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谈“行”

　　看来，对于“行者”的理解是多元的，就像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实证也会不尽相同。不过，“行者”的提法比较平和，带有浓郁的文化味，颇有格调，是文明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也是事实。郑先生说，这也许就是“行者”时尚起来的原因。

　　撰文/颜光明

　　新年寒冷，瑞雪纷飞。闲来无事，正好有空拜访心仪已久的郑祖安先生，请教有关“行”的问题。我们围炉（享用空调）而坐，侃侃而谈，大有“淡于嗜欲淡于缘，别是人间不系帆。参透浮生真谛了，饥来吃饭困来眠。”

　　“在讨论行走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行者’的概念。”

　　祖安先生闲聊时提出这一个看法。我颇有同感。他认为，“行者”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概念，而是一种出游方式的改变，带有人文的色彩，会渐成一种时尚。

　　对旅游颇有研究的郑先生是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上海史和城市史专家。他喜欢旅行，在国内，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和主要的城市，在国外，他也走遍了欧美各国以及东南亚等国的主要城市。在旅行方面他很有研究，曾主编过《徐霞客与山水文化》和中法合著的《上海地图集》等书，结交了不少旅行家，如马中行和300美金走遍世界的作者等。

　　一

　　谈到旅行我们不能不提到古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郑先生说，旅行也可称作“旅游的一种”，一本《徐霞客游记》成了后人的“旅游攻略”，他的足迹就是一本很好的旅游线路图。我开玩笑说，这是徐霞客用一生换来的成果。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这样，他的出名就是靠他的游记而名扬天下。今天看来，他们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现在有汽车就大不一样了，一年半载就能跑遍世界。如最著名的就是余秋雨写的两本当代“游记”《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再有就是“汽车疯女”廖佳的《欧亚远征》也没用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更奇的是，潘石屹用一周的时间就弄出一本《西行45度》（摄影集）。以前看似艰难的事，现在变得简单起来了，自驾旅游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门对门的出行方式淡化了距离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亲近。由此刮起的“行走之风”热闹了起来。

　　这是古人与现代人之区别。仔细寻思，不就是交通工具的改变？我曾采访过著名哲学诗人赵鑫珊，他在跪拜香格里拉山时说，如果没有三菱吉普将不知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攀到山顶。后来我在他的 《我眼中的香格里拉》一书中多次读到他提及汽车旅行的方便等。而余秋雨的《 千年一叹》就是在轮子上写成的，洋洋几十万字，他说“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而让我见到的最奢侈的汽车旅行者要数美国华尔街著名金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开豪华车，住豪华宾馆。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携带女友开着奔驰特地为他改装的吉普车（现在叫SUV）还拖着一辆特制的行李车进行全球“千禧之行”。从车辆配置到通讯设施 ，应有尽有，还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保驾护航等，几乎武装到牙齿了。

　　这样的旅行能叫旅游吗？我的质疑并不是反对这样的旅行方式，而是在想，这些都是有主题的“旅游”，已跳出了“凤光之旅”的狭义范畴。郑先生说，对于文人学者和商人来说，旅游已经不是单纯的旅游，有时则被异化为“学术之旅”或“文化之旅”乃至“商务之旅”等等，染上了“功利”的色彩 ，这与徐霞客时代的旅行已有本质的不同。

　　“以身许之山川，舍生忘死。”

　　郑先生说，这是徐霞客“以求知而探险”，走出书斋，投身自然，万里遨游。以今日之眼光，恐怕是件苦差事，谁愿意？距今三百多年来，徐霞客游记成了一本千古奇书。事实上，徐霞客的出行方式，到过的地方，以及他所考证过的名山大川以及名胜古迹，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种“探险”的成果，而我们对徐霞客的研究还远没有从精神层面去深入探索，他的行踪研究至今还是个迷。相比较而言，现代人的出行方式要轻松多了，变成了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属于文化消费之类等。祖安说，即便是如此，真正的旅游还当属“无限风光在险峰”最具生命力。

