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创造自主品牌比形成开发能力更难

　　“加快培育与发展自主品牌”系列报道对话之二“创造自主品牌比形成开发能力更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与本报记者程远对话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记者：现在大的汽车跨国公司都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争相扩大生产能力，中国是不是一定会从作“世界汽车工厂”中受益？

　　陈清泰：历史上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都伴随东道国技术上的突破，没有技术的突破，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即使有某种可能，经济效益也不会好，因为增值最多的部分掌握在别人手里，你只不过是卖苦力。借助当前世界工业结构调整，一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机会，推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把它作为一个起点，是件非常有利的形势，但如果把它作为终极模式，一味复制别人的产品，不能由此而发展出自己的技术和品牌，那么眼前的一切只是昙花一现的“无根产业”。

　　记者：为什么自主开发、自有品牌会成为中国汽车对外开放、快速发展中的一块“短板”？

　　陈清泰：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整个社会容易浮躁，追求速度，急功近利，耐不下心来做扎实的技术性工作，包括技术开发、品牌创建等。企业投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对应低水平扩能的厂房、设备投入，往往是过去的复制，收获的是产能的提高，在市场受限情况下，效益会下降，一些行业的恶性竞争，就是这样造成的。对技术和品牌的投入，目的是创新，收获的是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会开发出新的用户和市场、提高核心竞争力，但有风险。现在中国企业真正在技术开发上的投入，远远落后了。技术上没有投入，怎么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技术，独特的产品？记者：中国汽车能开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吗？

　　陈清泰：技术开发是一个积累的问题。我是搞技术出身，上世纪70年代闭关锁国时期，二汽成立了比较完整的技术开发体系，聚集了2000多学科配套的技术人员，从产品设计到工艺，材料，检测，后来计算机也上了，又搞了汽车实验场，依靠自己力量开发出多种越野车和卡车，曾被军队誉为“英雄车”。从全国看，红旗、东风、北京212，当年都是在没有外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如果按这个路子持续走下去，再加上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我们的自主开发能力一定会不断加强。

　　记者：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干不了了，或者说不干了？

　　陈清泰：对外开放之初，国家引进技术三千项，使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但由于体制和机制落后，企业尝到了甜头，然后第二次引进，接着第三次引进，最后由封闭式自主开发，转变成技术依赖，什么不行就引进，再后来只要是外国有的就引进。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转变？

　　陈清泰：对这个转变，我是亲身经历了，也感到很无奈，如果我们坚持自主开发，竞争对手不这么干，肯定他比我们跑得快。别人全盘引进的轿车项目上了，我们如果再从头做起，搞自主开发，至少要落后10年、20年。企业毕竟是个经济组织，要赚钱赢利。这就是现实。

　　模式不同导致结果不同

　　记者：这么说来，没有自主开发能力，是企业一味追求近期利益的结果了？

　　陈清泰：如果只是个别企业不倾向技术投入，可能是企业自己的决策问题，有那么多的企业在技术开发上都投入不足，就要考虑政策导向问题。我们知道汽车产品开发，一种是正向过程，一种是逆向过程。正向过程是从产品设计到试验，最后到生产销售，几千种零件全部做出来，开始出第一辆车。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投入是巨大的，整个过程只有投入，没有收益。而引进产品是逆向过程，没有掌握技术，没有自己的零部件，有一个空壳厂房就可以SKD装车，销了车就有现金流，就可以滚动起来。没有多少投入，很快就有收益，有了收益再把总装厂建好，然后建油漆，建焊装，再考虑重要零部件，如发动机等等，若干年以后再考虑要不要自己搞技术开发。两种过程，企业的风险不一样，经济效益不一样，企业怎么过日子当然就不一样了。这种逆向过程一旦出现，后续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有更多的企业走上这条道路。

　　记者：这么说，是引进合资必然导致的结果了？

　　陈清泰：问题绝不是初始的技术引进不对，而在于后来的消化、吸收、创新没有走下去，只是停留在引进，引进，再引进。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政策把握上，既能利用国外技术，又能使自己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找到一个结合办法，是值得反思研究的问题。

　　记者：中国汽车从来没有说过不要自主开发，想学韩国没学成，不想学巴西反倒和巴西差不多了。

　　陈清泰：这和汽车产业的整个政策设计有关。我们缺乏一个中长期的构思，在未来若干年，我们想从汽车产业中获得什么，目标如何设定，实现这个目标有哪些步骤、措施，政策体系没有一个整体框架。很长时期，汽车一直处于争论中，在总体目标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缺乏研究汽车国家战略的热情，却热衷于不厌其细地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审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就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记者：大家心里想的都是自主发展，最后却变成了人家的附属。

　　陈清泰：汽车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产品，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国门开放之前，国内是一个独立的市场板块，此时我们可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坚持自主开发，尽管我们开发的汽车质量、档次、水平比国外差一点，但是别人进不来，市场还可以接受。这样就给我们提高技术开发能力留出了一段宝贵的时间。随着市场不断地扩大，产品大体和国际上相近的时候，再逐渐放开市场，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就不致因开放而遭受打压，反而随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提高。

　　记者：我们过去不正是高关税、进口配额，保护得很厉害么？

　　陈清泰：失误在对国内汽车厂家没有放开，不仅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卡得死死的，像一汽、二汽这样的骨干汽车厂，连开发新车的权力也没有。按说在市场边界打开前，应先放开国内汽车厂，让它们充分竞争，放手发展，水平上来了，再把边境打开。实际的做法是把中国人自己的手脚死死捆住，先把外国人放进来。内部放开比对国外开放慢了半拍，所以我们的保护措施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保护失效。

