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我不是传统型或教授型领导人

　　主持人：能不能谈谈你自己？有人说你是教授型、传统型，这些评价如何？

　　安庆衡：谁都可以评价别人，怎么评价是他们个人的权利，但总体我感觉媒体的朋友对我都是不错的，都很友好。

　　我知道有人说我是教授型，一方面是说我的知识，一方面可能是说我处事太沉稳，不够铁腕，这确实是我的不足。有人说我是传统型，恐怕不太确切。“传统”翻译一下就是一方面按规矩办事、不乱来，一方面有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按老办法办事的意思。如果真是那样，北京汽车这几年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但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问题方法不一样，我这个人有时太追求完美，太追求按规则，做决定前，总要把问题提够，想清楚，绝不把大话说在前头，做决定就显得慢了一点。但我决心要办的事是一定要办成的，这种做事方式属于什么类型，我也不清楚。

　　我这个人确实是有好多弱点，譬如不止一个领导说过我，公关能力差，这使得不少工作推进起来慢得多。

　　我这个人心又太软，替别人、替下属想得多一些，有时也影响决策速度。

　　主持人：那你的优势在哪呢？

　  安庆衡：优势我还是有一点的：

　　（1）由于我的技术背景，由于我几十年在汽车行业从最基层做工人摇摇把开始做到北汽董事长的经历使我的知识还算全面，这在考虑分析问题时累了点，但对担任领导工作把握方向是有利的。外国公司的部分人员，他们知识面比较窄，干起事来效率比较低，他们也很欣赏中方领导人的这方面的优势。

　　（2）我受党教育多年，在国企工作多年，所以对国企改革认识还是较深的，有了这些基础对创建福田公司、对后来领导北京汽车其他国企的调整重组十分有帮助。

　　（3）由于多年来和国内外汽车界等接触，使我对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趋势较为了解，应该说我是一个long term的人，是一个战略型的人，没有这样的基础，在逆境下下决心搞现代、搞奔驰、提出并实现北京汽车“三年大变样”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能的。

　　（4）多年和西方大企业的接触、谈判，使得我对西方文化、西方的政治经济有所了解，加上这些年没停止地学习，业务上、语言上有些条件,和西方国家的人员交往、谈判起来还是有点优势的。

　　我在汽车行业工作38年，有人说我挺顺利，有人说我挺坎坷，我也说不明白到底是顺利还是坎坷，我只是说我努力了，做一些事情也是挺执着的，最后一些事搞成了，也有不少事不理想，只能等后人去做了。

　　但我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的事业划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顺便我要说一说：我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不是一个人干的，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都是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干的。另外，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何况社会在不断进步。

　　很多事干得是好是坏，一时还很难说，对一些问题的判断现在的认识和将来的认识可能不一样。

　　对一些问题的评价和事物的本身也不一定吻合，包括自己对自身的认识也不一定对，都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我曾经说过：请大家不一定去过多的点评过去,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主持人：你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北京现代项目和北京奔驰项目谈判的一些情况？

　　安庆衡：当然可以，但不是今天，一些事也需要回顾和总结，找机会谈吧，有些事还是很有意思的。

(责任编辑：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