　　这就道出了旅游的魅力和问题之所在。

　　二

　　我在想，当代人很少像徐霞客那样把旅行作为职业，或作为一种学问去研究，多数是被当作调节生活的一种手段而联系在一起。不过，也有例外，如好几年前因徒步罗布泊而壮烈的余纯顺，则把旅行当作了职业，以探险为乐。但他很孤独。我曾在四川路桥上看到过他为筹集旅费帮人修过自行车，成功之后我曾采访过他的父亲，谈起儿子的壮举老人一脸的荣耀，只会借报纸的话说，“儿子是当代徐霞客”，至于儿子的举动究竟为了什么，却一脸的惘然。还是我的朋友强荧讲到了根子上，“余纯顺用生命的一击，为我们上海人增添了阳刚之气。”

　　也许触动了上海人的隐痛，一个久违了的称谓“壮士”在上个世纪末的上海飘荡起来。这是一个与街市格格不入的身影，却是一个时代真实的投影。

　　“这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郑先生说，最近余秋雨在电视里与曹可凡的对话中说，他在所有的头衔里（院长、教授、学者、作家、行者）最看中的是“行者”，并以此作为最好的称谓。这在学人中颇能引起共鸣。他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有古训，今天则是一种智者的形象。试想一下，当眼界与见解结合在一起时不就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赞同行者的提法。”郑先生说，对文化人来说用“行者”来概括一种理念的追求比较妥帖，这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其实对普通人亦如此，思想的质量往往与见识多广，所涉及的世面有关。难道人存在仅仅是为了生活而生活？

　　三

　　最近新闻晨报以“城市学家的独特旅行”为题，整版介绍了祖安先生。其中有他在法国、瑞士和美国的旅行经历，也有他对旅游的独特体验。我向他请教，城市旅游应该看什么？他说，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有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其一是城市中最好的大学，另一个是城市中最好的宾馆。这是为什么？他解释，前者代表了城市中最为浓郁的文化氛围，后者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发达程度和建筑中的最高水准。

　　这正好概括了旅游的两个重要层面，以及旅游的目的。我不敢说这是对城市旅游的经典总结，但至少对我认识旅行（旅游）是个很大的启发。

　　在所有的旅行中郑先生是带着研究的“眼光”在旅行，他自称“学术之旅。”如在法国作为学者访问期间考察了周边的城市，完成了曾获法国地理学会最高奖的《上海地图集》（法文版），还促成了“里昂先生画册”（反映上海旧貌的图片）的回归。在英国牛津大学作学术访问时，不仅查到了1845年上海英租界形成时的《上海土地章程》的原件，还在瀚海般的卷宗中发现了早期英国领事馆的两份居留人登记表（一份结婚登记表和一份死亡登记表）。这些资料的发现后来都被郑先生写成了租界形成和外国人在上海的重要学术论文 。同时在英国的旅行时他还考察了伦敦，并与上海作了两座城市的比较。最后发现，商业高度繁华、文化场所众多、主干道两侧小街纵横等，都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这正好应验了古人所说，“处处留心且学问”。

　　去年五月，郑先生约我去江湾场机场亲眼看一下上海市区的“最后一块湿地”。他要我骑车去，行动可以方便些。后来我才知道，几十年来郑先生的学问就是用双脚和自行车“踩”出来的。在郑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位于旧机场中间的一块湿地，还有抗战时日本兵留下来的指挥塔、调堡、军械库、废弃的机场跑道等。这无疑是一次历史原生态的免费旅游，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真实的过去，以及我以前所不了解的另一面，真是受益不浅。在新奇的背后，浮想联翩，萌生了许多想法，有关人和城市及历史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俩在这荒芜的机场里整整兜了一个下午，当夕阳西下时，我才理解了一个城市学家的艰辛和他眼里的兴奋点在哪里。后来他又带我去看了上海幸存的最后一个马棚，以及最后一个消失的三轮车站头遗址……

