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禾，中国汽车召回制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在中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汽车召回制)颁布并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之际，本刊独家专访了这位焦点人物。汽车召回制从孕育到诞生，其间种种坎坷周折，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将由这位亲历者告诉你。

　　10多年前，郭禾在江苏与安徽交界处某市场上，遇到位奇怪的卖米老人，他面前放着一袋米，旁边还放着一袋沙。顾客买1斤米，他只称9两半，再搭5钱沙子。郭禾被这位老人怪异的做法所吸引，问：“顾客买1斤米你凭什么少给半两？”老人说：“我不是还搭进去半两沙吗？”郭禾说：“顾客买的是米，又不是买沙子，其他卖米人都没有像你这样做的！”老人说：“你去看一看他们的米里有没有掺沙？”

　　2004年4月，郭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老人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沙都掺在米里了。”米里掺沙在当地市场多年来都公然存在，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市场诚信交易的规则。后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则更恶毒：毒大米、毒火腿、毛发酱油……所有这些已经把人应具备的正常的市场经营观念都摧毁了。相比之下，那位老人是可敬的，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与扭曲了的市场抗争，要向默许纵容的消费者、肆无忌惮的售假者和社会证明些什么。

　　老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郭禾心里，当记者采访时，他首先讲述了这个故事。学者郭禾沉稳而平静，回忆中不时透出智慧的光芒。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何要做产品缺陷研究”时，他说：“社会有此需求，对老百姓有益，又确实能成为课题，为何不做？”

　　聊出来的课题

　　郭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一位民商法专业、在象牙塔里教书育人的法学博士，如何关注起缺陷产品？又如何成为中国汽车召回制课题组的组长呢？

　　“我不是汽车厂工人，也不是司机，不像直接在汽车产业基层的人以此为生。因为一直工作生活在学校，不需要经常面临汽车的威胁，即便是某一车型不安全，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给我带来灾难。汽车召回与我的个人利益并不非常密切。但是，汽车召回对老百姓有好处，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公众的需求来看，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初审报课题时有两个单位，一是人民大学法学院，二是中国标准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人大法学院的人组成，郭禾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的尹旭峰是课题组的重要成员。后来课题组在工作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如中国机械联合会、公安部车检中心等，最后课题组成员达到15人。

　　“这个课题绝对不是从书本里啃出来的，而是我们聚会时聊出来的。”汽车召回问题最先反映在国家质检总局的工作中，“三菱事件”的发生，无疑是一个导火索。汽车存在设计缺陷该怎么解决？当时质检总局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虽然拿质量法原则处理也可以，但具体操作上如何解决却没有。“我们在2000年春节前后报的课题，当时是作为科技部的课题立项的。有一天，我与质检总局法规司的朋友聊天，他说质检总局质量司也正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两家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其实召回制的出台是诸多方面因素汇聚到一起而诞生的，质量司在遇到政策法规问题时要与法规司沟通，作为国家主管质量的政府部门，国家质检总局就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当时也正对此感兴趣，所以一触即合。”

　　在2001年2-3月份，国家质检总局曾同课题组开过一次会，希望课题组的课题能同质检总局的工作更加紧密地协调，最后有一个产品出来（就是现在通过的汽车召回制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将尽可能为课题组的研究提供一些方便，汽车召回制规定由课题组负责起草，起草过程中接受质检总局的意见。郭禾坦城地告诉记者：“实际上不是我们主动去做，而是受质检总局的影响才做起来的，有很多具体设想需求也是由总局提出来的。”

　　从责任误区突围

　　2000年年末，郭禾开始做产品缺陷召回选题时，并没有限定在汽车上，汽车召回只是选题一部分。召回在宏观层面上内容很多，纵向切入，先从汽车行业做起，是因为汽车作为目前国内的支柱产业，比较敏感而迫切。郭禾一面做一般性缺陷产品研究，同时将汽车召回当作重点。此前，郭禾与汽车行业接触并不多，“接触课题更多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去思考的。”民商法更侧重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活动中的权益问题，消费者在合同中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护。所以开始研究汽车召回，郭禾更多考虑的是从产品质量、国外的产品责任法入手，因为这些都涉及到赔偿等问题。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实际上召回虽然与自己原来设想的产品责任有关系，却并不完全一致。

　　在2001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由质量司牵头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对外宣称开始研究汽车召回问题。当时请了很多汽车厂商一起研讨，请他们谈自己的意见。质检总局很多司长也参加了会议。“但会上谈到汽车召回很多问题都无法具体化，可行性难度很大。我一开始把它当作产品责任来做，在会讲了1个多小时，更多是从民商法角度而不是从行政法角度，或者说讲得更多的是产品责任问题而不是召回问题。现在回头看这个发言，有很多观点实际上是在我不明白的情况下谈的一些很空洞的看法。”

