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奔驰风波后 媒体应当三省吾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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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嘈切切错杂弹,大锤小棒落奔驰",随着武汉动物园内第二辆大奔驰被砸成"事故车",我想这场风波的内涵显然发生了逆转--野生动物园里的非理性行为使有关奔驰质量的纠纷,演绎成一场令人莫明惊诧的黑色幽默,使全国6万多位奔驰车的车主,以及触及质量纠纷的十几位车主都间接或直接卷入了又一轮的旋涡。或许这场黑色幽默正说明中国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与"世贸"接轨的前过度期内不可回避的"风嘈"--"世贸"的国际惯例与中国滞后的法规之间的误差,中国消费者群面对国外成熟理性的消费氛围所表现出的期望值落差,张扬浮躁--中国当今社会各阶层的"流感",让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成功人士也无一例外地感了冒,其实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工薪族、平民阶层似乎更同情三菱帕杰罗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比如陆慧,而对眼下沸沸扬扬的大奔车主们这些当地强势群体并不感冒,尽管他们也有令人同情的地方,尽管奔驰在售后服务方面存在"瑕疵"。
回顾"砸奔"事件,我想首先引用《北京青年报》一向仗义执言的孔文清一句精辟的结语:"今天砸的是奔驰,明天砸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这句话我个人认为可以作为"3·15"之后回顾"砸奔"事件的概括。在砸奔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应当引起我们冷却后的反思,我们似乎充当了本不应该扮演的裁判员的角色,其中不乏浑水摸鱼的"黑哨"。搬起媒体这个无冕之王的王冠,砸着了企业、也砸中了自己的脚根……
在这一事件中我个人认为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外地媒体炒作多,中央媒体跟风少,非汽车专业媒体炒作多;专业媒体跟进少;法律界人士表态多,汽车业界人士表露少。
首先各地媒体的炒作,一方面固然有维护本地消费者权益的舆论导向功能,另一方面可能是采编环节的不成熟,造成单方面、情绪化的表述过多,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客观真实、全面、准确的角度,转变为裁判员的角色错位,促使一场有理有节的维权成为一场为促发行而煎炒烹炸的市井饭店后谈资,无形中贬低了这场维权风波的社会意义,看上去像是一群"娱记"围着影视明星搞八卦新闻。中央媒体的冷处理与外地媒体的热处理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我个人了解,中央媒体之所以不跟风,其中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他们更愿意站在更深或更高的层面探求这场风波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非理性地无端砸坏第二辆大奔之后,不少圈内人士私下纷纷表示幸亏没有跟风炒作,否则非成业内的黑色幽默不可;与1997年有关风波乍起时相比,中央媒体更显得成熟和理性,毕竟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能在中国刚跨入"世贸"的门槛时,误导舆论,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砸奔"风波中外地非汽车专业媒体显然有其自身的导向性--促发行,促收视率,尤其是社会新闻类和经济新闻类中小媒体,出于同业竞争的背景,不遗余力地"放大样",其实,这些媒体的砸奔力度要远甚于个体户炫耀似的砸奔影响,尤其是第二辆大奔被砸,使媒体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一下褪变为苍白无力的文字符号,正是媒体非理性的推波助澜,才会促进第二场真正悲剧的发生,而恰是第二辆大奔被砸,也使十数名奔驰车主的维权看上去更像一场秀,媒体的短视行为实际上促成正常的维权演变成为了再度吸引受众目光而做出的非理性、炫耀财富、讲"义气"的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媒体将这些社会精英硬推上一个尴尬的露台。凡是上过学的人都忘不了历史上闭关锁国中那些砸"洋捞儿"的义和拳民,凡是经历过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忘不了当年在歌舞厅抢着比摔人头马XO的个体户们,媒体的真正悲剧在于那时我们的教育中尚有社会责任感,能从当时的文字中找到正义与反思,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媒体的字里行间却找不出这种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鲁迅先生若天上有知,一定会给媒体写下新的《狂人日记》。也许正因为如此,外地中小媒体才应该深刻反思,至少保持京城中央媒体的冷静、客观,这才是真正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否则就是辜负了消费者对媒体的信任,不要误以为敢与国际名牌叫板就是好记者,与其利用社会强势人群中的亿万富翁叫劲儿,不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温饱,你可以不用去过份关注中国6万辆奔驰的车主,你可以关注1800万辆各类机动车的车主,你可以关注3000万农用车的车主,你可以关注3亿辆自行车的车主,甚至8亿没有成为任何车主的百姓……
作为汽车媒体,截止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媒体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的"檄文"外,大都保持着低调,并不是这些专业媒体有什么顾虑,而是其中有着"剪不清、理还乱"的纷繁头绪--相关法规的缺陷、技术和设备的缺乏,专业人才的匮乏、厂商的观望等等,构成了专业媒体的沉重负荷,任何更深层次的探究,都无一例外地触及体制的积痼;中国汽车产业作为幼稚产业正在经历一场过度期只有三四年的阵痛,内忧外患已成为这些专业媒体人士心中无言的痛楚。其实砸奔风波是业内每年20多万起相关质量纠纷中露出的一个角落,老三样、夏利、奥迪、英格尔等几乎每个知名品牌都曾为用户的投诉所困扰,作为专业媒体中的一员,我本人也为用户的合法权益呐喊过,只是砸奔风波改变了不少我对中国汽车用户自身的看法,既然可以把一辆好端端的汽车为了"义气"而砸坏,为什么就不能捐出这辆大奔拍卖,给社会上的8000万贫困人口做点滴慈善事业呢?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作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汽车市场,良莠不齐的汽车消费者们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素养和技能呢?这些正是摆在汽车专业媒体人士面前的"MBA案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呼吁行业立法,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有法制框架下向广大汽车用户,包括潜在用户普法,所谓社会强势群体如此,平头百姓又如何?现在不掺和并不意味着不反思、不行动,更深刻的笔触,更犀利的文章将会在浮躁喧嚣之后浮出水面。同时,也应看到非汽车专业媒体的报道使这场风波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是相对封闭的汽车专业媒体所不具备的应力,在技术性、专业性的内涵中注入社会性,更能引领汽车行业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这也是我本人一贯倡导的"行业新闻社会化"。
另外,在砸奔风波中法律界人士表态明显多于汽车界人士,这一方面说明汽车消费领域的法律空洞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界正在重视这一领域;不过汽车界人士却不如法律界人士那么"开通",固然与了解这一行业扶不起的阿斗似的现状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刻意低调,以免引火烧身自家品牌,而是在配合国家制定"三包"政策方面亦显示出"怠速过低",这些行业弊端也在这场风波中凸显出来,与鞭挞在这场风波中推波助澜的媒体黑哨一样,厂商中的这种消极亦受到批驳。
非常汽车网谢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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