　　这使我对行走文化有了最初的认识。尤其当我漫步在老城厢的“弹硌”路上时就会想到郑先在《海上剪影》一书中所介绍的上海过去的人和事。他知道我对汽车感兴趣特地送我一本他新近出的书《老上海十字街头》 ，里面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旧上海各种各样的汽车，有卡车、公交车、长途车、救护车、巡回医疗车、救火车、警车和囚车；也有小汽车、出租车、电车、洒水车、工程车，甚至有马桶车；还有原始的马车、小车、榻车、老虎车、人力车和三轮车等。无花八门，稀奇古怪，活脱脱地展现了旧上海的市井风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郑先生在书中写到，“在上海，上街还能看什么？人行道上看的是人和橱窗，如果向‘街上’望去的话，那么就是这令人目不暇接的车水马龙了。”

　　 祖安现在是研究苏州河历史的专家，也是研究法租界的知名学者。在他的书房里，能找到旧上海的方方面面的资料，包括常年积累的图片等，这都是平时不断收集的结果。他曾在文庙欣喜地发现了一本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一位中学生写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和中学生的精神状态。当场出高价卖下。祖安说，书房里的一些珍稀资料就使这样“淘”来的。最近，听说提篮桥的人行天桥要拆掉，他马上闻讯就去把这即将消亡的人行天桥用数码相机拍了下来存进他的电脑里。他感叹道，现在的影像资料比文字资料还要重要。随着旧城改造，这样的抢救显的格外重要。最后他幽默地说，现在的提篮桥真的没有了桥。

　　四

　　从旅行到“行者”，这是一种超脱，真正步入了精神放牧的境地。

　　郑先生说，他也是“行者”的积极响应者，唯有“行者”才会获得体力和心灵上的充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知识结构的改变与提高人们对“行者”概念的认识会变得清晰起来，就像今天人们对“健身”、“旅游”、“素食主义”、“简约化生活”的倡导一样，会更好地与周边的环境及人和谐地相处。

　　回过头来，我又想到了好几年前余纯顺说过的话，“走了八年，倒是从无知走向充实，从浮躁走向稳重，从浅薄走向高尚。”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 “鸟儿却已飞过，天空未留痕迹.” 。对于徒步中国，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今天有人理解了，能有这样的感悟不简单。而在当时有人说余纯顺不是在犯傻？或简单地把他当作了“英雄”。因为壮士从不急功近利——徒步是一种境界。

　　再回过头来看，余秋雨对行者的解释。他说，“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塞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井，任何各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当然，余秋雨不会选择像李叔同那样的“出走”方式，但他对“行者”的推崇却是令人思索的。

　　然而，在新的一年里谈论“行”的话题时，还是罗杰斯留给人们的印象最深。五年前，他在金茂大厦接受采访时说，“站在这里我看到了漫天飘舞着的都是金钱，现在没有一个地方要比上海来得赚钱容易”。作为与索罗斯共同组建过“量子基金”的华尔街金融家他把千禧之旅当做了一次全球性金融投资的实地考察。从他的旅行策划中，就不难看出这位行者的商业智慧被淋漓尽致地凸现了出来。于是，他的行踪成了新闻（被当作寻找投资金矿的指南针）。他说过，现在在上海买垃圾股将来也会发财。我不敢说这话是否应验，不过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感觉是对的。而他两次（1990年、2000年）全球旅行都获得很大的成功这也是事实。他用一个西方金融家的眼光，洞察了世界各地的投资机会。现在看来，他的实证分析是任何财经报告都无法包容（把旅行考察写成书），成了财经畅销书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罗杰斯对“行者”的感悟是什么？

　　“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看清它的真面目。”

　　这位金融投资家在他的《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一书中写到 “我要站在它的地面上去看，去真实地了解踏在我脚下的这个星球。”

　　看来，对于“行者”的理解是多元的，就像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实证也会不尽相同。不过，“行者”的提法比较平和，带有浓郁的文化味，颇有格调，是文明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也是事实。郑先生说，这也许就是“行者”时尚起来的原因。

（ 责任编辑：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