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过程中，不少常委对有关方面提出的限制私人汽车发展的设想，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收取汽车牌照费不过是简单的经济措施，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委员们的这些意见，与近期见诸报端的许多专家学者的思路非常接近，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也显示出对科学的尊重。

　　交通拥堵是北京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政府部门积极想办法打通这个瓶颈，是急社会所急的表现，是一种有效的“作为”。不过，对于北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言，任何一个公共问题的解决，都面临复杂的权衡和取舍，涉及到效益、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政府部门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的时候，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并以科学的方式和合法的程序进行。盲目的决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未经充分论证的决策，又违背了民主的本义。

　　目前，在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头疼医头、急功近利。北京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拥堵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长时期以来许多因素累积起来而形成的。私人汽车发展过快，看上去是最直接的“肇事者”，但是，道路建设的不合理、城市功能布局的不完善、交通管理的观念及技术滞后，却是更为深层次的、很可能还是更重要的原因。最直观的佐证就是，在私人汽车远未发育的1984年、1996年，就发生了两次大拥堵。所以，只看到了非典之后私人汽车数量激增的这个诱因，就要把刀切在私人汽车这个节点上，未免失之简单和理想化。私人汽车到底要不要限制，如何限制，既关系到群众生活，又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综合论证的问题，决不可以草率定夺。

　　第二个明显的误区是泛道德化倾向。在目前关于交通拥堵的讨论中，症结剖析与道德谴责经常混淆在一起，很不利于问题的完满解决。比如，“畅通工程”的权威、东南大学王炜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数量庞大的自行车是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于是乎，很多人就以为王炜是把交通拥堵的责任推到了骑自行车的人身上，以至于大为不满，很显然，这是对王炜教授的极大误解。指出自行车对交通的负面影响，只是对交通工具的选择进行利弊分析，并不关乎道德评价，大可不必扯到所谓的人权上去，扯得太远，只能把问题复杂化。还有一个例子，一位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就是鼓励“有钱有势”的人侵占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个说法同样也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位学者显然并不了解，北京市不少私人汽车尤其是微型车，都是由工薪阶层购买和使用的，他们非但不是所谓“有钱有势”的人，还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如果对私人汽车抱有种种道德方面的偏见，注定不可能以理智的态度去分析问题的根源，当然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