　　郭禾说：“刚开始我们更多考虑消费者、公众安全问题，随着课题的深入，我们发现它很大程度与政府有关系。涉及到公共安全的事，政府应该管，应该管而不管，就是失职。比如汽车出现缺陷问题，如果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就属于渎职。”

　　师夷之长“留口子”

　　2001年6月，郭禾出国到欧盟工作生活数月，当时是去做关于网络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课题。因为2000年底产品缺陷项目已经报给科技部，肯定他们要做召回课题，所以他在欧盟同时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准备。“比如，汽车轮胎召回在国外炒得很厉害，在2001年所有的国外网站上，都能看到这方面内容，甚至还有律师在那儿介绍怎么样索赔，在世界范围影响相当大。而当时中国还没有相关的规定。”郭禾先后考察过德国、法国的汽车召回，同厂商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将收集到的材料带回国进行研究。

　　仅有理论远远不够，郭禾开始深入到实际中去，他先后在上汽、交通部的一些修理厂实地调查，到过一些合资厂如通用、大众，北京的大众投资（包括神龙）征求意见。一些厂家开始不太同意，但出台汽车召回制毕竟是大势所趋，他们最后都谈了自己的意见。郭禾还积极与汽车一线人员交流沟通，把自己看到、听到的都一一记在脑海里。“那段日子，我感到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2001年10月，质检总局有关领导、课题组成员在北京长城饭店召开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国内的各个汽车厂商以及一些外国厂商，如奔驰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家谈了对召回的想法，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也介绍了在西方召回的具体操作步骤。作为课题组负责人郭禾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汽车召回的初步方案，基本确定了召回的框架。整个召回的程序，包括现在提出的主动召回、被动召回、政府干预方式等大的框架，基本上在这次会上已经公开。“这个框架其实只是一个轮廓，与国外的框架相差无几。应该说我们当时基本上参考了西方欧美的一套方式，只是在个别地方留了‘口子’，适合国情的几个问题等待下一步细化，但是大的轮廓跟其他国家没有差距。”2001年10月后，课题组就以按部就班的形式来进行细化工作。

　　2002年春节期间，有关汽车召回一些基本规定都出来了。国家质检总局的领导一直很关注课题组的进展，草案出来后，总局召集了各个厂商、消协、修理厂商、销售商，包括当时作为消费者代表的中央台视台的记者，开几次会都是对草案从各个角度谈看法。每次开会所有课题组成员都参加，参与草案里面的一些改动，不断进行调整。比如“合资企业的效率较高，管理体制较健全。我们当时更多考虑的是目前国内企业的管水平不太高，尤其是那种土生土长的企业，考虑到国情问题与国外有所不同，在一些细节上比如罚款、期限等方面，做了些调整。”

　　从课题到法规

　　2002年底，汽车召回课题作为草案以政府的名义公布于世，广泛征求公众的见。课题组是当学术课题来研究，此前这些文稿只是课题组内部的一种意见，并不代表政府。而公布的草案，或多或少已有官方色彩，至少表明政府有这样的意向。对此作为课题组组长的郭禾心情是平静的，他说，“最后那些改动，已经不再是学术研究课题的问题。虽然公布的草案其实就是课题组的原稿，但意义不一样。我们尽最大努力，付出心血和汗水，就是要拿出来让大家评议。批评也罢，表扬也罢，只要最终对社会有利，对人民有益，我们都会虔诚接受并表示忠心感谢。”

　　现在，汽车召回制已颁布，并即将实施。课题组完成使命随之解散，但郭禾却因与汽车召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召回制出台后，不断有记者采访他。对此，郭禾说：“只要对推进中国汽车业发展有好处，对广大消费者有好处，我出来做些答疑解惑工作也算是一种普及推广，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言词中表现出一位学者的静心、执著与认真。

　　2004年4月17日，郭禾准备去英国，出国前与记者通电话，他又一次提到那位卖米的老人。老人知道不应该米里掺沙，而我们汽车厂商更不应该隐瞒产品缺陷，更应该积极响应召回制。他说：“在西方很少有人会想到做假药、毒蔬菜、毒火腿，而我们现在的造假制劣却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些年我们把作为人应当遵循的正常的道德规范破坏了，甚至有人突破了本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底线。要毁掉好传统用不了几年，而要想把优良的传统重新灌输到人们脑子里，恐怕不是二三十年的事情……汽车召回制的出台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的表现，而需要我们做的，还远不止这一部召回条例。”来源：《中国质量万里行》唐哲

汽车召回落地艰难信息缺失考验企业良心

汽车召回细则即将实施 车主必须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