　　大国应该要有知名品牌

　　记者：这些年老百姓对汽车工业抱怨很多，高保护、高价格，最后还没本事。

　　陈清泰：我们要很好地反思一下汽车产业政策。中国汽车工业今天取得的成绩，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也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政府应在影响公众利益的环保、安全、能耗等重大问题上进行社会性管制，至于企业要不要投资，开发什么车型，什么规模，我看没有必要再管。现在汽车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去年有一家汽车厂，卖了6万辆车，销售收入90多亿元，却赚了20多亿元。过高的利润，势必引导大家都去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市场进一步放开，竞争充分了，平均利润下降到和其他产业大体相当，状况就会正常一些。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汽车工业还有必要搞自主开发吗？

　　陈清泰：作为一个大国，要有一些知名品牌。汽车如何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实现某些重要技术突破，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汽车制造业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强化自主开发，不仅从国家利益考虑应该这样做，企业的积极性也在提高，即便是合资企业，也会有积极性，因为中国的汽车市场规模很大。海尔、华为、用友等企业就因技术开发的投入，提高了竞争力。飞利浦愿意把某些开发技术部门向中国转移，摩托罗拉在中国建立了技术中心，通用电器也把一些医疗设备的技术开发向中国转移，这说明外资企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还要用白领的智力资源。有的跨国公司宁肯把它母国的白领岗位减少，也愿意向中国转移，这个趋势非常可喜，说明中国现在不仅有加工制造优势，而且有进行技术开发的优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记者：那么，中国汽车工业搞自主开发，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还是有希望的？

　　陈清泰：从大的方面看，没有规模搞技术开发，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现在不仅汽车整体规模上来了，相关工业的能力也上来了，零部件、配套服务都上来了，产业积聚效应有了，支撑技术开发的条件具备了，不像过去我们在二汽，请客吃饭要从养猪种菜开始，因为没有基础，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条件具备了，是不是企业就会自觉地去搞自主开发？

　　陈清泰：这时候政府政策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去年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技术开发上，而不是一味增加产能。创造一个品牌很不容易，企业要有技术和资金投入，国家应该有政策投入，两个层面的工作都要做，最终形成一种企业自觉的技术和品牌创新机制。

　　记者：中国汽车工业经过了闭门造车，引进再引进两个阶段后，现在面临第三次转折，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搞自主开发？

　　陈清泰：不能认为自主开发就是闭门开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是自己创造的，也可以是买来的。经济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不需要事必躬亲，把别人的优势，组合到自己的身上，就成为自己的优势。自主开发，从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起步，比较实在，也是可以做到的。这种开发，中国技术人员可以参加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提高，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从某一个平台上开发中国型的轿车。

　　对有前景的企业要支持

　　记者：有人说政府很器重三大企业，三大家却都傍了洋大款，反而是小企业，哈飞、奇瑞在搞开发，这是为什么？

　　陈清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发生些变化，一种可能是现在搞自主开发的企业，一旦有条件引进，也去引进了，也走到其他企业的路上去了。也有可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品牌，有自己专门的客户，有它的细分市场，保留自己的特色。还需要再看看发展。

　　记者：“三大”汽车企业会怎样发展呢？

　　陈清泰：“三大”企业可能规模继续扩大，在将来的市场分割中，各自占有一块。先从中国市场的适应性的产品改进开始，进一步搞中国化的车身，再参与平台的开发。这种开发和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开发有很大差别，是国际化分工中的一部分。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能保留一些中国原有的品牌，应该说企业是做了努力的。比如东风和日产合作，保留了东风卡车的品牌，但将来出口，国外能不能接受这个品牌？还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要求跨国公司平白给你造就几个中国品牌，难度很大。

　　记者：自主开发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但创立自主的品牌就有问题了。

　　陈清泰：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比如说海尔，它就闯出来了。从这里看到了一个希望，过去谁知道有索尼？二战以后呼呼就起来了，但这要有策划。创建一个牌子，需要做持续多年的努力，没有投入是不行的，但只有投入，没有良好的策划也是无效的。

　　记者：耿昭杰同志和我谈的是品牌问题，实际上是在讲自主开发。自主开发和品牌是一个同质的问题，但又不是一个完全雷同的概念。

　　陈清泰：自主品牌并不一定完全要自主开发，两者是可以适度分割的。技术开发是积累的问题，某些技术还可以买，但品牌是文化问题，买了品牌你只是成了股东，很难取得文化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品牌更加重要。

　　记者：你是讲品牌比自主开发更重要吗？

　　陈清泰：或者这样说，创一个品牌比形成技术开发能力更难。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汽车，但品牌问题并不是汽车独有的，中国是个服装大国，但是有什么知名的服装品牌？还有家电、电讯产品等。品牌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要让用户认可，相当困难，对一些有前景的企业，要支持他们持续地去做工作。

　　记者：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公司会把技术开发部门转移到中国来，也自然导致中国自主开发能力的提高了？

　　陈清泰：如果我们的政策稳定，会是这样的趋势。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有条件地推进这类转移。技术开发能力的重要载体是掌握了技术的人，在这种转移过程中我们会成长起掌握了不同层次技术的人员队伍。随着人员的流动，是技术的扩散，整个国家技术开发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跨国公司白领岗位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