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汽车市场发展速度快，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了市场规律。”日前，江淮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左延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认为中国出现‘汽车热’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的生产空间和较高的利润水平。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交钱等车’、‘交易价高于厂家公布市场价’就与有效的生产空间有关。较高的利润水平又诱使各地的汽车生产项目‘钻山打洞、借桥过河’一哄而上。”

　　左延安告诉记者，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也确实培育了一批有相当竞争能力的企业，包括一些地方国有企业。但汽车行业不能过度竞争，也不能过度保护。过度保护，会造成无序竞争；而过度竞争，则造成资源浪费。“汽车热”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和有效的调控进行控制，并解决目前汽车工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资源配置要靠市场和政府同时发力。

　　左延安表示，对于中国的汽车行业来讲，无论是“3＋9”，还是“3＋X”，政府都应该考虑给它们同等的机会和竞争的资源，让“X”也更好地、公平地参与世界竞争。他举例道，现在有一两个民营汽车企业进来“搅局”也不一定是坏事，这可增加汽车市场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他却不赞成有更多的新进入者。他认为：“中国的汽车生产‘层面’比较复杂，但‘一汽’入主‘天汽’、‘上汽’入主安徽奇瑞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的汽车市场的确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现阶段靠少数汽车企业的产品是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经济需求的。中国的汽车发展历史证明，过多的保护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不利。怎样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才是关键。而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搞好现有存量的整合，优化增量。”

　　按照左延安的表述，中国汽车市场的潜力和容量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大，有效的空间和供给诱使竞争者不断介入。中国目前的汽车产业政策应该给予一定规模的企业平等的机会。原因在于一汽、上汽、东风三大集团从资本、人力、技术等都趋于多元化、复杂化，但以安凯为例的绝大多数汽车企业的资本都是国有，且大多是自主品牌。处于第二层次的一些企业往往有一些后发优势，政府应该考虑适当倾斜，以此提高资源的配置程度。

　　“公平的市场竞争实质上是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水准问题。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已经通过，我对此充满信心。”左延安继续说道：“实际上，去年在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已经有了一些说法，比如清理税费、清理规费等等；在市场的统一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前一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再一个，舆论导向有明显的变化，鼓励私人消费，鼓励信贷消费，如果没有信贷方面的支持，去年轿车市场的井喷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汽车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政府只要把市场环境搞好，这个产业就能够健康发展。”

　　在谈到中国的汽车产业结构该如何进行调整时，左延安表示：“在调整中，应主要考虑各个地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看哪个地区做哪种产业更合适。而国内的汽车企业却绝大多数在沿海，生产成本太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也是一种竞争力。总有一天，在汽车产业的利润一分钱一分钱数的时候，当汽车不再像目前这样获取高利润时，这种优势将更加显现出来。国家新一轮优化产业的布局和规划中，应重点考虑生产要素的优势和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安徽为例。安徽虽然位居中部而非沿海地带，但在发展汽车等加工业方面却有独特的比较优势。一是人力资源丰富，合肥是一个科教城，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都为安徽的汽车人才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更多优势，在机械、汽车领域人才众多，全省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有很高的“素质工资比”；其次，中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而且便宜，沿海地区的地价起码是中部地区的4至5倍；第三，地理位置、交通环境也比较好，承东启西，南北居中，加上许多企业的自主开发科研意识比较强，往往有后发优势。四是研发资源，由于重视知识经济和IT工业的发展，使得获取技术的成本也较低。因此，汽车业的整个产业布局应该考虑如何发挥区域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