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有话就说：放松治超标准有害政策信誉

　　自打1994年在东风公司听说货车超载几倍这等荒唐事情，迄今整整11年了。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普通社会现象，竟然愈演愈烈，以至最终需要国务院出面，国家发改委、交通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安全监管局七大部委联合治理，而且决心一下就是三年！“七部委联合行动”，动用的绝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部委的资源，必然牵动全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加起来总的社会成本有多高，代价有多大，恐怕没有人能算得清楚，也没有人去计算它，反正政府部门做事，从来不去计算成本的。

　　大货车超载对道路交通所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可谓罄竹难书，这几年揭露得很充分了，不必赘述，但问题是，当初为什么要“养虎遗患”？

　　当年，严格按照规定标准生产的企业，销售利润并不丰厚，而一些非法的改装厂，却能牟取暴利。企业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却置若罔闻，不想作为，任其泛滥成灾。

　　如果当初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岂能酿成今天这样的严重后果？违法者得益，守法者吃亏，谁还愿意守法？一时间载货车中，所谓的这个“王”，那个“王”，统统都是“超载王”。据统计，全国“大吨小标”车辆，一度竟然占据全社会车辆的80%以上，真是触目惊心！民间有句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000年以后，虽然原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都多次发文，组织了几次大规模清查治理行动，但最后都无果而终，超载者躲过风头又故伎重演。

　　对于超载，有人以“全世界都超载”自我解脱，说什么在美国也超载，岂不知美国的所谓“超载”，充其量也就超载10%，这比我们治超允许超载的标准还低得多，哪像我们一超载就是300%、500%？

　　2003年12月1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个省区市，联合治理公路超载，这次行动，决心下得很大，付出的成本也很高昂，仅北京市就动员了公安、交通、交管、路政等多个部门，数百名人员，在10个远郊区县设置站点26处。但毕竟超载是全国性问题，汽车又是装着轮子到处跑的，局部地区如何能“彻底”治理得了？

　　在总结京津晋冀内蒙古五省区市联合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去年5月，国务院成立全国治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并从5月中旬开始，在全国统一治理超限超载，有关部门分别在生产、发牌和使用环节把关，并针对“大吨小标”车辆进行恢复标准吨位的工作。

　　这次治理开始是认真的，措施也是有力的。2004年，仅北京市就出动治超执法人员614700人次，其中交通部门404477人次，公安部门210223人次，检查车辆1252529辆次，卸载车辆50919辆次，卸载货物40.38万吨。“大吨小标”车辆恢复标准吨位21274辆。交通部官员称，全国超限超载车辆由过去的80%～90%下降到10%左右。运输价格稳步回升，货运市场进入良性发展，因超限超载运输导致的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也明显下降。

　　汽车销售情况也反映出治理效果来。由于禁止超载车辆上路，长期存在的运量不足的矛盾得以缓解，“大吨小标”车辆不再吃香，按照标准生产的汽车销量大增，在汽车总体销售增幅下滑的情况下，重型车销售却超常增长。据一汽、东风、中国重汽反映，过去七八月份是载货车的销售淡季，去年却出现了“反季节”的销售高峰，重型车销售全都创历史新高。据中汽协统计，2004年6月，汽车销售环比下降4.3%，重型车却增长了10.35%，7月和8月重型车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汽车总体环比分别增长-8.98%和-10.5%，重型车却增长了4.34%和32.51%。2004年整体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5.5%，重型载货车却增长了44.98%。

　　但是对交通部官员所称的治超效果，企业却表示怀疑。因为市场反馈的信息并非如此乐观。先是一些地方对运菜送奶的车辆网开一面，后来出现全国性缺煤少电，对运煤车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入秋冬季节，为了保证用煤取暖，不少省份提高了禁超标准，将允许超载率由20%提高到50%，有的省区则干脆撤销了检查站。市场销售情况，9月份重型载货车与汽车整体增长幅度相同，11月重型车增幅更比汽车整体增幅低6.17个百分点，到了12月，重型车销售比11月又下降了28.75%。不难看出，重型车又重新受到市场冷遇。

　　一些地方出现的这种“反弹”，表面上打的是“关心群众生活”的旗号，实质还是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其造成的后果不仅让刚刚取得的禁超成果毁于一旦，将使国家付出沉重代价的治超成果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使政府失信于民，守法者的利益再次受到损害，顽固分子的违法行为又一次得逞，我们的政策规定，还有没有尊严？！(程远)

（ 责任编辑：余建约 ）