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还只是在政府设想阶段的“利用高收费限制私车”方案，24日在北京引发了众多评论。其中，批评声占了网上评论的多数。

　　引起广泛谈论的这个话题，是北京市交通委主任赵文芝向部分市人大代表汇报的“应对交通拥堵的十大措施”。其中，“未来几年，设想征收小汽车牌照费、道路拥挤费，从而引导和限制私车的使用”，成了评论的焦点。

　　截至今晚9点，新浪网上的评论有87页1700多条。反对的意见集中在下面几个主题上———

　　“最该限制的是公车私用。上下班高峰，城市交通本就拥挤。可有些单位，凡是官就配公车，到了节假日更成了私有财产。如此状况，只限制私车，不公平。”

　　“北京堵车，到底是交通管理水平的原因，还是车太多？”

　　“私车一直被认为是这几年拉动内需的功臣。可汽车厂商刚刚通过降价培育的市场，看来又要被这些收费找齐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博士评论说：“出现这么多民间声音，对北京‘限私车’政策的完善是件好事。政府应该在政策正式出台前，建立便利的沟通渠道，倾听不同阶层公众的声音。”

　　他说：“只有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出台的公共政策，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科学决策的程序，必定要在制度上保证公众意见传递的畅通。”

　　公开的新闻说，北京市交通委主任表示，“这十大措施作为市政府办理代表议案专项报告的内容，下月将提交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

　　“我们一些公共政策实施后，常常受到批评和攻击，就是因为当初决策程序不科学。”这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邓国胜博士说，他不是有车族，也不是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专家。但是，他认为，北京“限私车”政策的出台需要谨慎，“至少出台前需要举办一个听证会，让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公共政策出台的基本过程应该这样：首先有科学而独立的调研，找到造成北京交通“堵车”的根本原因；磋商出解决方案后，要有充分的征求民意的时间和程序。

　　这位学者说：“那些受到公众激烈批评的公共政策，往往是制定过程中有问题———因为某方面出了问题，几个政研室的人接到任务便凑到一起，听听部门意见，就算完成了征求民意的程序。这样的调查结果自然不严谨。这样出台的政策，公众自然不满意。”

　　邓国胜说：“网上对限私车政策不满的，是一种声音；可能在网下，对限私车政策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我们都该重视。虽然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只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多元的声音需要沟通渠道传递到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