺寸油泥模型时所需要的油泥只能靠我们自己去配制、熬炼。那是艰苦的工作，我们全体设计处的同志都轮班去熬油泥，没有任何奖励待遇，全凭大家的政治热情。

　　造型完了之后按常规，车身图纸由结构组的同志来测绘制。

　　造型组的人员虽然五分之四不是学机械的，只是稍知一些制图知识。他们也勇敢地接受了任务，画他们负责造型部分的产品图。虽然就他们的能力来讲是不具备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是完全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

　　在这次开始做模型的时候，北京方面来人看了我们的初步设想，提出一些要求。例如，车身后门应向前开，为的是使乘坐的领导人下车时不必弯腰低头。因为许多外交场合有的记者专抢拍乘车的领导人的尴尬像；后座的头部空间一定要宽余；后座椅不可太软，以防年长者坐下去以后不容易站起来；后窗不要使乘车者过分暴露，以保安全，等等。当然这些要求可能导致造型上的呆板，不符合美学上的要求，但是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思想上很明确：这个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央领导人乘坐，使用上的要求是第一位的，主要矛盾是功能，不能牺牲功能迁就美观。现在我们回忆起这些思想仍旧是现代我们产品设计的重要思想准则。

　　那时我们在设计处楼下的车间里雕塑油泥模型的地方很冷，工作时间一长，手脚僵硬、疼痛。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表现畏缩，直到如期完成任务。

　　模型完成之后，开始从模型上取样板，绘制主图板。当时我们的主图板是平放的，画曲线时得跪在图板上，弯着身躯，脸朝下，这样画一天每个人的脸都肿了起来。可见工作的艰辛。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开始，除两顿饭的时间外全部是工作时间。晚上下班没有固定时间，一般总得到晚上十点以后才离开。尽管这样，我们每个人并没有感觉压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要为国家争光的信念。

　　在试制中，每一次对车身的外形都有很多的改变。每一次的编号后面都加有“-E”，表示的是，“第几次试验（Experimental）”。例如，“CA-72-2E”。

　　在CA-72-4E上的水箱面罩为横格，这种构思是当时北京汽车局负责人之一、原机械局局长郭栋才同志给我提出的建议，一汽的王少林副厂长也同意这种想法。但后来郭厂长表示应当仍采用原来的扇面条纹为好。

　　这样的工作形式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9月，经过四次的试制样车终于制成CA-72的定型车。在定型时必须制做主模型，直到那时我和郭厂长之间对后顶盖转角处的造型仍持有不同意见，他主张顶盖转角要圆滑地向下溜去，而我认为这一部分正是后座的头部空间，不应向下压低，并且这样的圆滑向下溜的形式缺乏挺拔感，失去威严的气势。我们两个人争执不下直到木质主模型制成，他看了许久，用手拍着顶盖的转角处，说：“我还是对这里看着不顺眼！”我没有正面和他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郑重地对我说：“这事是你负责，你说了算！”

　　这一小段故事表现了郭厂长的管理水平、人格气质和思想的原则性。他身为一汽的总工程师兼副厂长，而我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技术员。我们两人之间的争论，他丝毫不以自己的职务、地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严格地尊重别人的意见，认为谁负责这项工作，谁就应当有权利做出决定。我们今天想一下：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景仰和学习！

　　关于红旗牌轿车的标志还有一段小的插曲。“红旗”的命名根据是表示这种车是专门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使用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世界上，象征社会主义的典型形象就是红旗。所以为国家领导人乘坐的车必然应以“红旗”命名。关于标志上“红旗”字样是我从《红旗》杂志的封面上的毛主席亲笔题词，用笔描下来的。经过领导的同意，正式采用。

　　后来在后标志设计时，红旗两个字的周围由陶本光同志设计了一个边框。这个边框后来在不同的车上又有多次的变化与更改。而毛主席题字的“红旗”二字延用到现在没有改动。我认为，这一点就是我们对“红旗”含义的尊重与爱戴的表现。

　　CA-72定型后，第一批生产10辆正式产品，由生产处处长范恒光专程送往北京。当时对CA-72车身的油漆颜色方案还没有确定，我们曾试验红、蓝、绿、黑等车身颜色，但最后北京方面的意见是全部都要黑色。因为“红旗”车是国家领导人乘坐、用于政治活动场合，要求以严肃为好。由于这个意见，此后生产的“红旗”车身一直都是黑色的。

　　在第一批车生产之前，另外生产了一辆样车，车身为绿色，这辆车用作道路试验。有一天设计处把这辆车开到南岭体育场，叫摄影师邱海源同志拍照。他好意地叫我站在这辆车前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保留至今。

　　第一批CA-72在北京使用反映良好，但是据我所知我所负责设计的车轮装饰罩部分出了问题，有一次一辆CA-72在北京长安街上行驶，一个车轮装饰罩脱落，轮罩飞滚到路边一辆三轮车上，打在一位孕妇身上，致使这位孕妇堕胎，造成事故。厂里决定叫我重新设计车轮装饰罩的固定弹簧。

　　后来，北京和其他地方反映了不少各类程度不同的质量问题。厂内决定对不同的质量问题分类，成立十八个专题、专项的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均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对质量问题逐个研究解决，直到完成后由上级验收。经过约两年时间这些质量问题全部解决。

　　事实证明，任何被认为是技术上十分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一丝不苟地去克服、解决，那么最终是没有解决不了的，这一点可以认为是我们在今日科学技术工作中应当坚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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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汽车

(责任编辑：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